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馆藏中，有不少来不及编目，或者没有能力编目，就一直积压了下来。
30年前，大概是90年代初期，我就了解到书库18层有不少积压的图书，估计有8万，大多数都是解放初从各地调拨来的，来不及编目。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无法下载数据，更是增加了难度。
那时候的业务处处长朱南先生，知道这批书的价值，希望早日提供服务。外文采编部副主任蒋伟明先生，也经常鼓励我，要坚持做这个事情。
我一个人，每周去两次，把其中好一些的书挑出来，放地下，等有人来的时候另外摆放。因为那层都是积压图书，平时没有人，不开窗，不开灯。我每次去，要先拿钥匙，然后开总开关，然后到指定地点挑选。为了安全，一般也不开窗，于是就得忍受闷热和孤独，还有螨尘。
可是，沟通中的问题太多，我一段时间没有去，书库为了保持整洁，看到地下有书，就又重新归架，我的工作都白干了。后来经过再次沟通，恢复工作，挑出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图书，先编目。
2006年前后，启动回溯工作，我策划采用外包的方式，逐年解决问题。后来我去了中文采编部，等2011年回到外采，已经是扫尾阶段了。
回溯完的书，还有不少问题，例如破损的需要处理，一些时间段的不能对外服务，需要逐个甄别。还有，数据不很完善，需要修改。
和同事们一起进书库，又是熟悉的楼层，熟悉的架位，感慨万分。年轻的同事们不怕脏，逐个分析旧书的类别，与历史对话。现在回头看，这些西文图书，大概14万册。
如果现在启动工作，估计还要做若干年。一晃，两个30年就过去了。做一件事情，还真不容易。
只要坚持，前赴后继，总有出头之日。不是吗？
30年前，大概是90年代初期，我就了解到书库18层有不少积压的图书，估计有8万，大多数都是解放初从各地调拨来的，来不及编目。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无法下载数据，更是增加了难度。
那时候的业务处处长朱南先生，知道这批书的价值，希望早日提供服务。外文采编部副主任蒋伟明先生，也经常鼓励我，要坚持做这个事情。
我一个人，每周去两次，把其中好一些的书挑出来，放地下，等有人来的时候另外摆放。因为那层都是积压图书，平时没有人，不开窗，不开灯。我每次去，要先拿钥匙，然后开总开关，然后到指定地点挑选。为了安全，一般也不开窗，于是就得忍受闷热和孤独，还有螨尘。
可是，沟通中的问题太多，我一段时间没有去，书库为了保持整洁，看到地下有书，就又重新归架，我的工作都白干了。后来经过再次沟通，恢复工作，挑出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图书，先编目。
2006年前后，启动回溯工作，我策划采用外包的方式，逐年解决问题。后来我去了中文采编部，等2011年回到外采，已经是扫尾阶段了。
回溯完的书，还有不少问题，例如破损的需要处理，一些时间段的不能对外服务，需要逐个甄别。还有，数据不很完善，需要修改。
和同事们一起进书库，又是熟悉的楼层，熟悉的架位，感慨万分。年轻的同事们不怕脏，逐个分析旧书的类别，与历史对话。现在回头看，这些西文图书，大概14万册。
如果现在启动工作，估计还要做若干年。一晃，两个30年就过去了。做一件事情，还真不容易。
只要坚持，前赴后继，总有出头之日。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