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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示意图
图03
在今天遗址的位置几乎不存在“建筑”，即使身在其中也不一定知道。
这两座庙的名称足以让人好奇，生出遐想。关于它们的历史作用，建筑布局，建筑式样，建筑作用，几乎不见任何记载。即使偶尔见到有文章介绍，也是根据“庙”和“昭”的总体概念，作了“供奉藏传佛教神像”的解释，起着“保护三山五园”，“保护八旗兵营”的作用。
这种解释和不解释差不多，是无法满足人们对其深层含义的好奇心，特别是那些对此建筑稍有关注的人，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和规制更无法解释其中包含的神秘内容。
“圆庙和方庙”建筑出现最早的记载是《钦定日下旧闻考》（郊坰西十三）（图04）
増 宝谛寺西为宝相寺。《五城寺院册》
臣等谨按：宝相寺，乾隆二十七年建。先是，岁在辛巳，驾幸五台回銮后，御写殊相寺之文殊像而系以赞，并命于宝谛寺旁建兹寺，肖像其中。殿制外方内圆，皆甃甓而成，不施木植。四面设瓮门。殿前恭悬皇上御书额曰：旭华之阁。殿内碑二：左碑恭镌御写文殊像并赞，碑阴恭勒乾隆三十二年御制诗；右为乾隆二十七年御制宝相寺碑文。殿后御制额曰：梵光楼。寺后西行约数十步，精舍五楹，檐额曰：香林室。内额曰：幽赏亦异；联曰：红篆炉烟看气直，绿苞庭竹爱心虚。后厦亭额曰：慧照亭；轩额曰：妙达轩。牌坊一，东额曰：圣涯道妙；西额曰：香海珠林。亦皆皇上御书。坊下有泉涌出，香林室稍西有圆庙方庙，其制皆平顶有堞，如碉房之式，中建佛楼。亦乾隆二十七年建。
“……圆庙方庙，其制皆平顶有堞，如碉房之式，中建佛楼。亦乾隆二十七年建。”
图04《钦定日下旧闻考》（郊坰西十三）宝相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最早有关“圆庙方庙”的全部文字记载：圆庙方庙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位于宝相寺香林室的西边，内建有平顶带堞的碉楼和佛楼。
这段文字很难想象圆庙和方庙的具体模样，更别说对它的深入研究。
圆庙和方庙也被称作“方昭和圆昭”，这个“名称”主要出现在清末民初绘制的不同版本的“三山五园图”中 (图05)。
图05《三山五园图》不同版本中的圆庙和方庙（圆昭和方昭）
从图05几张不同时期的绘图，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共同点：方庙（昭）：方围墙，东边有较高八字形台阶，进门两侧有碉楼，后有碉楼和佛楼（佛楼是什么样无法确定）；圆庙（昭）：圆围墙，东边有较高八字形台阶，进门两侧有碉楼，碉楼后有佛楼，佛楼为“十字脊”顶。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为方庙和圆庙勾勒出一个相对较清晰的图样。
在 “荷兰记忆”网站（Memory of the Netherlands）有三张由Jhr mr dr A.J. van Citters
图06 -1
图06 -2
图06- 1 可以清晰地看出宝相寺中旭华之阁前（东），有一个很大的台基，台东有较高的台阶可登上台基。阁后面是建筑废墟，废墟的西南和西边可见圆庙和方庙。从照片就能看出圆庙和方庙并不在宝相寺主殿旭华之阁的中轴线上的对称位置，而是在偏西南边和西的方向。该照片很难提供圆庙和方庙的实际模样。（图06 – 2 ）
图07-1
图07-2（局部）方庙
图07-3
图07-4 方庙复原
图07- 1可以清楚地看到“方庙”是建在一个西高东低的缓坡上，坡北有一道深沟。如果把该图中的方庙放大（图07 - 2），仔细分析出其中的建筑结构（图07 – 3），勾勒出可能的建筑外形（图07 – 4），我们可以发现方庙是建在一个由不规整块石砌成的方形基座上，在基座的东边设登八字高台阶；基座上建方形围墙，每边围墙都设数量不等的盲窗（东围墙门两侧各设三盲窗）东边围墙辟庙门；围墙内东边有一对长方形的三层碉楼，每层共设八扇漏窗：长三宽一（长方形碉楼在西山碉楼群中很少见）。碉楼内侧设门，与庙门内中轴线相连，碉楼内有石台阶登顶，碉楼顶有堞。从地形分析，方庙内有三层平台：进入庙门是第一层平台，上台阶为第二平台，二台上左右为长方形碉楼；主甬道继续西行上台阶为第三平台上的佛楼。第三平台相对较高，所以台阶也比较多。台上南北各有一座“碉楼式”的楼基座。基座为方形两层，一层东侧有空洞，疑似“大神龛”，外侧设漏窗一；二层东侧设一小神龛（位于“大神龛”的上方）。楼基座外墙设堞。堞内为二层木质重檐方楼。一层出头檐和阁顶檐之间为二层设窗可远眺。朝东设“圆形窗”
由于方楼屋脊为东西向，两端疑似有“鸱吻”，由此推想两方楼之间可能有“飞廊”，廊中设“主神”。
方庙内的碉楼和楼基座都有自然向上内缩的坡度，使建筑看上去更加敦实坚固。
图07 照片暂时只能作出以上判断。
图08 是圆庙。照片由北向南拍摄。由于原建筑毁坏太厉害，很难对细节作更深的分析。
图08-1“荷兰记忆” - 原标注“北京郊区” （Bouwwerk in of rond Beijing）- 圆庙
图08-2
图09
一张1917年意大利人拍摄的“喇嘛庙”（图09
根据图08 和图09，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圆庙建在一个相对较陡的土丘上，圆庙基座为不规整石块堆砌的圆形座，基座东设登庙八字台阶，基座上有圆形围墙，东辟庙门；围墙下部为水磨青砖。上部为石灰粉墙，上设八个盲窗。围墙头为小筒瓦卷棚顶。围墙内为二层平台：进庙门，取甬道，为第一平台，上台阶为第二平台，这层平台基本为圆庙的平面，两侧各为三层八面实心带堞碉楼，每面有一盲窗内嵌石刻经板。过碉楼，就是佛楼。佛楼为十字形：十字形楼基，前与甬道台阶衔接， “佛楼”墙体为水磨青砖对缝，中间偏上用砖砌纹饰将墙体分成上下两层，十字墙的每一个墙面都设一扇漏窗。左右后墙体各为六扇窗，正面大门墙体为五扇窗，楼顶为十字脊歇山顶。佛楼其实只有一层，内中央为高台，台上供佛像。
根据圆庙和方庙实物实景老照片，相互借鉴，互为补充，为完善这两座同为乾隆二十七年建造，同为宝相寺组成部份的建筑，又向前迈出的一步。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有一个感性认识，我尝试绘制了方庙（图10）和圆庙（图11）的平面图和侧面图，各部分的比例不一定正确，只作为一种参考。
图10-1
图10-2
图10-3 方庙佛楼正面示意图
图11-1
图10-2
圆庙和方庙的布局和结构的大致轮廓终于画出来了。
不过，我只能说这些图只画了一个简单的外表，各局部的细节还有待细细推敲。
只有了解其中方庙和圆庙建筑更实质的内容，才可能揭开建造圆庙和方庙那层神秘的面纱。
为此我曾多次到现场寻找答案。
在今天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大门后，取右行大道，沿围墙向北行，过“花溪”，在见到登山的“丁字路口”时（图12），继续往北行，很快就会看到路右的围墙外两棵高大的银杏（图13），而路左有一个凹地，凹地的左边有石阶山道，通往上面的防火道，圆庙就在山道的左边的灌木丛中；右边有土道穿过一片相对较平坦的松林，继续循上山土道也可以到上面的防火道，方庙位于那块平坦的松林中。在凹地尽头（西）有一堵碎石自然堆积的陡壁，陡壁两边是泄水沟。如果遇大雨，凹地可能有积水（图14）。
图12
图13
图14
在今天的圆庙遗址（图15）还能看到大量的石堆，青砖碎块，甚至有璃制件残片（图15 – 6、7、8），还发现一块带弧形的石件，疑是圆庙佛楼内佛像下面基座的一部分（图15 - 9）。
图15-1
图15-2
图15-3
图15-4
图15-5
图15-6
图15-7
图15-8
图15-9 - 弧形基座石件
图15-10
从凹地向右沿土道，登山不远可见到一个古墓盗坑，过盗坑就是方庙遗址（图16），也许这里地势平坦，相对也干净些，成了踏青秋游歇息野餐的好地方。遗址很难见到圆庙遗址那么多的遗物，我只见到少量的青砖碎块，和两块大青瓦片。在松林西边的陡坡前能看到一些堆积的大石块，估计是平整土地时把大石块收集堆放在那里，其中肯定有许多是来自方庙。在今天的方庙遗址还能找到四边围墙的位置，其中南围墙的北段，东围墙北段还能看到地基的痕迹。北碉楼垫基的几块大石块还在原地，其围墙的边长和旭华之阁方殿的边长差不多。
图16-1
图16-2
图16-3
图16-4
图16-5
图16-6
图16-7
图16-8 碉楼西南把角石和南墙基石
图16-9
图16-10遗址上的碎砖
图16-11遗址上的碎砖
图16-12
从实地勘察，宝相寺的旭华之阁（无梁殿）朝正东，方庙在它的正北，由于那里东西走向山势并不规整，略向东北方向。看上去方庙好像在旭华之阁中心线偏南的位置。
旭华之阁与方庙之间的高度差起码在十米以上，如果从方庙向东下山到旭华之阁，半路山脉的走向向东北延伸，延伸不远就是宝谛寺遗址，该遗址建在一座东边稍显高陡的坡顶上，其南就是宝相寺唯一幸存的旭华之阁（图17）。
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把宝谛寺、宝相寺的位置和布局基本确定下来。（图18）
图17
图18
我为什么要把“宝谛寺”提出来？
在北京西山寺庙中，和宝相寺文殊菩萨有关的寺庙只有宝谛寺。
《钦定日下旧闻考》（郊坰西十三）记载“宝谛寺，乾隆十六年建，其制仿五台之菩萨顶。寺前为台，台上建石牌坊，额曰：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凡十三字。正殿檐额曰：金轮宝界；殿内额曰：天东鹫岭；联曰：地即清凉，白马贝书开震旦；山仍天竺，青鸳兰若近离宫。后殿额曰：法云慈荫；殿内联曰：国满栴香，古枝分鹿苑；天髙竺梵，晴呗接鱼山。佛楼额曰：万法圆融。皆皇上御书。”
山西五台山的菩萨顶据传为文殊菩萨道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471年- 499年），历代曾多有重修。明永乐后，蒙藏喇嘛进驻五台山，并逐步成为五台山黄庙之首（黄庙是藏传佛寺的别称。汉传佛寺称“青庙”）。清康熙、乾隆帝曾数次朝拜五台山，住宿菩萨顶，赐菩萨顶大喇嘛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等，均须向大喇嘛进贡。
既然是仿建菩萨顶，就要建得象“菩萨顶”。
历史上的普萨顶寺院的面积曾达四十五亩（按一亩约等于666.7平方米计算，大约是 22 997 平方米）。（图19）今天游览区的面积有9160平方米，殿堂僧舍也多达一百多间（图20）。而宝谛寺按今天目测估计占地面积连2000平方米都不到，乾隆爷当然知道如何把菩萨顶的精华集中到宝谛寺。
图19 - 1
图19 - 2
图20 - 1
图20 - 2
图20 - 3
菩萨顶主要建筑规制在乾隆的老祖宗时已确定下来：开间不大，进深不多，庭院不广，
菩萨顶的主殿“大雄宝殿”和“大文殊殿” 都是规格不高的“三楹”，因此这个规制不会打破。不过，大雄宝殿的前面增加了卷棚式抱厦“楼”（图21），大文殊殿用的是庑殿式单檐黄琉璃瓦顶（图22），主殿都带檐廊，这就提高原建筑的“档次”。这样的建筑完全可以融进一座建筑中。压缩精华并非难事。
图21菩萨顶 - 大雄宝殿
图22
从现有的资料包括绘图和史籍，宝谛寺的确不大。在清末民初绘制的“三山五园图”中（图23– 1、2、3），宝谛寺主要是石牌坊和围墙内一座主殿和两侧的配殿，依据绘图，我估计主殿结构为：一座三开间四出廊重檐歇山顶前置重檐卷棚抱厦，加上左右配殿，既高耸凸显，层次分明，颇有档次，又能把菩萨顶供奉的神祇：“佛祖菩萨殿”，“祖师上师殿”，“护法金刚殿”“僧房”“五观堂”（膳房）全部融入其中。这样《日下》记载中有关宝谛寺记载的内容都能找到对应的地方。
图23 - 1
图23 - 2
图23 - 3
目前只有宝谛寺的“石牌坊”留有老照片（图24）。照片中能看到坊前的高长斜坡，这应该是当初石台阶的遗迹，长度远不及“一百零八级”，不过意思到了就可以了。台地上一座石牌坊孤零零地耸立在荒郊野岭，只有一对石狮与它作伴。
图24 - 1
图24 - 2
这是一座非常精美的三间四柱三楼石牌坊，四根方形冲天柱顶雕有带莲座石狮，石狮均面向中央，楼顶和檐下各为整石仿木结构雕刻。石坊柱两侧各置石雕屏壁， 屏壁内外饰有高浮雕吉祥寓意图。
石牌坊名为“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坊。
此坊名典取自《维摩诘所说经》，大意是：一位名叫维摩诘居士，在家接待文殊菩萨和同行的其它菩萨等，探讨“不二法门”的问题，各抒已见，发表见解。最后文殊菩萨说：“照我的见解，于一切无言无说，无示无识，这才是入不二法门。” 文殊菩萨说后，请维摩诘赐教。此时，维摩诘默默无语，一言不发。众人见状皆愕然，唯有文殊菩萨懂得此中奥秘，向大家说：“善哉！善哉！达到连语言文字也无从表达，是真入不二法门了！”
看到石坊前的一对石狮子，让我想起五台山菩萨顶，山门前“灵峰胜境”彩木牌楼前的那对（图25 ）。其中牌楼东侧（图右）狮子无舌头，传说是偷吃了僧人做的饭，而被割去。这种传说和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教理有点相悖，我倒是觉得这只“无舌狮”安放在菩萨顶可能和文殊菩萨有关：无舌石狮表示“无言无说”，另一只表示“无示无识”，这样解释正和文殊对“入不二法门”的教理吻合。
图25
这座石牌坊的坊名中的“真入”常被人误认为“真人”。究其原因：《钦定日下旧闻考》1981年加标点版就认错了（图26。参看图27–4、图27-5）。
图26 - 1
图26 - 2
可惜这座精美漂亮的全雕石牌坊于1924年因地基被雨水冲垮而倒塌，至今还躺在原地（图27），整日与荆棘鸦屎为伴。尽管对它的保护被呼吁了几十年，至今仍无动静。那对坊前石狮早就不见了踪影；不过一只面如猴脸的残缺幼狮，一直在夹缝中遥望着天空，期待着有一天它也能和父母一样，傲视长空（图27 - 6）。
图27 - 1
图27 - 2
图27 - 3
图27 - 4
图27 - 5
图27 - 6
既然宝谛寺是为专门供奉文殊菩萨而建的，为什么还要建一个座依旧供奉“文殊菩萨”的宝相寺呢？
根据《日下》史料介绍（图28- 1）：乾隆帝在1761年（辛巳年）陪老母亲孝圣宪皇后（1692年-1777年）去五台山，为庆祝母亲的七十大寿而“祝厘”（祈福）。在五台山，乾隆“瞻礼文殊初地”- 殊像寺。文殊像“妙相端严，光耀香界”，乾隆帝“黙识以归。既归则心追手摹，系以赞而勒之碑。”“并命于宝谛寺旁建兹寺，肖像其中”，看到这里给人的感觉乾隆爷建“旭华之阁”就是为了摆放“刻有赞美诗和文殊画像”的石碑。果真如此吗？
图28 - 1
图28 - 2
图27 - 3
图27 - 4
乾隆皇帝在建造宝相寺时，以表虔诚，没有“集资”，而是自己掏腰包“出内府金钱”，因此建了一座“私家庙”，文字中还是避免奢华铺张表述为要。大臣们在“臣等谨按”中常用词谨慎，表述含糊，总觉得字里行间常包含着一点点“欲言又止”，“欲止不能”的内容。
在《御制宝相寺碑文》中一句（图28 – 1， 图28 – 2 ）“视碑摹而像设之，金色庄严，惟具惟肖。”，道出旭华之阁中不仅安放了刻有乾隆爷临摹的画像碑，还有贴金的文殊菩萨像。而回过头再看“臣等谨按”中的表述“肖像其中”，你就会觉得这句模棱两可的文字，怎么理解都行：《日下》是给大家看的，宝相寺可是乾隆爷专用的。《日下》记载“殿制外方内圆，皆甃(zhòu砖)甓(pì瓦)而成，不施木植。不施杗廇桴棁（杗，máng，房屋大梁。廇，liù，正房的中央。桴：fú，房屋次栋。棁 zhuō，梁上短柱），而崇广闳(gōng门)丽则视殊像有加。”，从此文字只能知道旭华之阁是“外方内圆”，用全砖搭建，不施木料。文字上除了“丽”字，是看不到“琉璃制件”的。建筑的门高广，进入的光线足可以让人看到里面供奉的文殊像：我们知道“旭华之阁”是四边辟门，每边门三，只有设在中央的塑像才可能光耀“四面八方”（中门“四”，侧门“八”）。如果光是一块石碑放在中央，只有一面有“像”，其它三面是见不着像的，何况殿内有两块石碑。
关于现存的宝相寺旭华之阁，不见文物部门对该建筑的文物考察报告。除了可以看到的“外方”之外，具体结构尺寸和“内圆”一无所知。（图29）
图29 - 1
图29 - 2
图29 -3
图29 - 4
图29 - 5
图29 - 6
笔者曾进入早已改成“库房”的“殿内”，从东边中门进去，是一个被刨花板隔成的通道，通道两边被隔成多间，各门都上了锁。因通道光线太暗，地上摆放杂物，未敢向里探看。可以肯定原建筑中间并无隔墙，而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如果是“圆”其直径不少于十米，因“顶”作了“天花板”，无法推定阁顶内高。根据当时的技术应该是“叠涩式穹窿顶”，这种依靠砖石成圈摆放，层层环形堆叠，逐步向内收的做圆拱顶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求，为了抵抗拱顶的向外侧推力，四边的墙体要很厚起码在四米以上，或采用非常的坚固券底石圈：在开始起拱的墙头上，设置一圈带有凹槽石板固定为一体的穹窿基座，拱砖从凹槽叠放。如果是“叠涩式穹窿”可能是目前存在的跨度最大的清代古建（有待专家提供具体资料）。
在承德外八庙中有一座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殊像寺”，据史料记载是“仿香山宝相寺而建殊像寺”。承德的殊像寺有较好的历史资料留世（图30），不过从殿堂名称有类似之外，如香林室，其中的一些布局可能使人对北京宝相寺内的结构出现误判，比如，如23 – 2 中在乾隆行宫里画了一座亭子，可能就是依据承德殊像寺“香林室”后面有一座“六角亭”而画。承德殊像寺里的“会乘殿”，北京是没有的。不过，“宝相阁”有些地方还是借鉴了北京的旭华之阁：重檐八角，黄琉璃瓦绿剪边，四面辟门，四隅设窗。（图30 – 5、 6）
图30 - 1
图30 - 2
图30 - 3
图30 - 4
图30 - 5
图30 - 6
阁内一尊骑青狮文殊菩萨高达十一米多，两旁的伺狮力士也高三米多（图30 - 4）。我相信北京旭华之阁内的“文殊骑狮像”一定不会低于承德的。可以肯定旭华之阁内的文殊像不会是石雕（体积过大，很难搬出来），也不可能是铜的（如果是铜像，必须有高大的台基，而在今天的建筑外面在随意堆放的古建残件未见到台基式基座遗存），我估计和承德殊像寺一样为木雕彩绘。
为什么要建宝相寺？乾隆说得很清楚：他把香山当作清凉山(五台山旧称)，香山也可以是道场。五台山路途遥远，而香山“去京城三十里而近，岁可一再至”（香山离京城近，三十来里，一年之中可多次去）。建宝相寺的主要目的是供奉文殊菩萨，“继自今亿万年延洪演乘，兹惟其恒”。乾隆三十二年宝相寺竣工落成，乾隆再次诗赞“总祝无疆寿，应符如意珠。灵踪纪竺牒，胜刹起黄图”（参看图28有关《日下》宝相寺一节的引文出处）
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头脑中突然出现一幅曾经见过的“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唐卡。（图31）（目前社会上把这类像统称为“乾隆御容佛装像”，有多幅，其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不尽相同，应有各自的名称）
图31 - 1
图31 - 2
图31 - 3
图31 - 4
图31 - 5
图31 - 6
图31 - 7
远在明末，清太祖皇太极在完成了学习汉文化、加强集权专制制度、对黑龙江和吉林东境女真各部的统一后，为加强对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想利用蒙藏地区的宗教信仰，达到绥抚外夷，推翻大明，统一中国的目的。皇太极邀请班禅四世，达赖五世来盛京弘法。从此大清王朝就和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从那个时期开始班禅和达赖给大清皇帝的信札中尊大清皇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满族的发音为“Manzherie”,
曼殊师利即文殊菩萨，梵文发音为“Manjusri”,文殊名字中的“曼殊”在汉语中是“妙吉祥”的意思，于是大清皇帝干脆把民族也改作“满族”或“满洲”，并以此为荣。于是大清朝的皇帝在与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交往时都被称作“文殊大皇帝”。大清经历了康雍政权借助宗教影响，扩大和巩固疆土之后，到了乾隆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国师的
（lCang-skya Khutukhtu
）鼓动下，乾隆帝把神主和人主的“文殊大皇帝”推上了圣坛上。
三世章嘉国师留有大量的文字史料，证实了乾隆皇帝被神化的依据：
……诸佛化身的文殊菩萨，为在世传播吉祥法，沼着宝梯从天界降下，成为世间转轮大皇帝。…… 从了意上讲，大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从不了意上讲，在众徒看来，他是转大力法轮的君主……
这就把文殊菩萨推崇成了帝王的守护神，国家的保护神。具有世间君王和出世间法王身份的乾隆帝真的把自己当成菩萨在世，按照佛教经典中有关转轮王的事业目标，把信仰和弘扬藏密作为一身为之奋斗的目标。无论是在紫禁城，在西苑三海，在“三山五园”，在承德，在盛京，在各地的行宫，都建有佛堂，拜殿，仅在紫禁城内，和佛堂有关的建筑几乎深入到乾隆生活的主要区域，有集中宗教活动区，如：正中殿区，慈宁宫区，宁寿宫区，建福宫花园区；有渗透到各庭院某角落的小佛堂，如：养心殿西暖阁，宁寿宫的东暖阁，崇敬殿的东、西暖阁……
唐卡是藏传佛教中一种特有宗教卷轴画，是信奉者必不可少的用具，长期供奉具有弘扬佛法，领悟义理，礼佛积德，吉祥如意的作用。作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唐卡，在供奉的人物中多为历史上的“源流”人物，是祖师，上师，前辈，师傅，前身。在历史上，在世的人物被人顶礼膜拜，建寺塑像只有“转轮王”。
何为“转轮王”？
转轮王，梵文为Cakravarti-raja，汉名：斫迦罗代棘底曷罗阇，又称作：遮迦越罗，转轮圣王，转轮圣帝，转轮王。转轮王原本为印度的民间传说中的圣王，后被佛教吸收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转轮圣王。其实，“转轮王”一词的产生，是人民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生活美好，有贤明国王当政的一种理想。与此同时，世俗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能像转轮王一样，兵不血刃而坐拥天下，并能长治久安。因此做转轮王是世俗统治者所梦寐以求的。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受其影响，也有不少中国皇帝做起充当转轮圣王的美梦，如北凉王沮渠蒙逊、隋文帝、武则天等等。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看，就是在这类自称转论王的统治者当权时，佛教最为兴盛。佛教所说的转轮王，差不多都是'护法弘法'的君王。而老百姓把以佛法治国，爱护百姓的君主也尊称为“法王”。
在图31 - 3“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唐卡中的宝座上写有“文殊菩萨化身，大德法王”，明确说明：乾隆皇帝是为殊菩萨在世，是转轮王。
转轮王是佛教对世俗理想君主的称呼，是佛在世俗世界的对应者，所以他也具备佛才有的三十二相等标志。与佛教王权观相关的七宝，是佛教理想君主的身份标志——拥有七宝证明其转轮王的身份和权威。
“若无七宝不名轮王，要具七宝乃名轮王”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世间转轮圣王，成就七宝，有四神德。(《佛说长阿含经》)
“真法之王，治化人民，无有卒暴。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绀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谓七宝。”（西晋三藏法炬译《佛说顶生王故事经》）
轮王七珍也称国政七宝(轮王七珍宝，还有:七政宝,藏密七宝等多种称法)，是转轮圣王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武器、工具、财宝、人材等，“转轮圣王乃成就七宝，具足四德，统一须弥四洲，而以正法治世者。”
四德：一大富谓转轮王。有珍宝田宅。奴婢珠玉。象马众多。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一德。二端正姝好谓转轮王。端正姝好。颜色无比。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二德。三无疾病谓转轮王。常安隐无病。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三德。四长寿谓转轮王。常安隐长寿。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四德。简单概括转轮王的“四德”是：大富，端正，无疾，长寿。
因此具备“七宝四德”的帝王就是转轮圣王。表现“七宝”和“四德”代表转轮王的重要标志（图32 ）。
图32 - 1
图32 - 2
而乾隆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具有文殊菩萨的主要特征符号最为重要，无论文殊菩萨的真容，化身（白文殊），还是忿怒相（降闫摩尊。）都是右肩（或右手）有“经书”，左肩（或左手）是智慧剑（图33 、 34）。
图33
图34
图31 “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绘制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原供奉在承德的普宁寺，在乾隆佛装像中是一幅最能代表乾隆意图的画像。
这幅唐卡充分吸取唐卡的传统表现形式，艺术特点，表现手法；又具有“乾隆制造”明显特征，彰显了那个特定时期教俗皆可理解的政治和宗教含义。
这幅唐卡要通过各种手段突出表现乾隆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转轮君王在世；但又要有别于文殊菩萨。
1. 文字标注：宝座前有藏文标写的文字：文殊菩萨化身，大德法王。（图31 - 3）
2. 在左肩的莲花上是象征佛法真谛的“般若经书”，右肩的莲花上是代表大智慧的“金刚宝剑”（图31 - 2）。这是文殊菩萨的典型标志（参看图33）乾隆佛装唐卡中要表现转轮王的“七宝”和“四德”。（参看图32）
3.“七宝”“四德”是依据古印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当佛教传到中国，被中国的帝王接受时，难免被“中国化”，何况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内含深刻寓意的“象征图案”，因此乾隆在表现“文殊大皇帝转轮王”时，不拘泥于外来的表现手段，就有了“创新”，“七宝”强调“武器”、“工具”、“财宝”、“人材”；四德强调“大富”下的政通人和，太平景象，物丰人寿等即可。
在乾隆佛装像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七宝”“四德”。有时不一定非要明确的用某“宝”的图案，而是在其它方面，如“四德”中，侧面表现了该“宝”的实际内容。例如“将军宝”，它的代表图案是“十字形”（图32 – 1 右下角象牙边），在乾隆佛装像宝座两侧一对外方内十字形的装饰，即代表的“大臣宝”，也代表“将军宝”。这在大清朝廷中，特别是“亲王”中，有时是很难分得清的。（图31 - 7。在“乾隆转轮王像”中常常极少明显地表现“将军宝”）
如图33、34
什么是五妙欲呢？就是藏传佛教作为仪式上奉献之物，敬献给善相神和世系大师的。
“五欲”是指可以通过五种感官吸引或迷住凡人，产生愿望或欲望的东西。
声：象征物是琴或者一对铙钹，把音乐欣赏比作能听到令人愉悦之声的听觉感官。宝生如来代表“声”，即听觉。
色：象征物是镜子。镜子代表色（识）和五大中的空。大日如来代表“色”(识)，即视觉。
香：象征物是盛满香料的海螺，焚香、香炉或盈满香料的海螺在传统上都代表着嗅觉。阿弥陀佛代表“香”，即嗅觉。
味：象征物是水果，新鲜的水果在传统上被画成美味可口的味觉供品，放在供碗的左侧或右侧。不空成就如来代表“味”，即味觉。
触：象征物是丝绸，丝制供品绸带在镜或轮的底部打成结，其两端在供碗两边盘纹。丝绸可以从成对铙钹的中孔穿过，然后再从两侧穿出来。它们可以结在琴颈上，也可以披挂在供碗中间的碗盖上，并在碗边上结成上旋的饰状。不动如来代表“触”，即触觉。（参看图33 - 1）
供奉“五妙欲”，既表现佛尊弘教，成功帮助人断离人欲，脱离苦海获得成功；又能表现施主断欲的一种姿态和决心。
4. 展现“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的姿势”：在由十朵绿叶衬托盛开莲花组成的“背光”前，乾隆身着红色袈裟，头戴黄色班智达帽，结跏趺坐在三层高垫上，左手托法轮，右手施说法印。在其它的“乾隆御容佛装像”中，几乎都是这种着装打扮和手印坐姿。
5.表现“源流一”：文殊大皇帝是跻身在“四大菩萨”之中。宝座的左边为黄身地藏菩萨，右为绿身普贤菩萨（参看图31 – 4）。观音菩萨化身成图像中的“六臂大黑天”（参看图31 – 5），各菩萨都有“侍从”或“护法”伴随，他乾隆也有“七上八下”的僧人左右。（图31 – 6 。这些并列两侧的“十五位”的僧人，其象征含义可尽情想象）。
6. 表现“远流二”：在多幅“乾隆御容佛装像”中都表现“文殊大皇帝”在佛教正流“源流谱”的位置。在这幅“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也不例外，在佛装乾隆的头顶，天空中央祥云吉花围绕着二十五位佛、菩萨、护法金刚，格鲁黄教祖师，表明正法源流，由于图像模糊，很难作进一步辨认。在有的“乾隆御容佛装像”中“源流”“神谱”画在三个“圆圈世界”中，不过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参看图31 – 5和图35：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绘制于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原供奉在承德的须弥福寿寺。）
图35
清宫唐卡的绘画主题并非只是照搬西藏的传统，而是有选择性的，反映了乾隆皇帝强烈的宗教情感和皇权思想。所以对于佛教中与自己的角色相似的尊神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绘制供奉，既是敬佛，也是自勉。比如在这二十五位中出现多幅文殊菩萨和大黑天变身相。在画上方的佛佑宝盖下，“般若经书”降如雨花，馨如香露，“兵宝法器”所向披靡，护法镇魔。
7. 表现“远流三”：在所有的“乾隆御容佛装像”中都有表现“下界”的“护法”：中间为六臂大黑天（六臂大黑天，观音的化身，男护法之首），降魔阎尊（牛头者。文殊的忿怒相），吉祥天母（骑黄骡）。这幅唐卡下界护法的安排从美学对称看挺好，在藏传佛教表现“文殊菩萨”唐卡的下界“护法”也不尽相同，可以找出不同的组合。也许如此，乾隆帝自创了一种“大威德三连尊”的组合，即“降摩阎尊，威罗瓦（大威德金刚的“藏语称呼”），吉祥天母”（图36）。早些日子拍卖了一套早年从故宫流出的，竟被拍卖到两千多万元人民币。
图36
三尊护法代表不同的化身，各司其职，功能各异，倒也合适，但毕竟是其中两尊都是“牛头”。
8.着力表现“文殊大皇帝”自己在“梵界香海”中的“世界”- 小须弥山。这幅御容唐卡和其它表现佛、菩萨、上师等源流图唐卡一样–晴空清明，祥云献瑞；仙山玉宇，香海环绕；高山流水，汇宗集乘；莲池香水，源远流长。（参看图31 – 6， 图35）
9.乾隆佛装御座前案桌（我特地不用“供桌”）上，摆放的器具，和其它供奉佛神前的不太一样：它没有常见的成套的“七珍”“八宝”（图37）。也许“七珍”“八宝”是供奉“天尊”的，乾隆是“人主”，他有神的权利，下界来管理人世间。既然是“人尊”，是要有区别的：对称的花瓶，瓶中不同的花，那些不同形状的“宝瓶”，“珊瑚”和“僧钵”的象征含义，是否寓意着：佛化凡身，继承衣钵，弘佛扬法，正源清流。（有的乾隆佛装像的面前摆放的器物如菩萨上师活佛高僧面前常见的“法器”。）
图37 - 1
图37 - 2
乾隆帝让人绘制“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是在表达：佛教正法，扬道治国，天地人和，太平景象。
“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和我现在探讨的西山宝相寺有什么关系呢？
下面我们再看看《日下》中还有什么和宝相寺有关的文字可以挖掘的。
……寺后西行约数十步，精舍五楹，檐额曰：香林室。内额曰：幽赏亦异；联曰：红篆炉烟看气直，绿苞庭竹爱心虚。后厦亭额曰：慧照亭；轩额曰：妙达轩。牌坊一，东额曰：圣涯道妙；西额曰：香海珠林。亦皆皇上御书。坊下有泉涌出。香林室稍西有圆庙方庙，其制皆平顶有堞，如碉房之式，中建佛楼。亦乾隆二十七年建。……
从现场实地勘察，由旭华之阁的东门进入（图38 - 1），穿过大殿直走，西门出来，继续向前（西），是上坡，不远应该是高护坡墙，这道高护坡墙离旭华之阁很近，还要爬坡上台阶，“数十步”很正常（今天因盖房已经推平了不少，已不是昔日的面貌），护坡墙上是平台，台上建“香林室”，从对联的内容看，我估计“香林室”如故宫梵宗楼的“六品间”，作为研修佛经，聆听秘法的地方。
“后厦亭额曰：慧照亭；轩额曰：妙达轩”。这里的“后厦”，不是香林室的“抱厦”，而是离开檐廊向西的“游廊”。顺着游廊先到达一座“慧照亭”，继续沿廊走是“妙达轩”。从原文字是无法理解这些建筑之间的位置关系。过了“妙达轩”却出现了一座牌坊。这座牌坊出现的地方很奇特：牌坊通常用来作为一组建筑的前奏。如果把牌坊安排在“旭华之阁”中轴线的后边（西），显然不合适，何况“一亭”、“一轩”在其间无法对称安排。
这让我想到不同版本的“三山五园图”中，多次出现的“行宫”。“行宫”所处位置受地理环境限制，不可能建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宫”，何况那里离“静宜园”很近，不太可能建“行宫”。这处行宫无任何文字记载。也不见史料提及。我认为那处“行宫”很可能是一座带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性建筑”。（参看图23）
在旭华之阁的南边是一条泄水沟（今天已成了水泥道），泄水沟的南边是“圆昭”向东延伸的山脉。
根据山势走向和地形，我推想：香林室后面的“游廊”（后厦）向西是亭子，在亭上面（西）隔着一片松林是“方昭”：文殊菩萨的智慧照耀着方昭。由南出亭子，顺游廊下坡，到达“轩”，我认为这处轩是建在的“旭华之阁”南边的“泄水沟”上面，“溪水”从轩下流出。出轩其实是过了沟，就进入“行宫”的东西向的中轴线。首先见到的是“牌楼”，“坊下有泉涌出”。泉后是什么？《日下》不提。却从“香林室”介绍“圆庙和方庙”的位置，为什么不写“牌坊后面是圆庙和方庙”？也许特意隐瞒了这里的“行宫”。（图38 – 3、 4 ）（依据密宗修炼大法，这类建筑的去留是又说法的。而且后人对此非常“敬畏”。）
从牌楼看“行宫”、圆庙和方庙正好呈“倒三角”，在“行宫”围墙外有步道分别上山进“两庙”，从“两庙”山体流出的水，汇聚到“凹地”，再顺行宫的围墙外流到山下。（图38）
图38 - 1
图38 - 2
图38 - 3
图38 - 4
这处地理环境很像是乾隆帝为自己营造的一个“小须弥山”。
既然是香海中的“文殊世界”，就要有和佛祖的关系。
于是我想到了“方庙”和“圆庙”
从“方庙”的总体设计,如：庙体外形，殿堂布局，形式模样，细部设置，使我联想到了“大威德金刚”。
大威德金刚是格鲁派密宗所修本尊之一，因其能降服恶魔，故称大威，又有护善之功，故又称大德。梵文为Yamataka ，藏语为”多吉久谢”，意为“怖畏金刚”，汉译大威德明王；也叫阎曼德迦、怖畏金刚、牛头明王。它是藏传佛教中最威猛、最具有威力的尊神。其形象狰狞诡异通常显现“巨型大口，可吞食三界”，九面，三十四臂，呈左右圈展式，十六足，右八腿屈，压八天王，左八腿伸，压八女明王。拥抱着明妃“罗浪杂娃”。
依据老照片绘制的“方庙”（参看图10），参考对“大威德”的历史，外貌，作用和威力，我尝试作一些注解：
大威德是下界的“护法”，又是护法镇魔的地方，方庙用“正方形”。
围墙内两座碉楼表示“镇魔之地”：三层八面，上两层十六漏窗，两楼共三十二，代表三十二只各持宝具法器的手臂，两碉楼一层共十六窗表示“压阎王十六面铁城，象征十六空相”的十六足。两碉楼之间的平台的“空”表示明妃，被围墙内绕碉楼外侧的小道象征为大威德另两只拥抱明妃的手臂（参看图10 - 2），这不仅让藏传佛教双身修法的抽象奥义具体化：明王大威德代表慈悲，明妃代表智慧，他们的结合代表“悲智合一”；同时这也表示了“调伏”的概念。方庙的主殿“佛楼”为“大威德阁”，两侧阁楼和飞廊组成“可吞食三界的大口”，阁楼基座为全石结构，如碉楼，基座上为“两层木方楼”，“两阁楼顶部”如“两只牛犄角”。基座正面（东）设“大神龛”，分别设置被大威德金刚镇伏的“龙神”和“象神”。方楼阁正面设“圆窗”表示“如炬大眼”。阁内分别供奉“吉祥天母”（北）和“降摩阎尊”（南），飞廊内中设“大威德金刚像”。方庙下面的香林室和旭华之阁，表示文殊的佛法智慧照耀（慧照亭）教化调服“魔障”。从宗教方面讲：黄教尊奉威德怖畏金刚为本尊，进行秘法修持，就能以般若智慧，摧毁一切烦恼业障，即身成佛。若从世俗上讲，威德怖畏金刚能以般若智慧的威力降伏恶魔，震慑鬼怪，消灭敌人。
圆庙位于方庙的南边，根据“大威德”，“文殊”的历史和源流，圆庙可能代表“大日如来”。
文殊菩萨是大日如来的左侍，大威德是大日如来降伏的“魔鬼”而成“护法”的。平日大日如来在天界比较忙，而交由“文殊”调遣使用，常作为文殊菩萨的忿怒相出现。大威德永远在大日如来的“管控范围”。
从教理上可推断“圆庙”象征“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Mahāvairocana)是释迦牟尼佛的三身之一。是表示绝对真理的佛身。在汉译中，又有“摩诃毗卢遮那”、“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光明遍照”等名号，是密教最根本的本尊，在金刚界示智德，在胎藏界示理德，其实都是法身如来，是法界体性自身，是实相所现的根本佛陀。密宗把“大日如来”认作宇宙实相“佛格化”的根本佛，也是为一切诸佛、菩萨所出之本原，以及所归的结果体。大日如来的名称有三种含义，依据《大日经疏》卷一记载:1.除暗遍明义。2.众务成办义。3.光无生来义。因此“圆庙”就着力表现这几点：圆庙形圆如太阳。两座三层八面八扇带经文盲窗实心的碉楼，，其“实心”表示“大日如来”的实相所现，带经文八面窗表示“佛照八方”，一碉楼为“光达三界”，一碉楼为“救苦三界”目的都是达到“三昧圆明”。圆围墙表示“光无生来”。
圆庙内主体建筑为十字殿，用十字殿表示“大日如来”有两层含义：1.大日如来的“本地法身”“自证极位”和“加持受用身”“诸法遍在”，这也是佛胸前“卐”字纹的含义。2. 表示“十字金刚杵”，象征如来金刚智，破除使人愚痴妄想的内魔和外道的一切魔障。十字殿为一层，但每一面设上下两窗，上层十二面漏窗内供奉“十二圆觉菩萨”，面向大日如来，聆听受诲，讲经说法。（参看图11）
这样，乾隆帝安坐“行宫”，他既有文殊菩萨的大智大慧，又具有文殊菩萨化身大威德金刚的威慑力量；既有“佛祖护佑”，又有“大威护法”，岂不佛者福哉。
护佑东方震旦的文殊菩萨居住在位于京城西方的五台山，护佑金瓯永固的转轮王文殊大皇帝日夜守护在紫禁城西边的香山。
这就是北京西山宝相寺向世人展现的文殊转轮王乾隆大皇帝源流的实体再现。
如果说故宫的梵宗楼是乾隆帝在紫禁城建的一座文殊大皇帝的道场。那么宝相寺就是用山水建筑文字表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文殊大皇帝人间天上的小须弥山”。
如果想了解有关小西山更多的内容，请点击看我的另一篇博文。
从《钦定日下旧闻考》探寻“中峰庵”的遗迹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945b4f80102y2lc.html?vt=4
图03
在今天遗址的位置几乎不存在“建筑”，即使身在其中也不一定知道。
这两座庙的名称足以让人好奇，生出遐想。关于它们的历史作用，建筑布局，建筑式样，建筑作用，几乎不见任何记载。即使偶尔见到有文章介绍，也是根据“庙”和“昭”的总体概念，作了“供奉藏传佛教神像”的解释，起着“保护三山五园”，“保护八旗兵营”的作用。
这种解释和不解释差不多，是无法满足人们对其深层含义的好奇心，特别是那些对此建筑稍有关注的人，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和规制更无法解释其中包含的神秘内容。
“圆庙和方庙”建筑出现最早的记载是《钦定日下旧闻考》（郊坰西十三）（图04）
増 宝谛寺西为宝相寺。《五城寺院册》
臣等谨按：宝相寺，乾隆二十七年建。先是，岁在辛巳，驾幸五台回銮后，御写殊相寺之文殊像而系以赞，并命于宝谛寺旁建兹寺，肖像其中。殿制外方内圆，皆甃甓而成，不施木植。四面设瓮门。殿前恭悬皇上御书额曰：旭华之阁。殿内碑二：左碑恭镌御写文殊像并赞，碑阴恭勒乾隆三十二年御制诗；右为乾隆二十七年御制宝相寺碑文。殿后御制额曰：梵光楼。寺后西行约数十步，精舍五楹，檐额曰：香林室。内额曰：幽赏亦异；联曰：红篆炉烟看气直，绿苞庭竹爱心虚。后厦亭额曰：慧照亭；轩额曰：妙达轩。牌坊一，东额曰：圣涯道妙；西额曰：香海珠林。亦皆皇上御书。坊下有泉涌出，香林室稍西有圆庙方庙，其制皆平顶有堞，如碉房之式，中建佛楼。亦乾隆二十七年建。
“……圆庙方庙，其制皆平顶有堞，如碉房之式，中建佛楼。亦乾隆二十七年建。”
图04《钦定日下旧闻考》（郊坰西十三）宝相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最早有关“圆庙方庙”的全部文字记载：圆庙方庙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位于宝相寺香林室的西边，内建有平顶带堞的碉楼和佛楼。
这段文字很难想象圆庙和方庙的具体模样，更别说对它的深入研究。
圆庙和方庙也被称作“方昭和圆昭”，这个“名称”主要出现在清末民初绘制的不同版本的“三山五园图”中 (图05)。
图05《三山五园图》不同版本中的圆庙和方庙（圆昭和方昭）
从图05几张不同时期的绘图，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共同点：方庙（昭）：方围墙，东边有较高八字形台阶，进门两侧有碉楼，后有碉楼和佛楼（佛楼是什么样无法确定）；圆庙（昭）：圆围墙，东边有较高八字形台阶，进门两侧有碉楼，碉楼后有佛楼，佛楼为“十字脊”顶。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为方庙和圆庙勾勒出一个相对较清晰的图样。
在 “荷兰记忆”网站（Memory of the Netherlands）有三张由Jhr mr dr A.J. van Citters
图06 -1
图06 -2
图06- 1 可以清晰地看出宝相寺中旭华之阁前（东），有一个很大的台基，台东有较高的台阶可登上台基。阁后面是建筑废墟，废墟的西南和西边可见圆庙和方庙。从照片就能看出圆庙和方庙并不在宝相寺主殿旭华之阁的中轴线上的对称位置，而是在偏西南边和西的方向。该照片很难提供圆庙和方庙的实际模样。（图06 – 2 ）
图07-1
图07-2（局部）方庙
图07-3
图07-4 方庙复原
图07- 1可以清楚地看到“方庙”是建在一个西高东低的缓坡上，坡北有一道深沟。如果把该图中的方庙放大（图07 - 2），仔细分析出其中的建筑结构（图07 – 3），勾勒出可能的建筑外形（图07 – 4），我们可以发现方庙是建在一个由不规整块石砌成的方形基座上，在基座的东边设登八字高台阶；基座上建方形围墙，每边围墙都设数量不等的盲窗（东围墙门两侧各设三盲窗）东边围墙辟庙门；围墙内东边有一对长方形的三层碉楼，每层共设八扇漏窗：长三宽一（长方形碉楼在西山碉楼群中很少见）。碉楼内侧设门，与庙门内中轴线相连，碉楼内有石台阶登顶，碉楼顶有堞。从地形分析，方庙内有三层平台：进入庙门是第一层平台，上台阶为第二平台，二台上左右为长方形碉楼；主甬道继续西行上台阶为第三平台上的佛楼。第三平台相对较高，所以台阶也比较多。台上南北各有一座“碉楼式”的楼基座。基座为方形两层，一层东侧有空洞，疑似“大神龛”，外侧设漏窗一；二层东侧设一小神龛（位于“大神龛”的上方）。楼基座外墙设堞。堞内为二层木质重檐方楼。一层出头檐和阁顶檐之间为二层设窗可远眺。朝东设“圆形窗”
由于方楼屋脊为东西向，两端疑似有“鸱吻”，由此推想两方楼之间可能有“飞廊”，廊中设“主神”。
方庙内的碉楼和楼基座都有自然向上内缩的坡度，使建筑看上去更加敦实坚固。
图07 照片暂时只能作出以上判断。
图08 是圆庙。照片由北向南拍摄。由于原建筑毁坏太厉害，很难对细节作更深的分析。
图08-1“荷兰记忆” - 原标注“北京郊区” （Bouwwerk in of rond Beijing）- 圆庙
图08-2
图09
一张1917年意大利人拍摄的“喇嘛庙”（图09
根据图08 和图09，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圆庙建在一个相对较陡的土丘上，圆庙基座为不规整石块堆砌的圆形座，基座东设登庙八字台阶，基座上有圆形围墙，东辟庙门；围墙下部为水磨青砖。上部为石灰粉墙，上设八个盲窗。围墙头为小筒瓦卷棚顶。围墙内为二层平台：进庙门，取甬道，为第一平台，上台阶为第二平台，这层平台基本为圆庙的平面，两侧各为三层八面实心带堞碉楼，每面有一盲窗内嵌石刻经板。过碉楼，就是佛楼。佛楼为十字形：十字形楼基，前与甬道台阶衔接， “佛楼”墙体为水磨青砖对缝，中间偏上用砖砌纹饰将墙体分成上下两层，十字墙的每一个墙面都设一扇漏窗。左右后墙体各为六扇窗，正面大门墙体为五扇窗，楼顶为十字脊歇山顶。佛楼其实只有一层，内中央为高台，台上供佛像。
根据圆庙和方庙实物实景老照片，相互借鉴，互为补充，为完善这两座同为乾隆二十七年建造，同为宝相寺组成部份的建筑，又向前迈出的一步。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有一个感性认识，我尝试绘制了方庙（图10）和圆庙（图11）的平面图和侧面图，各部分的比例不一定正确，只作为一种参考。
图10-1
图10-2
图10-3 方庙佛楼正面示意图
图11-1
图10-2
圆庙和方庙的布局和结构的大致轮廓终于画出来了。
不过，我只能说这些图只画了一个简单的外表，各局部的细节还有待细细推敲。
只有了解其中方庙和圆庙建筑更实质的内容，才可能揭开建造圆庙和方庙那层神秘的面纱。
为此我曾多次到现场寻找答案。
在今天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大门后，取右行大道，沿围墙向北行，过“花溪”，在见到登山的“丁字路口”时（图12），继续往北行，很快就会看到路右的围墙外两棵高大的银杏（图13），而路左有一个凹地，凹地的左边有石阶山道，通往上面的防火道，圆庙就在山道的左边的灌木丛中；右边有土道穿过一片相对较平坦的松林，继续循上山土道也可以到上面的防火道，方庙位于那块平坦的松林中。在凹地尽头（西）有一堵碎石自然堆积的陡壁，陡壁两边是泄水沟。如果遇大雨，凹地可能有积水（图14）。
图12
图13
图14
在今天的圆庙遗址（图15）还能看到大量的石堆，青砖碎块，甚至有璃制件残片（图15 – 6、7、8），还发现一块带弧形的石件，疑是圆庙佛楼内佛像下面基座的一部分（图15 - 9）。
图15-1
图15-3
图15-4
图15-5
图15-6
图15-7
图15-8
图15-9 - 弧形基座石件
图15-10
图16-1
图16-2
图16-3
图16-4
图16-5
图16-6
图16-7
图16-8 碉楼西南把角石和南墙基石
图16-9
图16-10遗址上的碎砖
图16-11遗址上的碎砖
图16-12
旭华之阁与方庙之间的高度差起码在十米以上，如果从方庙向东下山到旭华之阁，半路山脉的走向向东北延伸，延伸不远就是宝谛寺遗址，该遗址建在一座东边稍显高陡的坡顶上，其南就是宝相寺唯一幸存的旭华之阁（图17）。
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把宝谛寺、宝相寺的位置和布局基本确定下来。（图18）
图17
图18
我为什么要把“宝谛寺”提出来？
在北京西山寺庙中，和宝相寺文殊菩萨有关的寺庙只有宝谛寺。
《钦定日下旧闻考》（郊坰西十三）记载“宝谛寺，乾隆十六年建，其制仿五台之菩萨顶。寺前为台，台上建石牌坊，额曰：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凡十三字。正殿檐额曰：金轮宝界；殿内额曰：天东鹫岭；联曰：地即清凉，白马贝书开震旦；山仍天竺，青鸳兰若近离宫。后殿额曰：法云慈荫；殿内联曰：国满栴香，古枝分鹿苑；天髙竺梵，晴呗接鱼山。佛楼额曰：万法圆融。皆皇上御书。”
山西五台山的菩萨顶据传为文殊菩萨道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471年- 499年），历代曾多有重修。明永乐后，蒙藏喇嘛进驻五台山，并逐步成为五台山黄庙之首（黄庙是藏传佛寺的别称。汉传佛寺称“青庙”）。清康熙、乾隆帝曾数次朝拜五台山，住宿菩萨顶，赐菩萨顶大喇嘛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等，均须向大喇嘛进贡。
既然是仿建菩萨顶，就要建得象“菩萨顶”。
历史上的普萨顶寺院的面积曾达四十五亩（按一亩约等于666.7平方米计算，大约是 22 997 平方米）。（图19）今天游览区的面积有9160平方米，殿堂僧舍也多达一百多间（图20）。而宝谛寺按今天目测估计占地面积连2000平方米都不到，乾隆爷当然知道如何把菩萨顶的精华集中到宝谛寺。
图19 - 1
图19 - 2
图20 - 1
图20 - 2
图20 - 3
菩萨顶主要建筑规制在乾隆的老祖宗时已确定下来：开间不大，进深不多，庭院不广，
菩萨顶的主殿“大雄宝殿”和“大文殊殿” 都是规格不高的“三楹”，因此这个规制不会打破。不过，大雄宝殿的前面增加了卷棚式抱厦“楼”（图21），大文殊殿用的是庑殿式单檐黄琉璃瓦顶（图22），主殿都带檐廊，这就提高原建筑的“档次”。这样的建筑完全可以融进一座建筑中。压缩精华并非难事。
图21菩萨顶 - 大雄宝殿
图22
从现有的资料包括绘图和史籍，宝谛寺的确不大。在清末民初绘制的“三山五园图”中（图23– 1、2、3），宝谛寺主要是石牌坊和围墙内一座主殿和两侧的配殿，依据绘图，我估计主殿结构为：一座三开间四出廊重檐歇山顶前置重檐卷棚抱厦，加上左右配殿，既高耸凸显，层次分明，颇有档次，又能把菩萨顶供奉的神祇：“佛祖菩萨殿”，“祖师上师殿”，“护法金刚殿”“僧房”“五观堂”（膳房）全部融入其中。这样《日下》记载中有关宝谛寺记载的内容都能找到对应的地方。
图23 - 1
图23 - 2
图23 - 3
目前只有宝谛寺的“石牌坊”留有老照片（图24）。照片中能看到坊前的高长斜坡，这应该是当初石台阶的遗迹，长度远不及“一百零八级”，不过意思到了就可以了。台地上一座石牌坊孤零零地耸立在荒郊野岭，只有一对石狮与它作伴。
图24 - 1
图24 - 2
这是一座非常精美的三间四柱三楼石牌坊，四根方形冲天柱顶雕有带莲座石狮，石狮均面向中央，楼顶和檐下各为整石仿木结构雕刻。石坊柱两侧各置石雕屏壁， 屏壁内外饰有高浮雕吉祥寓意图。
石牌坊名为“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坊。
此坊名典取自《维摩诘所说经》，大意是：一位名叫维摩诘居士，在家接待文殊菩萨和同行的其它菩萨等，探讨“不二法门”的问题，各抒已见，发表见解。最后文殊菩萨说：“照我的见解，于一切无言无说，无示无识，这才是入不二法门。” 文殊菩萨说后，请维摩诘赐教。此时，维摩诘默默无语，一言不发。众人见状皆愕然，唯有文殊菩萨懂得此中奥秘，向大家说：“善哉！善哉！达到连语言文字也无从表达，是真入不二法门了！”
看到石坊前的一对石狮子，让我想起五台山菩萨顶，山门前“灵峰胜境”彩木牌楼前的那对（图25 ）。其中牌楼东侧（图右）狮子无舌头，传说是偷吃了僧人做的饭，而被割去。这种传说和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教理有点相悖，我倒是觉得这只“无舌狮”安放在菩萨顶可能和文殊菩萨有关：无舌石狮表示“无言无说”，另一只表示“无示无识”，这样解释正和文殊对“入不二法门”的教理吻合。
图25
这座石牌坊的坊名中的“真入”常被人误认为“真人”。究其原因：《钦定日下旧闻考》1981年加标点版就认错了（图26。参看图27–4、图27-5）。
图26 - 1
图26 - 2
可惜这座精美漂亮的全雕石牌坊于1924年因地基被雨水冲垮而倒塌，至今还躺在原地（图27），整日与荆棘鸦屎为伴。尽管对它的保护被呼吁了几十年，至今仍无动静。那对坊前石狮早就不见了踪影；不过一只面如猴脸的残缺幼狮，一直在夹缝中遥望着天空，期待着有一天它也能和父母一样，傲视长空（图27 - 6）。
图27 - 1
图27 - 2
图27 - 3
图27 - 4
图27 - 5
图27 - 6
既然宝谛寺是为专门供奉文殊菩萨而建的，为什么还要建一个座依旧供奉“文殊菩萨”的宝相寺呢？
根据《日下》史料介绍（图28- 1）：乾隆帝在1761年（辛巳年）陪老母亲孝圣宪皇后（1692年-1777年）去五台山，为庆祝母亲的七十大寿而“祝厘”（祈福）。在五台山，乾隆“瞻礼文殊初地”- 殊像寺。文殊像“妙相端严，光耀香界”，乾隆帝“黙识以归。既归则心追手摹，系以赞而勒之碑。”“并命于宝谛寺旁建兹寺，肖像其中”，看到这里给人的感觉乾隆爷建“旭华之阁”就是为了摆放“刻有赞美诗和文殊画像”的石碑。果真如此吗？
图28 - 1
图28 - 2
图27 - 3
图27 - 4
乾隆皇帝在建造宝相寺时，以表虔诚，没有“集资”，而是自己掏腰包“出内府金钱”，因此建了一座“私家庙”，文字中还是避免奢华铺张表述为要。大臣们在“臣等谨按”中常用词谨慎，表述含糊，总觉得字里行间常包含着一点点“欲言又止”，“欲止不能”的内容。
在《御制宝相寺碑文》中一句（图28 – 1， 图28 – 2 ）“视碑摹而像设之，金色庄严，惟具惟肖。”，道出旭华之阁中不仅安放了刻有乾隆爷临摹的画像碑，还有贴金的文殊菩萨像。而回过头再看“臣等谨按”中的表述“肖像其中”，你就会觉得这句模棱两可的文字，怎么理解都行：《日下》是给大家看的，宝相寺可是乾隆爷专用的。《日下》记载“殿制外方内圆，皆甃(zhòu砖)甓(pì瓦)而成，不施木植。不施杗廇桴棁（杗，máng，房屋大梁。廇，liù，正房的中央。桴：fú，房屋次栋。棁 zhuō，梁上短柱），而崇广闳(gōng门)丽则视殊像有加。”，从此文字只能知道旭华之阁是“外方内圆”，用全砖搭建，不施木料。文字上除了“丽”字，是看不到“琉璃制件”的。建筑的门高广，进入的光线足可以让人看到里面供奉的文殊像：我们知道“旭华之阁”是四边辟门，每边门三，只有设在中央的塑像才可能光耀“四面八方”（中门“四”，侧门“八”）。如果光是一块石碑放在中央，只有一面有“像”，其它三面是见不着像的，何况殿内有两块石碑。
关于现存的宝相寺旭华之阁，不见文物部门对该建筑的文物考察报告。除了可以看到的“外方”之外，具体结构尺寸和“内圆”一无所知。（图29）
图29 - 1
图29 - 2
图29 -3
图29 - 4
图29 - 5
图29 - 6
笔者曾进入早已改成“库房”的“殿内”，从东边中门进去，是一个被刨花板隔成的通道，通道两边被隔成多间，各门都上了锁。因通道光线太暗，地上摆放杂物，未敢向里探看。可以肯定原建筑中间并无隔墙，而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如果是“圆”其直径不少于十米，因“顶”作了“天花板”，无法推定阁顶内高。根据当时的技术应该是“叠涩式穹窿顶”，这种依靠砖石成圈摆放，层层环形堆叠，逐步向内收的做圆拱顶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求，为了抵抗拱顶的向外侧推力，四边的墙体要很厚起码在四米以上，或采用非常的坚固券底石圈：在开始起拱的墙头上，设置一圈带有凹槽石板固定为一体的穹窿基座，拱砖从凹槽叠放。如果是“叠涩式穹窿”可能是目前存在的跨度最大的清代古建（有待专家提供具体资料）。
在承德外八庙中有一座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殊像寺”，据史料记载是“仿香山宝相寺而建殊像寺”。承德的殊像寺有较好的历史资料留世（图30），不过从殿堂名称有类似之外，如香林室，其中的一些布局可能使人对北京宝相寺内的结构出现误判，比如，如23 – 2 中在乾隆行宫里画了一座亭子，可能就是依据承德殊像寺“香林室”后面有一座“六角亭”而画。承德殊像寺里的“会乘殿”，北京是没有的。不过，“宝相阁”有些地方还是借鉴了北京的旭华之阁：重檐八角，黄琉璃瓦绿剪边，四面辟门，四隅设窗。（图30 – 5、 6）
图30 - 1
图30 - 2
图30 - 3
图30 - 4
图30 - 5
图30 - 6
阁内一尊骑青狮文殊菩萨高达十一米多，两旁的伺狮力士也高三米多（图30 - 4）。我相信北京旭华之阁内的“文殊骑狮像”一定不会低于承德的。可以肯定旭华之阁内的文殊像不会是石雕（体积过大，很难搬出来），也不可能是铜的（如果是铜像，必须有高大的台基，而在今天的建筑外面在随意堆放的古建残件未见到台基式基座遗存），我估计和承德殊像寺一样为木雕彩绘。
为什么要建宝相寺？乾隆说得很清楚：他把香山当作清凉山(五台山旧称)，香山也可以是道场。五台山路途遥远，而香山“去京城三十里而近，岁可一再至”（香山离京城近，三十来里，一年之中可多次去）。建宝相寺的主要目的是供奉文殊菩萨，“继自今亿万年延洪演乘，兹惟其恒”。乾隆三十二年宝相寺竣工落成，乾隆再次诗赞“总祝无疆寿，应符如意珠。灵踪纪竺牒，胜刹起黄图”（参看图28有关《日下》宝相寺一节的引文出处）
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头脑中突然出现一幅曾经见过的“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唐卡。（图31）（目前社会上把这类像统称为“乾隆御容佛装像”，有多幅，其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不尽相同，应有各自的名称）
图31 - 1
图31 - 2
图31 - 3
图31 - 4
图31 - 5
图31 - 6
图31 - 7
三世章嘉国师留有大量的文字史料，证实了乾隆皇帝被神化的依据：
……诸佛化身的文殊菩萨，为在世传播吉祥法，沼着宝梯从天界降下，成为世间转轮大皇帝。…… 从了意上讲，大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从不了意上讲，在众徒看来，他是转大力法轮的君主……
这就把文殊菩萨推崇成了帝王的守护神，国家的保护神。具有世间君王和出世间法王身份的乾隆帝真的把自己当成菩萨在世，按照佛教经典中有关转轮王的事业目标，把信仰和弘扬藏密作为一身为之奋斗的目标。无论是在紫禁城，在西苑三海，在“三山五园”，在承德，在盛京，在各地的行宫，都建有佛堂，拜殿，仅在紫禁城内，和佛堂有关的建筑几乎深入到乾隆生活的主要区域，有集中宗教活动区，如：正中殿区，慈宁宫区，宁寿宫区，建福宫花园区；有渗透到各庭院某角落的小佛堂，如：养心殿西暖阁，宁寿宫的东暖阁，崇敬殿的东、西暖阁……
唐卡是藏传佛教中一种特有宗教卷轴画，是信奉者必不可少的用具，长期供奉具有弘扬佛法，领悟义理，礼佛积德，吉祥如意的作用。作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唐卡，在供奉的人物中多为历史上的“源流”人物，是祖师，上师，前辈，师傅，前身。在历史上，在世的人物被人顶礼膜拜，建寺塑像只有“转轮王”。
何为“转轮王”？
转轮王，梵文为Cakravarti-raja，汉名：斫迦罗代棘底曷罗阇，又称作：遮迦越罗，转轮圣王，转轮圣帝，转轮王。转轮王原本为印度的民间传说中的圣王，后被佛教吸收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转轮圣王。其实，“转轮王”一词的产生，是人民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生活美好，有贤明国王当政的一种理想。与此同时，世俗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能像转轮王一样，兵不血刃而坐拥天下，并能长治久安。因此做转轮王是世俗统治者所梦寐以求的。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受其影响，也有不少中国皇帝做起充当转轮圣王的美梦，如北凉王沮渠蒙逊、隋文帝、武则天等等。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看，就是在这类自称转论王的统治者当权时，佛教最为兴盛。佛教所说的转轮王，差不多都是'护法弘法'的君王。而老百姓把以佛法治国，爱护百姓的君主也尊称为“法王”。
在图31 - 3“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唐卡中的宝座上写有“文殊菩萨化身，大德法王”，明确说明：乾隆皇帝是为殊菩萨在世，是转轮王。
转轮王是佛教对世俗理想君主的称呼，是佛在世俗世界的对应者，所以他也具备佛才有的三十二相等标志。与佛教王权观相关的七宝，是佛教理想君主的身份标志——拥有七宝证明其转轮王的身份和权威。
“若无七宝不名轮王，要具七宝乃名轮王”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世间转轮圣王，成就七宝，有四神德。(《佛说长阿含经》)
“真法之王，治化人民，无有卒暴。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轮宝、象宝、绀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谓七宝。”（西晋三藏法炬译《佛说顶生王故事经》）
轮王七珍也称国政七宝(轮王七珍宝，还有:七政宝,藏密七宝等多种称法)，是转轮圣王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武器、工具、财宝、人材等，“转轮圣王乃成就七宝，具足四德，统一须弥四洲，而以正法治世者。”
四德：一大富谓转轮王。有珍宝田宅。奴婢珠玉。象马众多。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一德。二端正姝好谓转轮王。端正姝好。颜色无比。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二德。三无疾病谓转轮王。常安隐无病。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三德。四长寿谓转轮王。常安隐长寿。天下之人。无有能及。是为第四德。简单概括转轮王的“四德”是：大富，端正，无疾，长寿。
因此具备“七宝四德”的帝王就是转轮圣王。表现“七宝”和“四德”代表转轮王的重要标志（图32 ）。
图32 - 1
图32 - 2
而乾隆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具有文殊菩萨的主要特征符号最为重要，无论文殊菩萨的真容，化身（白文殊），还是忿怒相（降闫摩尊。）都是右肩（或右手）有“经书”，左肩（或左手）是智慧剑（图33 、 34）。
图33
图34
图31 “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绘制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原供奉在承德的普宁寺，在乾隆佛装像中是一幅最能代表乾隆意图的画像。
这幅唐卡充分吸取唐卡的传统表现形式，艺术特点，表现手法；又具有“乾隆制造”明显特征，彰显了那个特定时期教俗皆可理解的政治和宗教含义。
这幅唐卡要通过各种手段突出表现乾隆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转轮君王在世；但又要有别于文殊菩萨。
1. 文字标注：宝座前有藏文标写的文字：文殊菩萨化身，大德法王。（图31 - 3）
2. 在左肩的莲花上是象征佛法真谛的“般若经书”，右肩的莲花上是代表大智慧的“金刚宝剑”（图31 - 2）。这是文殊菩萨的典型标志（参看图33）乾隆佛装唐卡中要表现转轮王的“七宝”和“四德”。（参看图32）
3.“七宝”“四德”是依据古印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当佛教传到中国，被中国的帝王接受时，难免被“中国化”，何况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内含深刻寓意的“象征图案”，因此乾隆在表现“文殊大皇帝转轮王”时，不拘泥于外来的表现手段，就有了“创新”，“七宝”强调“武器”、“工具”、“财宝”、“人材”；四德强调“大富”下的政通人和，太平景象，物丰人寿等即可。
在乾隆佛装像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七宝”“四德”。有时不一定非要明确的用某“宝”的图案，而是在其它方面，如“四德”中，侧面表现了该“宝”的实际内容。例如“将军宝”，它的代表图案是“十字形”（图32 – 1 右下角象牙边），在乾隆佛装像宝座两侧一对外方内十字形的装饰，即代表的“大臣宝”，也代表“将军宝”。这在大清朝廷中，特别是“亲王”中，有时是很难分得清的。（图31 - 7。在“乾隆转轮王像”中常常极少明显地表现“将军宝”）
如图33、34
什么是五妙欲呢？就是藏传佛教作为仪式上奉献之物，敬献给善相神和世系大师的。
“五欲”是指可以通过五种感官吸引或迷住凡人，产生愿望或欲望的东西。
声：象征物是琴或者一对铙钹，把音乐欣赏比作能听到令人愉悦之声的听觉感官。宝生如来代表“声”，即听觉。
色：象征物是镜子。镜子代表色（识）和五大中的空。大日如来代表“色”(识)，即视觉。
香：象征物是盛满香料的海螺，焚香、香炉或盈满香料的海螺在传统上都代表着嗅觉。阿弥陀佛代表“香”，即嗅觉。
味：象征物是水果，新鲜的水果在传统上被画成美味可口的味觉供品，放在供碗的左侧或右侧。不空成就如来代表“味”，即味觉。
触：象征物是丝绸，丝制供品绸带在镜或轮的底部打成结，其两端在供碗两边盘纹。丝绸可以从成对铙钹的中孔穿过，然后再从两侧穿出来。它们可以结在琴颈上，也可以披挂在供碗中间的碗盖上，并在碗边上结成上旋的饰状。不动如来代表“触”，即触觉。（参看图33 - 1）
供奉“五妙欲”，既表现佛尊弘教，成功帮助人断离人欲，脱离苦海获得成功；又能表现施主断欲的一种姿态和决心。
4. 展现“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的姿势”：在由十朵绿叶衬托盛开莲花组成的“背光”前，乾隆身着红色袈裟，头戴黄色班智达帽，结跏趺坐在三层高垫上，左手托法轮，右手施说法印。在其它的“乾隆御容佛装像”中，几乎都是这种着装打扮和手印坐姿。
5.表现“源流一”：文殊大皇帝是跻身在“四大菩萨”之中。宝座的左边为黄身地藏菩萨，右为绿身普贤菩萨（参看图31 – 4）。观音菩萨化身成图像中的“六臂大黑天”（参看图31 – 5），各菩萨都有“侍从”或“护法”伴随，他乾隆也有“七上八下”的僧人左右。（图31 – 6 。这些并列两侧的“十五位”的僧人，其象征含义可尽情想象）。
6. 表现“远流二”：在多幅“乾隆御容佛装像”中都表现“文殊大皇帝”在佛教正流“源流谱”的位置。在这幅“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也不例外，在佛装乾隆的头顶，天空中央祥云吉花围绕着二十五位佛、菩萨、护法金刚，格鲁黄教祖师，表明正法源流，由于图像模糊，很难作进一步辨认。在有的“乾隆御容佛装像”中“源流”“神谱”画在三个“圆圈世界”中，不过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参看图31 – 5和图35：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绘制于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原供奉在承德的须弥福寿寺。）
图35
清宫唐卡的绘画主题并非只是照搬西藏的传统，而是有选择性的，反映了乾隆皇帝强烈的宗教情感和皇权思想。所以对于佛教中与自己的角色相似的尊神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绘制供奉，既是敬佛，也是自勉。比如在这二十五位中出现多幅文殊菩萨和大黑天变身相。在画上方的佛佑宝盖下，“般若经书”降如雨花，馨如香露，“兵宝法器”所向披靡，护法镇魔。
7. 表现“远流三”：在所有的“乾隆御容佛装像”中都有表现“下界”的“护法”：中间为六臂大黑天（六臂大黑天，观音的化身，男护法之首），降魔阎尊（牛头者。文殊的忿怒相），吉祥天母（骑黄骡）。这幅唐卡下界护法的安排从美学对称看挺好，在藏传佛教表现“文殊菩萨”唐卡的下界“护法”也不尽相同，可以找出不同的组合。也许如此，乾隆帝自创了一种“大威德三连尊”的组合，即“降摩阎尊，威罗瓦（大威德金刚的“藏语称呼”），吉祥天母”（图36）。早些日子拍卖了一套早年从故宫流出的，竟被拍卖到两千多万元人民币。
图36
三尊护法代表不同的化身，各司其职，功能各异，倒也合适，但毕竟是其中两尊都是“牛头”。
8.着力表现“文殊大皇帝”自己在“梵界香海”中的“世界”- 小须弥山。这幅御容唐卡和其它表现佛、菩萨、上师等源流图唐卡一样–晴空清明，祥云献瑞；仙山玉宇，香海环绕；高山流水，汇宗集乘；莲池香水，源远流长。（参看图31 – 6， 图35）
9.乾隆佛装御座前案桌（我特地不用“供桌”）上，摆放的器具，和其它供奉佛神前的不太一样：它没有常见的成套的“七珍”“八宝”（图37）。也许“七珍”“八宝”是供奉“天尊”的，乾隆是“人主”，他有神的权利，下界来管理人世间。既然是“人尊”，是要有区别的：对称的花瓶，瓶中不同的花，那些不同形状的“宝瓶”，“珊瑚”和“僧钵”的象征含义，是否寓意着：佛化凡身，继承衣钵，弘佛扬法，正源清流。（有的乾隆佛装像的面前摆放的器物如菩萨上师活佛高僧面前常见的“法器”。）
图37 - 1
图37 - 2
乾隆帝让人绘制“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是在表达：佛教正法，扬道治国，天地人和，太平景象。
“文殊菩萨转轮王乾隆大皇帝像”和我现在探讨的西山宝相寺有什么关系呢？
下面我们再看看《日下》中还有什么和宝相寺有关的文字可以挖掘的。
……寺后西行约数十步，精舍五楹，檐额曰：香林室。内额曰：幽赏亦异；联曰：红篆炉烟看气直，绿苞庭竹爱心虚。后厦亭额曰：慧照亭；轩额曰：妙达轩。牌坊一，东额曰：圣涯道妙；西额曰：香海珠林。亦皆皇上御书。坊下有泉涌出。香林室稍西有圆庙方庙，其制皆平顶有堞，如碉房之式，中建佛楼。亦乾隆二十七年建。……
从现场实地勘察，由旭华之阁的东门进入（图38 - 1），穿过大殿直走，西门出来，继续向前（西），是上坡，不远应该是高护坡墙，这道高护坡墙离旭华之阁很近，还要爬坡上台阶，“数十步”很正常（今天因盖房已经推平了不少，已不是昔日的面貌），护坡墙上是平台，台上建“香林室”，从对联的内容看，我估计“香林室”如故宫梵宗楼的“六品间”，作为研修佛经，聆听秘法的地方。
“后厦亭额曰：慧照亭；轩额曰：妙达轩”。这里的“后厦”，不是香林室的“抱厦”，而是离开檐廊向西的“游廊”。顺着游廊先到达一座“慧照亭”，继续沿廊走是“妙达轩”。从原文字是无法理解这些建筑之间的位置关系。过了“妙达轩”却出现了一座牌坊。这座牌坊出现的地方很奇特：牌坊通常用来作为一组建筑的前奏。如果把牌坊安排在“旭华之阁”中轴线的后边（西），显然不合适，何况“一亭”、“一轩”在其间无法对称安排。
这让我想到不同版本的“三山五园图”中，多次出现的“行宫”。“行宫”所处位置受地理环境限制，不可能建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宫”，何况那里离“静宜园”很近，不太可能建“行宫”。这处行宫无任何文字记载。也不见史料提及。我认为那处“行宫”很可能是一座带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性建筑”。（参看图23）
在旭华之阁的南边是一条泄水沟（今天已成了水泥道），泄水沟的南边是“圆昭”向东延伸的山脉。
根据山势走向和地形，我推想：香林室后面的“游廊”（后厦）向西是亭子，在亭上面（西）隔着一片松林是“方昭”：文殊菩萨的智慧照耀着方昭。由南出亭子，顺游廊下坡，到达“轩”，我认为这处轩是建在的“旭华之阁”南边的“泄水沟”上面，“溪水”从轩下流出。出轩其实是过了沟，就进入“行宫”的东西向的中轴线。首先见到的是“牌楼”，“坊下有泉涌出”。泉后是什么？《日下》不提。却从“香林室”介绍“圆庙和方庙”的位置，为什么不写“牌坊后面是圆庙和方庙”？也许特意隐瞒了这里的“行宫”。（图38 – 3、 4 ）（依据密宗修炼大法，这类建筑的去留是又说法的。而且后人对此非常“敬畏”。）
从牌楼看“行宫”、圆庙和方庙正好呈“倒三角”，在“行宫”围墙外有步道分别上山进“两庙”，从“两庙”山体流出的水，汇聚到“凹地”，再顺行宫的围墙外流到山下。（图38）
图38 - 1
图38 - 2
图38 - 3
图38 - 4
既然是香海中的“文殊世界”，就要有和佛祖的关系。
于是我想到了“方庙”和“圆庙”
从“方庙”的总体设计,如：庙体外形，殿堂布局，形式模样，细部设置，使我联想到了“大威德金刚”。
大威德金刚是格鲁派密宗所修本尊之一，因其能降服恶魔，故称大威，又有护善之功，故又称大德。梵文为Yamataka ，藏语为”多吉久谢”，意为“怖畏金刚”，汉译大威德明王；也叫阎曼德迦、怖畏金刚、牛头明王。它是藏传佛教中最威猛、最具有威力的尊神。其形象狰狞诡异通常显现“巨型大口，可吞食三界”，九面，三十四臂，呈左右圈展式，十六足，右八腿屈，压八天王，左八腿伸，压八女明王。拥抱着明妃“罗浪杂娃”。
依据老照片绘制的“方庙”（参看图10），参考对“大威德”的历史，外貌，作用和威力，我尝试作一些注解：
大威德是下界的“护法”，又是护法镇魔的地方，方庙用“正方形”。
围墙内两座碉楼表示“镇魔之地”：三层八面，上两层十六漏窗，两楼共三十二，代表三十二只各持宝具法器的手臂，两碉楼一层共十六窗表示“压阎王十六面铁城，象征十六空相”的十六足。两碉楼之间的平台的“空”表示明妃，被围墙内绕碉楼外侧的小道象征为大威德另两只拥抱明妃的手臂（参看图10 - 2），这不仅让藏传佛教双身修法的抽象奥义具体化：明王大威德代表慈悲，明妃代表智慧，他们的结合代表“悲智合一”；同时这也表示了“调伏”的概念。方庙的主殿“佛楼”为“大威德阁”，两侧阁楼和飞廊组成“可吞食三界的大口”，阁楼基座为全石结构，如碉楼，基座上为“两层木方楼”，“两阁楼顶部”如“两只牛犄角”。基座正面（东）设“大神龛”，分别设置被大威德金刚镇伏的“龙神”和“象神”。方楼阁正面设“圆窗”表示“如炬大眼”。阁内分别供奉“吉祥天母”（北）和“降摩阎尊”（南），飞廊内中设“大威德金刚像”。方庙下面的香林室和旭华之阁，表示文殊的佛法智慧照耀（慧照亭）教化调服“魔障”。从宗教方面讲：黄教尊奉威德怖畏金刚为本尊，进行秘法修持，就能以般若智慧，摧毁一切烦恼业障，即身成佛。若从世俗上讲，威德怖畏金刚能以般若智慧的威力降伏恶魔，震慑鬼怪，消灭敌人。
圆庙位于方庙的南边，根据“大威德”，“文殊”的历史和源流，圆庙可能代表“大日如来”。
文殊菩萨是大日如来的左侍，大威德是大日如来降伏的“魔鬼”而成“护法”的。平日大日如来在天界比较忙，而交由“文殊”调遣使用，常作为文殊菩萨的忿怒相出现。大威德永远在大日如来的“管控范围”。
从教理上可推断“圆庙”象征“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Mahāvairocana)是释迦牟尼佛的三身之一。是表示绝对真理的佛身。在汉译中，又有“摩诃毗卢遮那”、“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光明遍照”等名号，是密教最根本的本尊，在金刚界示智德，在胎藏界示理德，其实都是法身如来，是法界体性自身，是实相所现的根本佛陀。密宗把“大日如来”认作宇宙实相“佛格化”的根本佛，也是为一切诸佛、菩萨所出之本原，以及所归的结果体。大日如来的名称有三种含义，依据《大日经疏》卷一记载:1.除暗遍明义。2.众务成办义。3.光无生来义。因此“圆庙”就着力表现这几点：圆庙形圆如太阳。两座三层八面八扇带经文盲窗实心的碉楼，，其“实心”表示“大日如来”的实相所现，带经文八面窗表示“佛照八方”，一碉楼为“光达三界”，一碉楼为“救苦三界”目的都是达到“三昧圆明”。圆围墙表示“光无生来”。
圆庙内主体建筑为十字殿，用十字殿表示“大日如来”有两层含义：1.大日如来的“本地法身”“自证极位”和“加持受用身”“诸法遍在”，这也是佛胸前“卐”字纹的含义。2. 表示“十字金刚杵”，象征如来金刚智，破除使人愚痴妄想的内魔和外道的一切魔障。十字殿为一层，但每一面设上下两窗，上层十二面漏窗内供奉“十二圆觉菩萨”，面向大日如来，聆听受诲，讲经说法。（参看图11）
这样，乾隆帝安坐“行宫”，他既有文殊菩萨的大智大慧，又具有文殊菩萨化身大威德金刚的威慑力量；既有“佛祖护佑”，又有“大威护法”，岂不佛者福哉。
护佑东方震旦的文殊菩萨居住在位于京城西方的五台山，护佑金瓯永固的转轮王文殊大皇帝日夜守护在紫禁城西边的香山。
这就是北京西山宝相寺向世人展现的文殊转轮王乾隆大皇帝源流的实体再现。
如果说故宫的梵宗楼是乾隆帝在紫禁城建的一座文殊大皇帝的道场。那么宝相寺就是用山水建筑文字表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文殊大皇帝人间天上的小须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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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钦定日下旧闻考》探寻“中峰庵”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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