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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郑樵对《汉书》的评价

2010-06-09 18:3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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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作为南宋史学家郑樵的史学评论专著，集中反映了郑樵的史学观点，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通志· 总序》中，郑樵集中阐述了史学的“会通”之义 。他认为“ 百川异趋, 必会于海, 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 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会通之义大矣哉”[1]。郑樵的“会通”史学思想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要探求其源流，说明其来龙去脉，反映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此出发, 他力主编写通史, 竭力反对断代为书, 认为历史犹如长江、黄河延绵不断，如果断代为书将造成“ 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
隔”的状况。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 他在评价《史记》、《汉书》的过程中, 明显表现出尊马抑班、提倡通史而轻视断代史的思想倾向, 也就导致了对《汉书》评论的偏颇和失实。
由于郑樵反对断代为史, 他在评价《汉书》时, 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他指责班固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 “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疆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2]
而吴怀祺在《中国史学史》（第四册）一书中也指出，郑樵在《通志· 总序》一文中对班固和《汉书》的批评最多。[3]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1郑樵认为，《汉书》割断了历史的联系，“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人们从这种史书中无法了解古今制度的损益情况。在郑樵的《通志》一书中，“会通”的思想贯穿于始终。由此，郑樵一方面褒扬司马迁，另一方面又贬低班固。就连在郑樵看来将“会通”思想融汇于著述中的班彪都被大肆褒扬一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乘，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郑樵竟能从仅存的两篇文章中看出以上优点，真是不可思议。郑樵这样带着主观偏见来评班固和《汉书》是极其不公正的。我认为，无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都各有其优点。即使以断代为书，也谈不上割裂了历史的前后联系。毕竟于前于后都有相应的史书参考。将众多的断代史连接在一起，不就成了一部通史吗？就通史而言，也是结合了前代和本朝的历史资料才著述而成的。两种不同的著史方式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2在郑樵看来，班固在《汉书》中宣传的“汉绍尧运”一套更是无稽之谈。郑樵很反对学术史上相沿已久的阴阳五行迷信思想，郑樵斥之为妖学，认为这是用迷信的东西来歪曲自然现象，愚弄大家。其实，班固所谓的“汉绍尧运，自当继尧”也是出于巩固汉朝统治的需要。“班固出生于显赫的豪强官僚世家，这种出生决定了班固对汉朝的感情。”[4]所以在著书过程中，受传统思想和家庭出身的影响，他自然着眼于维护汉朝统治。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种迷信说法自然是不科学的。
3另外，班固把古今人物分成九等，写出《古今人表》，失却了司马迁作表综盛衰的宗旨。我觉得班固本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里，“以古今人物疆立差等”也是可以理解的。史书中平等的记载当然是值得敬佩的。可那种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应总拿现在的眼光来衡量过去的人和事，毕竟历史是变化发展的。
4郑樵还认为，班固“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这表现在《汉书》中武帝以前的材料，取自《史记》，自昭帝至平帝的记载“资于贾逵、刘歆”，并且是班昭使《汉书》完篇。《汉书》中的《艺文志》虽写得好，但《艺文志》出于《七略》，“若班固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此外，班固对一代典制也缺乏了解。
郑樵这样评价班固和《汉书》是不全面的。郑樵指责班固剽窃先前史书, 既是出于偏见, 也是缺乏具体的分析。
首先,班固对《史记》的体例进行了调整和变更, 如改书为志, 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其次，班固对先前的史料进行了剪裁。“班固在编纂《汉书》时参考了大量的图书资料，例如在武帝中期以前西汉历史的记载中以《史记》为主要依据，而对于西汉中期以后的历史则在《后传》的基础上，博采其他书籍，斟酌去取，缀集成篇，这使《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虽然班固在汉武帝中期以前西汉历史的记载中基本移用了《史记》的记载，但由于班固与司马迁的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移用时也常常增补新的内容。《汉书》还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班固在《古今人表》中将人物从传说时代到秦代区分为九等，加以评说。而《百官公卿表》以较少的篇幅反映了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僚变迁，是研究秦汉官制的重要资料。”[5]
再次，班固增设了一些新的纪传, 补充了大量重要文献。一些人物的纪传中补充了大量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学术等各方面的奏议和文章。在记载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历史的四夷传中, 班固也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
5郑樵对《汉书》中任意褒贬的写作方法也颇为不满。郑樵将之视为妄学，认为他不能真实的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郑樵就在《通志· 总序》中写到：“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诠，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
除此之外，郑樵还从人格上对班固等史学家进行歪曲和低毁。杨绪敏在《从<通志· 总序>看郑樵史学批评的偏颇和失误》一文中谈到：由于郑樵竭力反对断代为史, 就对“ 前四史”的作者, 除司马迁外都进行了人身攻击,企图从人格上彻底否定他们, 以达到“ 因人废言”的目的。又因为断代为书是班固“ 作俑”的结果, 因此他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班固。[6]
正如杨绪敏所言，我们在《通志· 总序》中，看到很多对班固进行人生攻击的语句：“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7]
因此可以说，郑樵在《通志》中对《汉书》的评价主要是从主观意愿出发，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其实，郑樵在《通志》的写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他在体例上没有突破正统的纪传体史书的格式，除二十略外的其余部分价值不大。而郑樵在考订史料方面也有很多主观片面的地方。其中，“本纪”和“列传”系抄录汉代至隋朝诸史旧文，略加删改而成，“年谱”系仿《史记》诸表而作，都无新意。而他贬低班固，轻视断代史的看法更是不可取的。[8]
据《宋史》记载，郑樵“自负不下刘向、杨雄”，“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 以侍讲王伦、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9]他在评述《汉书》的过程中，议论偏颇、考证不精、史实有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郑樵史学批评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可郑樵的《通志》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仍有重要的的地位和影响。在《通志》中, 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主张。比如他主张史家写史要据事直书, 寓褒贬于史事之中反对主观的任情褒贬。又如他主张修书志时, 必须把书本知识的研究和实地深入考察紧密结合起来, 反对从书本到书本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等。这些对后世史学批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通志· 二十略》中华书局 1995年版
[2] 《通志· 二十略》中华书局 1995年版
[3] 《中国史学史》（第四册 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白寿彝主编 吴怀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1版 220页

[4] 《中国史学史》（第二册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白寿彝主编 许殿才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1版

[5] 《中国历史文选》通志 中华书局 周国林主编 2006年10月第1版

[6] 《从<通志· 总序>看郑樵史学批评的偏颇和失误》 杨绪敏 江苏社会科学 1996年第4期

[7] 《通志· 二十略》中华书局 1995年版

[8] 《中国历史文选》通志 中华书局 周国林主编 2006年10月第1版

[9]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本传 儒林传六 郑樵传 中华书局 1977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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