文艺报、中国作家网提到博主长篇纪实文学《铁血英雄》
2012-06-01 10:45阅读：
灾难考验民族意志文学反映民族精神
——“抗震文学与中国精神”研讨会纪要
朱丹枫(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灾害的伟大实践，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不竭源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些文艺工作者耳熟能详的词语，在此时此际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文艺根植于大地之上、人民心中，艺术家从来与人民血肉相连。人民的痛与泪、坚韧与奋斗，也当是文艺作品的歌与哭、骨与肉。对此，身处抗震救灾最前线的四川文艺工作者感受尤为深刻。在抗震救灾最初阶段，他们以诗歌、散文、曲艺、音乐、摄影、美术、书法等各种文艺形式表达内心的哀愁和悲痛，塑造大爱无疆的英雄群像，赞美坚韧顽强的生命意识，讴歌崇高伟大的人性光芒。在这一特殊时期，抗震救灾催生出绚丽的文学艺术之花，成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的见证，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汶川特大地震过去一年了。当我们渐渐地从悲伤中平静下来，在痛定思痛中回首这场特大地震时，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没有搁下自己手中的笔，他们以更强烈的责任和使命，对这场灾难从人类意义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从废墟和废墟底下已经冒出的新芽中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意识、命运意识、人性光芒、人文关怀、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的精神力量。这是灾难必然带来的社会进步，这是灾难带给作家、艺术家历练心智的成熟，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这样思考以后的文艺作品，才具有文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抗震救灾主战场的四川，大力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火热生活，大力提倡抗震题材文艺创作，用文艺形式积极颂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实践和升华伟大的民族精神，应当而且必然成为四川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因此，由四川首先提出“抗震文艺”，这是时代和历史赋予的必然要求，也是四川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体现了四
川省委的文化自觉、四川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这不是一场号召，也不是一场运动。但它同时也是号召和运动，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然融合，是四川文艺界在经历艰苦卓绝之后的一次集体呐喊。
灾难考验民族意志，抗击灾难同样能够锤炼升华民族精神，形成民族精神新结晶。以从容直面灾难，以自信应对灾难，以理性反思灾难，以艺术审视灾难，这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文化体现，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精神体现。我们坚信，“抗震文艺”必将成为四川文艺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持久、最自觉、最丰富的一场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运动。我们期待，“抗震文艺”之花在饱经沧桑和磨难的中华大地灿烂盛开，并以其独特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新中国文艺的绚烂奇葩！
吕汝伦(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文学界作出了直接、快速的反应，创作了大量反映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的同时，也使人民群众找到了心灵的精神家园，得到了精神的慰藉。
在这场大灾难面前，诗歌成为人们表达悲痛的路径。大量的地震诗歌如“井喷”一样出现。有关单位争分夺秒，在第一时间将这些创作整理成书。2008年6月，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家协会选编的《向生命致敬——四川抗震救灾新创诗歌选》出版；
2008年9月，四川省作协选编的《大爱同行》出版。2008年10月，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协选编，星星诗刊社编辑的《瞬间与永恒》诗画集出版。此后，来自重灾区的什邡诗人黎正明在震后一个星期创作出的反映抗震救灾的诗集《章洛悲歌》出版，德阳作家蒋大海近一万行的长诗《大地震长歌》出版，汶川县诗人杨国庆的长诗《汶川之歌》被列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也于近日出版。在创作、编辑、出版优秀诗歌作品的同时，四川省作协、星星诗刊举办了众多的诗歌活动，其中2008年6月13日至14日举办的以“有爱说出来”为主题的大型群众诗歌朗诵会和2009年5月7日举办的“铭记5·12：这里是四川这里是中国》大型配乐诗朗诵会，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为四川的抗震救灾凝聚了精神力量。
继诗歌“井喷”后，报告文学以其特有的纪实性，文学性、厚重感和现场感，成为四川抗震救灾文学作品中的亮点。重灾区绵阳市作协创作出版的《挺起不屈的脊梁——5·12特大地震绵阳抗震救灾纪实》《回望北川》《铁血英雄》《八级大地震四川安县》《情系汶川》等多部报告文学集，广元市作协组织出版的《惊天动地——来自5·12汶川大地震中灾区广元的报告》《幸存者说》《东河口恋歌》《青川情》《震不垮的广元精神》等报告文学集，成都市作协组织出版的《震中一日》，四川天地出版社推出的“四川抗震文学书系”——《蜀中巨震》《5月·国殇·成都人》《三日长过百年》和《浴火重生》部队作家杨景民的《感天动地铸医魂》、四川省作协王敦贤、苗勇创作的《见证天使》谭楷创作的《大震在熊猫之乡》等作品，全方位多视角的反映出抗震救灾的生动现实，展现出灾变中的人性之痛和人性之美，展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都江堰殷波、王国平整理的《现在的我们——都江堰“5·12”幸存者口述》，绵阳作家阿建的《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等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对“5·12”地震这段历史进行了真实的记录。裘山山创作的长篇纪实散文《亲历五月》和母碧芳的博客文集《北川殇》以情感取胜，在第一现场记录下众多勇敢者的第一时间，记录下灾区人民经历的独特性和面对突发灾难的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现场感。李牧雨创作的长篇儿童文学《亲亲伙伴》，也成为震后抚慰孩子们心灵的良药。
回顾一年来四川抗震救灾题材文学创作的成果，我们感到抗震救灾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充分说明了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学创作的丰厚土壤，以爱为中心的思想、精神、道德、审美内涵需要我们用时间去解读。我们应该沉静下来，真正把握社会重大事件带给我们民族精神的意义和生命的高度，从文学意义上进行纵深拓展，创作出更有震撼力的作品，使之成为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
曹纪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
抗震救灾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是体现了人性的真善美，反映了空前凝聚的民族精神和人间大爱，是对当今诗歌种种误区的一种有力的反拨与校正。是很值得探讨的一种文化现象。
首先，巨大灾变不可复制，难得的是一个“真”字。一是场景不可复制，二是感受不可复制。惨烈不可复制，救助不可复制，对人心的巨大冲撞不可复制。不用说重灾区，就是在我们成都，那种“死过一回”的感受也是十分强烈的。在余震中写作、睡在汽车里、关注着灾区的动向，彼时情景记忆忧新。当时的写作，可以说是一种自觉与自为，不是一种刻意。所谓“痛定思痛”是小说在占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后对人性的深入。而诗歌更诉诸情感，现实不可再现则感触不可再得。历来“国家不幸诗家幸”，诚如没有安史之乱，则没有“三吏”、“三别”。
其次，巨大灾变集中考验人性，难得一个“善”字。在巨大灾害面前，人性极大扩张。人们关注灾情，关注生命，无不激发大爱。捐款、献血、施爱、施救，深入灾区采访，成了人们的自觉行动。特别是四川作家，一面救灾，一面创作，有感而发，言为心声。
再则，巨大灾变激发了作家的责任与良知，从而催生出热血之作，集中体现了一个美字，即人性之美。比如：叶浪的《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比如无名氏的《妈妈拉着我的手》，比如：《血脉能创造奇迹》，比如黄亚洲的《写在聚源中学》等等，在诗歌美学上，均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的风范。明朗、率真、流畅，感染力强，好懂好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体现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积极基因。而当时一些极尽铺排的散文式的诗歌写作，内容虽好，却给人的印象不深。这对关于“好诗”的判断，是很有启发的。
何镇邦(评论家)：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反映抗震斗争的报告文学或长篇散文，虽然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却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从各个角度、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反映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灾区人民在抗震救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中国精神。
首先，作为中国精神的主干乃是那种震不垮、压不塌的硬骨头精神。我在阅读由东汽职工自己动手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浴火重生》时，就从字里行间读到这种与自然界大灾难殊死抗争的力量，成千上万的东汽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恢复生产，“拿下百亿余元产值”，让东汽像火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张胜友的《让汶川告诉世界》、戴善奎的《蜀中巨震》等要告诉世界和世人的也是这么一种硬骨头精神：经过这场空前的灾难，中国人民更加坚强地站立起来了！
其次，作为中国精神基础的是那种以人为本、以大爱为旗帜的人道主义精神。我在读出生于重灾区北川的女作家母碧芳于抗震中陆续写成的博客文集《北川殇》时，深深感受到她那份乡情和爱心；在读两位军旅作家刘南江、张子影的报告文学《三日长过百年》时，也为他们把笔触伸向灾难中的“草根”百姓，写出“小人物”的人生轨迹、性格命运以及他们在灾难中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亲情与责任，我以为，无论是《北川殇》、还是《三日长过百年》，它们反映出的正是作为中国精神基础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既是抗震斗争的动力，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
再次，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的提升也是这次抗震斗争中思想上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构成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陈歆耕的报告文学《废墟上的觉醒》是一部反映全国志愿者如何支援地震灾区的作品，且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这部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大量生动的事例，让我们看到，参加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的志愿者的身影。对于这一次志愿者的义举，我们看到的不是行动本身在救灾中的作用，而是这种行动背后的精神意义，也就是面对废墟的一种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的提升，这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能量无限的精神财富。
陆文虎(评论家)：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许多作家迅速赶到现场，写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与山崩地裂、天惊地动、乾坤扭转的真实大地震比起来，与汶川群众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比起来，与救援部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勇敢牺牲精神比起来，与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比起来，我觉得很不相称、很不满足，特别是深感作品的厚重度和深刻性还很不够。
其实已有人创作了不少灾难文学。葡萄牙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被认为是自加缪的《鼠疫》之后疾病灾难题材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萨拉马戈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关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他的作品立足于葡萄牙民族本土，继承了优秀的民族传统，又吸收了当代文学的各种手法，创立了一种充满想像、隐喻、讥讽的小说形式，为葡萄牙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
我期望有这么一部文学作品，它描写人类的一种困境或者一次灾难，表现人间的爱与温暖，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理解，使生命重获洗礼，走向崇高。它不能只停留在记录层面，而是要想像、要创造，要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很精致的艺术面貌、很美的语言文字，总之要很有魅力、很好看。
汪
政(评论家)：
在众多的抗震文学中，四川作家在近距离中开始了难以想像的超越，完成了从灾区人民一员到人类写作者的角色的转换，显示出了独特的风格与重量，这从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四川抗震文学书系”中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套书系由《五月·国殇·成都人》《浴火重生》《蜀中巨震》《三日长过百年》组成，加上《幸存者说》《北川殇》《亲历五月》《现在的五月》等作品，四川作家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抗震的纸上丰碑，为中国的灾难美学开掘了一条思想的河流，使灾难书写呈现出审美上的多样性。
在一个信息的时代、传媒的时代、图像的时代，文学的书写应该如何作为？我以为四川作家的实践给出了较为理想的回答，简单地说，还是超越二字，是信息的超越、精神的超越与审美的超越。审美的超越指的是它是以艺术的也就是美学的方式去掌握这场灾难的，是以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和表达的，是以文学的修辞形式去叙述的。所以仅从叙事方式看，这里面有全景式的、史诗式的，也有片断式的、点式的；从叙事人的视角看，有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也有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那些以亲历者的身份进入叙事现场的作品，给人带来了同步体验的感受，不少第一人称还不是单纯的叙述者，而是主人公兼叙事人，如《幸存者说》《现在的我们》等等。《现在的我们》从被访者人物的选择到问题的设计，都作了精心的推敲，场面真实，气氛融洽，答问之间心意交融，感人至深。裘山山的《亲历五月》是经过了沉潜之后的精心之作，作家充分发挥了小说家的特长，在情感的抒发、场景的描绘特别是细节的描写上都笔笔到位，枝繁叶茂，汗液饱满，气息勃勃，而女性的细腻与温婉又使作品意绪流转，一往情深。
四川作家的灾难书写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们创作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作为非虚构的写作还未止歇，而虚构的书写亦已开始。许多作家都已经进入了新的思想与艺术状态，相信他们会有新的突破。
李美皆(评论家)：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一年来，以纪实为主的灾难写作，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伤痕”的层面，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深化。仅仅停留在表面，仅仅表现悲情，就会带来对于灾难文学的审美疲劳。眼泪不能仅仅来自我们的泪腺，而是要来自心底。灾难叙事要超越汶川经验，变成中国的甚至人类性的灾难经验和历史记忆。作家意识中要有地震，但又不能总是徘徊在地震的阴影下，要跳出地震来写地震，将地震淡化为背景或深化到灵魂。要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地震，要反映各个层次人的心态，不仅仅是受灾者和救助者的心态。灾难文学要写得感人相对容易，但要写出那种复杂性却很难，而且不能回避矛盾，只有这样，灾难写作才有可能深化。灾难写作中如何把个人情感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是一个关键。要避免属于第一反应的雷同化写作，大家都想到去写的，再怎么写都是N+1次的重复，意义不大。要超越作家的第一反应，还要等待我们的第二、第三反应，要想到关于这场地震三年后我们怎么看，五年后我们怎么看，十年后我们怎么看。灾难文学创作不能刻意作为一种潮流和运动来推动，更不能演变为一种作业，否则只会产生被风潮所裹挟的浮泛写作。如果要规划灾难文学的写作，也要分长线、中线和短线，不能只追求短期效应。
灾难文学创作还要注重审美特质的加强。作家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照相机式的写作不能产生真正伟大和深刻的作品，灾难写作不能停留在纪实阶段，而是要把握好时机，由非虚构向虚构转化。文学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应激性反应，而应该具有可持续性。
在人们对于这场地震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的情况下，灾难写作是有难度的，甚至会使作家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表现灾难现实的力量。但是，只要经过峰回路转，走出自我怀疑，重新建立起写作的自信，灾难文学的写作就会趋向成熟。
朱小如(评论家)：
我一直对灾难母题的文学艺术很关注。外国文学在这方面表现的比较多，尤其是在面对天灾人祸时常有突出的思考。比如希区柯克的《鸟》谁看了都不由的心生恐惧：生存于空间的飞物与生存于地面的人类并无太大冲突，但却不知为何发疯似的飞鸟在海岛上群起而肆意地攻击起小岛度假旅游的人们，看似坚硬的人类受到看似柔弱的小动物的死亡威胁就显得格外可怕和恐怖。希区柯克影片一贯的文学性悬念在《鸟》中如此强烈地表达了人类灾难意识的深刻觉悟。继希区柯克之后，一些的外国科幻片中也时常表达出这样的灾难意识母题，如《日本沉没》《龙卷风》等等。
在远古时代，人在面对死亡恐惧时产生了神秘主义，产生了宗教，宗教本身虽有迷信的地方，但是它千年以来并没有消失，这中间的精神性力量也是不能低估的。近现代许多文艺作品中也时常表达出这样的灾难意识母题，却又并非来自神秘主义和宗教，而恰恰是来自于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新研究和新发现，以及更多地表现出人类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理性的大胆假设。人类的良知应该是即包含着人文精神的不断积累，更要有不断更新发现的科学精神。从而才能在自然灾害降临之前做好充分的“防患于未然”的准备，才能保证人类生存的长治久安。
虽然，表面上洪水、地震、海啸均属于自然灾害，但自然灾害往往又隐藏了人祸的因素，1998年的洪水让我们学会了退田还湖。北京的“沙尘暴”天气，让我们懂得了保持湿地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意识到，反映灾难的文艺作品首先突出的应是科学理性精神，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抗”字。单纯的“抗”，总让人感觉有些单调，甚至觉得缺少那么一点“防患于未然”的警惕。我们理所当然地大力赞叹人类面对灾难的坚强，理所当然地大力赞叹抗震救灾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个人的高亢激情，但同时要加以科学理性的限定。
我们的文艺一方面要大力赞叹人类面对灾难的坚强，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学会思考面对灾难时为什么老是反映出“人定胜天”式的惯性思维。只有对生命保持敬畏，才能对生老病死的人生重新认识。但我们在尊重自己生命的同时，是否也要思考我们到底有没有尊重生命本身？
搞文学创作的人要有敬畏之心，要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我们要把人也看做自然的一部分，无论是群体的力量还是个人力量，都是自然的一环。越是面对这样的大灾难，作为一个作家越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急着做动员式的文学，要在保持灵感激情时体现人类反思的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本身的感动是不容易获得的，但是文学创作单单靠感动还不够，还要在感动中学会积极的反思。
从情感上说，我还是希望灾难越少越好。我们应当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我们应该把这一精神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去，而不仅仅只表现在抗震自救的一瞬间。因为一旦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渗透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许改变不了天灾的降临，但我们一定能避免一些能够避免的灾难。
所以说，谈灾难文学母题的创作，首先是要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向度，然后才能比较清晰地找到适合这样一种精神向度表达的审美形式。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学“井喷”现象的出现，显示了文学发生的自发性和纯粹性，但并不是说有了表达的自发性和纯粹性就等同于有了表达的审美形式。一般地说，表达的审美形式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长期积累的审美经验。比如，我们知道要反映好这样的大地震灾难，需要有足够宏大的叙事表达。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宏大的叙事”也分两种，以托尔斯泰为例。《战争与和平》是外部的宏大叙事，《复活》则是内心的宏大叙事；外部的宏大叙事容易获得，内心的宏大叙事则不易获得，外部的宏大叙事一旦失去内心的宏大叙事来支撑就会变得“大而不当”，这同样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王
晖(评论家)：
包括地震题材报告文学在内的灾难写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23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以及此次汶川地震中出现的《晋人援蜀记》《生命第一》《废墟上的觉醒》《震中在人心》《天堂上的云朵》《夜宿棚花村》等。它们从不同维度形象化地诠释了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抗震救灾精神，即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科学理性、开放透明等。西方灾难题材的文艺作品大多渲染惊心动魄的灾难，刺激观众的恐惧感，或表现摆脱灾难的方法，战胜或躲避灾难的智慧，或宣扬非理性的宗教解救等。相比较而言，中国式灾难写作的精神向度应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要表现出人类慈悲、怜悯、良知、博爱、生命至上等的价值体认；第二，要表现出中国民族精神，如“和合”意识、集体意识、凝聚意识等；第三，要表现出现代中国的新的精神向度，如志愿意识、公民意识、科学救援意识、生态意识、契约意识等。钱理群曾在震后有过这样的话语，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见陈歆耕《废墟上的觉醒》第207页)这段话是能够促使报告文学作家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反省和提升的。如果作家们具有了这样的意识和精神向度，就可以避免报告文学的工具化、快餐化和肤浅化，就可以充分展示其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优势，进而成为基希所言“艺术的文告”。
冯
源(评论家)：
倘若单纯从美学角度表达汶川大地震这场灾难民族记忆的时间维度看，诗歌、散文、纪实文学以及中短篇小说无疑是进行了领先的展示，长篇小说则似乎保持着相对静默的状态。这并非是长篇小说的不作为或者说是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小说家们的反应迟钝，而是一种较正常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现象。长篇小说毕竟不同于诗歌、散文、纪实文学这样的审美“快速反应部队”，体裁的长度、内容的宽度、思想的深度、艺术的精度、审美的高度，都要求作家有一种长时限有深度的情感积淀、思想发酵、艺术构想。
对于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题材，我们的小说作家应当树立“直面意识”和“珍视意识”。“直面意识”是指对地震中的灾难场景和救援中的诸多震撼人心的场面与细节，要有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思想认知、情感把握、智性审视态度和敢于正视的勇气，懂得如何珍藏对之的记忆，明白怎样才能把变成自己小说创作生涯里最为重要又极其严肃的精神命题之一。拥有这样的直面意识，不仅是对那些在这场灾难中离我们远去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创作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尊重。
“珍视意识”就是对此类关乎民族痛苦记忆的重大题材要加倍珍爱，进而引起我们在灵魂深度上的珍视。它富含着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更为复杂的内容，诸如一个作家应有的基本的人文良知——对受难民众的同情，悲悯的善良之心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担承和义务。
在“直面意识”和“珍视意识”的基础上，我们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创作这类表达民族灾难记忆的作品时，就愈是要有非凡的沉静之心、从容之思和美学之魂。也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如斯特拉比先生所说的“对人类追求真理有永恒贡献”的长篇小说。
（原载2009年7月30日《文艺报》第八版）
文艺报、中国作家网链接：灾难考验民族意志 文学反映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