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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你我该怎么办

2017-10-02 10:26阅读:
刘亚伟 <wbr>| <wbr>你我该怎么办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讲座。

今天早上,朋友圈里有人给我留言:问题是你我怎么办?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在于,这不是一个仅凭言说就可以混得过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以行动来表达来践行的问题。





拉波哀西在他的“自愿奴役”中曾描述过人们的某种生存状态
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是为强力所征服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也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这时人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
……自愿的奴役的第一原因是习惯。人们断言,他们永远是处于奴役状态的,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们认为,应当忍受恶,并且举出各种先例,使自己相信这种说法。他们用古已有之这个理由,替暴虐地统治他们的那个政权辩护。

……人们自愿受人奴役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生下来就是奴隶,同时是在奴隶状态下受教育的。这个原因,产生另一个结果,就是:处在暴君权力下的人,很容易变得胆小怕事和软弱无力。
正是因此,美国前总统里根才会说:“自由的滅亡,一直以來都只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我們沒有辦法把自由通過血脈傳給子孫,我們必須為它而戰,保護它,將它交到後代手上,而我們的後代也必須做同樣的事情。”





如何改变这种情势呢?或者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你我该怎么办呢?
我还是想引用拉波哀西的一句话: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那你们就自由了。我并不要你们攻击他,同他搏斗,只要不去支持他,你们就会看到,他将会像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坍塌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有朋友会说,你在这里说说容易,实际中这种改变是很难的。我同意这种说法,改变的确很难。
以我本人为例,这种转变的困难在于,我没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生活过,从没见过什么是一个正常社会
这个社会几十年不是正常社会,在这个社会出生成长的人,很难有正常的社会常识和正常的思维方式。所以个人以为,每个人首先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觉的学习和掌握正常社会的常识,推动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转型。





我是50岁左右才比较自觉地反思自己这一生,懂得了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无奈,一个人的许多习惯应该是从童年就开始养成的,到我这把年纪虽然有心改正,也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我在这里讲的这些,并不代表我已经做的很好了。不是。更多是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心向往之,努力转变的。
像我这样一个在不正常社会出生、成长,又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已经被塑造成一个无知无思无德的资深脑残——无知,指的是不懂得正常的社会常识;无思,指的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无德,指的是没有建立起一个人应有的私德。所以,我的自我启蒙与救赎,就是自觉努力地回归常识,回归正常人性。不等不靠,从现在开始,在这个不正常社会,学习做一个正常人。
思考,自己与自己对话,对于一个人的快乐与幸福,这比什么都重要。最伟大的提醒者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声音,只要你能静下心来就能听到。 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善是恶,他都能帮你分辨清楚。只要你听从他,你就能走出围困,找到前进的方向。





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在谈到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时,曾这样说到:
“责任的实质,如果你还想知道的话,并不仅仅在于承担闯祸的责任而不往他人或环境上推托,真正负责任的人,清楚地知道他的自由的纯粹崇高:既是真正的,又是国王般不可侵犯的,使人得以做出决定而不受上面任何人的命令摆布。”
“责任,就是知道:我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构成、定义、创造一个我。一次次选择我想做的,我就在渐渐转变成形(成为‘我’)。我作的决定,在给周围的世界留下印痕之前,首先是在我的身上留下印痕。”





我希望自己在当下现实中,选择站在文明一边,站在良知一边。
从现在开始,就努力用良知,用人性,用文明准则,用理性思维,为自己建立一道抗恶的防线:
使自己即便再一次面对道德高调包裹着的强权逼迫,也有能力清醒地说出一个“不”字;退一步说,即便不敢站出来抗争,那么最起码在狂热的人群中,保持理性思考,做到不举手;同时对那些抗争者保持敬重,勿以质疑其动机的方式,打横炮放冷箭,助纣为虐;再退一步,万一面对人性泯灭的黑暗,为了家人为了保命,自己不得不跟从时,也应在内心保留一点作为一个人的不安和负疚感,以证明自己人性尚未完全泯灭。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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