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富民”与“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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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国与富民——孔、孟、荀人道主义关怀的一致性
先秦诸子百家，没有一家能象儒家那样把治国与富民联系得如此紧密，也没有一家能够把富民提到相当高级的地步。尽管在主观上是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以巩固其统治，但客观上为广大民众谋取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富足。我们看《论语-学而》篇孔子的话：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道，治理的意思；节用，统治者不能太奢侈；“爱人”的“人”和下句的“民”相对而言，指士大夫阶层；“使民以时”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违农时”，“民”是普通民众。这段话透出了孔子关于治民的基本观点：即让民众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农业劳动，因为农事是国之本民之本，暗含着使民众生活富足、安乐无忧的意味，这是孔子对待人民一以贯之的态度。《雍也》篇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说尧舜还没有达到帮助大家过上富裕生活的程度，可见在“治国”方面他把“富民”放到了一个何等重要的层次。
相对于孔子，在治国与富民的关系方面，孟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孟子还非常具体地谈到富民的策略和方法。《梁惠王上》载：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侉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同一篇里谈论治理滕国的一段话更具代表性。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
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在处理民事方面，孟子还强调治田，税赋对富民的作用。《尽心上》载：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
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富民既是圣人行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使民众具有仁德品性的重要举措。圣人治天下要做到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只有这样人民才可以安居乐业。可见在孟子看来，治国与富民是互为条件的关系。
荀子不如孔孟在治国与富民的问题上斩钉截铁。他总是强调“礼”，然后再说富民的问题。比如《荀子-王制》篇载：
“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
庸民不待政而化。……无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
讲用人，讲惩恶扬善，讲礼义，涉及富民的内容也只是对残废人实行温饱政策,他在民事问题上提出的“交换”也高不出孟子与陈相的对话部分：“故泽认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菽粟。”所不同的是孟子强调劳力者与老心者的关系，荀子注重的是民众富足之后的交换关系，但在治国方法论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在富民具体策略上，荀子对孔孟也亦步亦趋：“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顾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要欺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如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富国》篇里，荀子多次提到富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办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恰是孔子“使民以时”，孟子“薄税敛”“不违农时”的翻版。总之，从荀子的富民理论主张里，我们还看不出比孔孟高明的地方。
二、治国与教民——先秦儒家教民观念的基本差异
和富民主张相对应，在教民层面上，荀子实现了对孔孟的超越。他把“礼”尽情的发挥，提到了一个绝对高的唬人的地位。换句话说，荀子的“教民”理论围绕“礼”展开。
我们且看孔子的观点。《论语-为政》载：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讲用道德治国，事实上是以君子之德影响民众，使其感受教化心诚悦服。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的这种主张在论政的言辞里能得到很好的印证。《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教民的方法在孔子看来就是让君子自己先树个榜样，尔后自己的德行自然地起到驯化普通民众的作用，这是一种在实践中施教的方法。
孔子在教学上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因人施教”，《颜渊》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案竟完全相反。再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启发式教育方法。但孔子很少把这样的教育和治国相联系，一谈到治国，立刻就一脸的严肃，好象这等大事不是嘴皮子功夫，应进行身体力行的教育，即在实践中施教。
孟子则不然，他主张治国不能离开日常专门的理论教育，《滕文公上》篇中，滕文公问为国，孟子回答民事之后有一段谈论教民的话：“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建议滕文公设立学校以教民众，目的是明人伦，这样他虽然把教民又归属到伦理道德的范围，但毕竟是“为国”的部分内容，而且是极好的硬件措施。《尽心上》篇，孟子还说过“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的话，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欲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其心，欲得民心必对民进行善教。教民与治国在此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荀子不象孟子那样拐弯抹角，他就明说教民是王之事。其他农田、祭祀、山林等有官员各司其职。《王制》篇在列举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一大串官员职务后谈到诸侯和天王之事：“本政教，正法则，……冢宰之师。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功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教化的事全集中在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员身上，教民之于国家存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们还可以从荀子关于礼与群关系的言论中考察教民与治国的关系。在《君道》篇里曰：“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讲的是礼之于均分的作用。《王制》篇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又说“君者，善群也。”在荀子看来，治国之君做到“以礼分施”才能“善群”，“礼”是“群”的充分必要条件。礼和群的这种关系最为明了的预设了只有经过“礼”的教化才能使“群”的过程得以顺利进行。那么，使国家大治的君王一定“善群”，“善群”是因为君王善于对民众实施礼教，“人能群”是礼教化作用的结果。不仅如此，礼之于治国达到了本体论的程度。《王霸》篇曰：“国无礼则不正。”《议兵》曰：“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统领着国家的一切，治国仰仗着礼来进行，礼的这种绝对化存在形式超出了孔孟对“教民”的重视程度。
先秦诸子百家，没有一家能象儒家那样把治国与富民联系得如此紧密，也没有一家能够把富民提到相当高级的地步。尽管在主观上是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以巩固其统治，但客观上为广大民众谋取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富足。我们看《论语-学而》篇孔子的话：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道，治理的意思；节用，统治者不能太奢侈；“爱人”的“人”和下句的“民”相对而言，指士大夫阶层；“使民以时”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违农时”，“民”是普通民众。这段话透出了孔子关于治民的基本观点：即让民众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农业劳动，因为农事是国之本民之本，暗含着使民众生活富足、安乐无忧的意味，这是孔子对待人民一以贯之的态度。《雍也》篇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说尧舜还没有达到帮助大家过上富裕生活的程度，可见在“治国”方面他把“富民”放到了一个何等重要的层次。
相对于孔子，在治国与富民的关系方面，孟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孟子还非常具体地谈到富民的策略和方法。《梁惠王上》载：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侉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同一篇里谈论治理滕国的一段话更具代表性。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
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在处理民事方面，孟子还强调治田，税赋对富民的作用。《尽心上》载：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
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富民既是圣人行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使民众具有仁德品性的重要举措。圣人治天下要做到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只有这样人民才可以安居乐业。可见在孟子看来，治国与富民是互为条件的关系。
荀子不如孔孟在治国与富民的问题上斩钉截铁。他总是强调“礼”，然后再说富民的问题。比如《荀子-王制》篇载：
“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
庸民不待政而化。……无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
讲用人，讲惩恶扬善，讲礼义，涉及富民的内容也只是对残废人实行温饱政策,他在民事问题上提出的“交换”也高不出孟子与陈相的对话部分：“故泽认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菽粟。”所不同的是孟子强调劳力者与老心者的关系，荀子注重的是民众富足之后的交换关系，但在治国方法论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在富民具体策略上，荀子对孔孟也亦步亦趋：“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顾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要欺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如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富国》篇里，荀子多次提到富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办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恰是孔子“使民以时”，孟子“薄税敛”“不违农时”的翻版。总之，从荀子的富民理论主张里，我们还看不出比孔孟高明的地方。
二、治国与教民——先秦儒家教民观念的基本差异
和富民主张相对应，在教民层面上，荀子实现了对孔孟的超越。他把“礼”尽情的发挥，提到了一个绝对高的唬人的地位。换句话说，荀子的“教民”理论围绕“礼”展开。
我们且看孔子的观点。《论语-为政》载：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讲用道德治国，事实上是以君子之德影响民众，使其感受教化心诚悦服。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的这种主张在论政的言辞里能得到很好的印证。《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教民的方法在孔子看来就是让君子自己先树个榜样，尔后自己的德行自然地起到驯化普通民众的作用，这是一种在实践中施教的方法。
孔子在教学上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因人施教”，《颜渊》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案竟完全相反。再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启发式教育方法。但孔子很少把这样的教育和治国相联系，一谈到治国，立刻就一脸的严肃，好象这等大事不是嘴皮子功夫，应进行身体力行的教育，即在实践中施教。
孟子则不然，他主张治国不能离开日常专门的理论教育，《滕文公上》篇中，滕文公问为国，孟子回答民事之后有一段谈论教民的话：“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建议滕文公设立学校以教民众，目的是明人伦，这样他虽然把教民又归属到伦理道德的范围，但毕竟是“为国”的部分内容，而且是极好的硬件措施。《尽心上》篇，孟子还说过“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的话，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欲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其心，欲得民心必对民进行善教。教民与治国在此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荀子不象孟子那样拐弯抹角，他就明说教民是王之事。其他农田、祭祀、山林等有官员各司其职。《王制》篇在列举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一大串官员职务后谈到诸侯和天王之事：“本政教，正法则，……冢宰之师。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功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教化的事全集中在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员身上，教民之于国家存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们还可以从荀子关于礼与群关系的言论中考察教民与治国的关系。在《君道》篇里曰：“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讲的是礼之于均分的作用。《王制》篇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又说“君者，善群也。”在荀子看来，治国之君做到“以礼分施”才能“善群”，“礼”是“群”的充分必要条件。礼和群的这种关系最为明了的预设了只有经过“礼”的教化才能使“群”的过程得以顺利进行。那么，使国家大治的君王一定“善群”，“善群”是因为君王善于对民众实施礼教，“人能群”是礼教化作用的结果。不仅如此，礼之于治国达到了本体论的程度。《王霸》篇曰：“国无礼则不正。”《议兵》曰：“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统领着国家的一切，治国仰仗着礼来进行，礼的这种绝对化存在形式超出了孔孟对“教民”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