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重案六组4》的日日夜夜
2012-06-15 09:29阅读：
两年前的今天，《重案六组第4部》正在北京通州如火如荼的拍摄。记得那年4月，因为之前高密度的拍戏，我的身体出了一点儿小状况，本打算好好休息一阵，每天在家查看着各种旅游资讯，计划着各条度假路线，谁知道一个电话让我的happy计划立刻偃旗息鼓了。自然，打电话的那个人就是王茜，我电影学院的师妹，《重案六组第四部》的制片人。电话那头还挺急，容不得你开口，也容不得你说半个“不”字，没辙，收拾收拾，一头扎到了城东的通州，这一扎就是整整111天！
如果说开拍前让我决定进组的原因是因为我师妹，那开拍后，不论多累多难，都给了我坚持下去力量的便是我演的角色——佟林。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隐忍、坚毅、心思缜密的性格，这种角色本身所散放出来的光辉深深地打动了我，更激起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
2010年4月21日，这是我拍摄的第一场戏——崔小军母亲被杀案。暮春的北京，料峭依然。在室外工作一天，厚厚的羽绒服是绝对的必需品。这家小院原本收拾得挺齐整，绿色的门扇带来了几分春意。可谁让他答应剧组拍摄了呢？经过美工师一番折腾后，小院立刻“旧貌”换了“新颜”，可这“新颜”可不是回回都比“旧貌”强。
第一场戏的第一个镜头。各部门的同事都是我第一次合作，可他们中有的人已经跟了《重案六组》整整4部，与他们相比，我这个入行20年的“老”电影人，也算得上是一名“新兵”了。
在十几层的高楼顶上取景，虽说是演戏，但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是同期收音，而拍摄地通州上空正处在民航的航道上，隔不到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会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有很多戏常常因为飞机的轰鸣声被迫暂停重拍，每逢此时，录音师成了表情最丰富的人。
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我不停地咳嗽，吃了几十副中药都没用。只能在镜头外给自己严严地围上围巾，管不管用的，先安慰安慰自己。
工作照
每逢周末，妻子会带着儿子来探班。那年儿子才上小学二年级，每周的探班，是他一周最盼望的事了。
从没见识过防化服，儿子止不住的好奇。
坐着导演的座儿，让导演无座可坐！
换场间隙，儿子在教摄影师小栗、化妆师小龙玩游戏。
午饭时间，边看剧本，边刷微博，忙里偷闲。
未加任何修饰的定妆照，潮掰掰笑得多妩媚！
拍这场拦截罪犯的戏是在5月15日，那天真是出奇的热，头一天刚脱下羽绒服，这天拍下来，愣是让太阳晒脱了皮。那年的北京，天气怪异的很。可怜来组里演特警的这些演员，从头到脚被蒙得严严实实，估计一天的戏拍完，里面一多半人不想再混影视圈了。
拿着枪站在川流的车群中，车内有些人没明白我们是在拍戏，我真怕里面坐着什么真罪犯，看见我们这阵势，狗急跳墙，我们手里的枪可都是没弹头的，要真对射起来，我们可就惨了。
潮掰掰又妩媚了一回。他是组里的开心果，虽然因病腿肿的直逼大象，可依然不改乐天本性。
导演是老北京，好吃好玩，是位典型的北京大爷。青宝小爷也好个吃，爷儿俩凑到一块儿，常常互通有无，边吃东西还得边议论着，戏不戏的都放在第二位了。
佟林与妻儿车站分别的戏，又是一个极其闷热的下午。没拍几个镜头，我的衬衫全都湿透了。化妆师只能在我胸口垫上厚厚的毛巾，待导演一喊“开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毛巾抽出去，那身手快赶上大侠了。
拍儿子的重场戏，他跃跃欲试早早地到了现场。可没过多久，闷热的天气裹挟着两边火车不断喷出的热气，将一个原本活蹦乱跳的“影视新星”愣是给热成了闷葫芦，坐在我的椅子上只知道打蔫。
水灵灵的小胖纸强打着精神
为了让儿子尽快抓准人物，我自己演戏之余，还得兼任他的专职副导演。不拿钱，干活还倍儿勤快，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一场戏下来看回放，儿子比谁都认真，小脑袋都快扎进监视器里去了。
《拾玉镯》那场，我们取景京东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拍了整整一天。薄薄的口罩根本挡不住异味，导演和摄影师差点儿被晕翻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