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洛阳书坛的三驾马车（下）
图1：高佑联句作品（张耀平藏）
1937年，林东郊去世后，活跃在洛阳书坛上的著名书法家，就仅有李振九和高佑二人了。
高佑，字福堂，号竹逸居士、大懒仙人，堂号“嵩洛草堂”，洛阳东乡掘山（今偃师庞村）人，生于1873年，其祖上多为地方私塾教师，均饱读诗书，德高望重。
高佑幼年秉承庭训，启蒙即显聪颖好学，其书法主要以学颜真卿的《多宝塔》和《勤礼碑》为主，后来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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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高佑联句作品（张耀平藏）
1937年，林东郊去世后，活跃在洛阳书坛上的著名书法家，就仅有李振九和高佑二人了。
高佑，字福堂，号竹逸居士、大懒仙人，堂号“嵩洛草堂”，洛阳东乡掘山（今偃师庞村）人，生于1873年，其祖上多为地方私塾教师，均饱读诗书，德高望重。
高佑幼年秉承庭训，启蒙即显聪颖好学，其书法主要以学颜真卿的《多宝塔》和《勤礼碑》为主，后来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
为师。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尤娴飞白和巢臼书，与林东郊、李振九三人领军洛阳书坛。
图2：高佑联句作品
幼年时期，高佑家中十分贫困，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困窘的生活条件并不能阻挡少年高祐的勤奋和刻苦。高祐十分聪颖，悟性较高，很受老师器重。看到高佑可教， 高佑老师毅然致信其父，表示要承担高祐所有的学习生活费用，不须高家担心。对授业老师的恩情，高祐自是终生难忘。在此激励下，苦读诗书的高祐成了同侪中的佼佼者，年未二十，学问已得郡城第一。二十岁那年，他去往开封，从明道书院湘潭黄曙轩学习，数年后回洛，私淑洛阳教谕封丘何天根、尊经书院院长荣成孙佩南。青年高祐，其学问开始闻名洛阳。
朋友处收藏有高佑的两幅书联：一为“奇书古画不论价，红豆青山合为诗”（图1）；另一为“高论名秋水，新诗动洛川”（图2）。另外，洛阳伊川县作协主席王鼎三先生还收藏有高佑一幅书联，“理至程朱雪亮，书颜李如风高”。这几幅作品苍劲有力，可看出高佑书法的几个特征。一是基本上继承了颜体书法的特征，如笔画粗细跳荡，转折回锋明显，“鹤脚”突现；二是中空外拓如颜体，然点画顿挫强烈，结构挺拔峻峭，同时又兼有柳体之骨；三是点画法度严谨，撇画恣肆荡漾，具有典型的黄庭坚用笔特点。
高佑在书法艺术上，独爱鲁公与山谷，设为日课，终身临池不废，经历了从模仿到自成一家的转变与发展过程，最后形成他的“高体”。 洛阳书法家寇北辰在评价“高体”时认为，不论是榜书还是对联，字之中宫紧缩，撇捺放纵，中敛旁肆，笔画粗重，尤其夸大捺脚，雄健足可扛鼎，颜黄融化合度，磅礴大气，最为绝诣，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
高佑的创作，时常援笔立就，不加增削，点、画、捺、钩，如走龙行蛇，刚柔并济。每每挥笔，或诗或句或联，均发自内心，有感而成。这源于其扎实的古文功底。高祐曾长期醉心古文，尤其心仪韩柳文章，对司马迁的《史记》更是熟读成诵。使得他诗书文相得益彰，相映成辉。晚年时，高佑曾对自己做过总结，认为自己一生“人格第一，古文次之，书第三，诗第四。”而恰恰是排第三的书法，为民国时期的洛阳书坛增色不少。
与李振九一样，高佑的榜书也相当有名。从高佑现存的书法遗作看，匾额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在洛阳市民俗博物馆近年来所征集的匾额中，有署名或经专家认定由高佑所书的作品多达四十余幅。内容涉及“贞节贤孝”、“功德声望”、“婚寿喜庆”、“医德教泽”、“商业店铺”等五大类，时间跨度从1895年至1948年，遍布洛阳市区及偃师、孟津、宜阳、巩县等地。由此可以看出，高佑的精湛书艺名气之大以及在河洛地区所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作品个性突出，不必见款，打眼一望，便知是高先生的手笔，一无爽失。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高佑除了较多的榜书、联句作品外，还遗存有四册厚厚的诗稿。这四册诗稿均用小行草书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高先生的小行草功力。诗稿虽是随意为之，无心于书法，但一眼看去，显得既规整又飘逸。很容易让人想起颜真卿的《祭侄稿》和王铎的诗稿。对于一个卓有建树的艺术家来说，随意挥笔，竟成佳构，也是字字珠玑。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者也！我们看王铎的《诗稿册页》，也为诗文草稿，行笔随意洒脱，纵敛适宜，点划间，灵动之气跃然纸上。与一代巨擘的王铎相比，高佑虽在知名度上有所欠缺，但诗稿中显示出的都是以凛然的书风，直抒激荡的胸襟或直率的性情。笔势雄强纵逸，姿态欹侧俊美，行笔刚柔相济，结构错落有致，这正是功力精深的书家随心所欲发挥技巧的理想场合。高先生学颜用圆笔造形，将诸多变化、对比统一起来，而使涂改的行间字与正文形成的重墨，疏密有致，清与浊在构图中自然地融合为有效的元素，浑然一体。这是一种美的意境，颇富艺术感染力。
1955年，高福堂病逝，享年85岁。高福堂一生历经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但他处乱世而不惊，事无为而无不为的坦荡、平和处处流露于笔端。在高福堂先生去世六年后，李振九先生去世。自此，洛阳民国时期享誉书坛的“三驾马车”皆驾鹤而去。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洛阳再没出现过书艺超过林东郊、李振九、高福堂的书法家，这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洛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图4：高佑书法拓片（王鼎三藏）
前几年，高佑后人曾将亲友珍藏的包括书法、诗稿、县志人物志手稿在内的高佑作品，在洛阳民俗博物馆举办过一次展览，遗憾的是未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部门也未能重视。现在，有些作品已不易见到了。
图2：高佑联句作品
幼年时期，高佑家中十分贫困，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困窘的生活条件并不能阻挡少年高祐的勤奋和刻苦。高祐十分聪颖，悟性较高，很受老师器重。看到高佑可教， 高佑老师毅然致信其父，表示要承担高祐所有的学习生活费用，不须高家担心。对授业老师的恩情，高祐自是终生难忘。在此激励下，苦读诗书的高祐成了同侪中的佼佼者，年未二十，学问已得郡城第一。二十岁那年，他去往开封，从明道书院湘潭黄曙轩学习，数年后回洛，私淑洛阳教谕封丘何天根、尊经书院院长荣成孙佩南。青年高祐，其学问开始闻名洛阳。
朋友处收藏有高佑的两幅书联：一为“奇书古画不论价，红豆青山合为诗”（图1）；另一为“高论名秋水，新诗动洛川”（图2）。另外，洛阳伊川县作协主席王鼎三先生还收藏有高佑一幅书联，“理至程朱雪亮，书颜李如风高”。这几幅作品苍劲有力，可看出高佑书法的几个特征。一是基本上继承了颜体书法的特征，如笔画粗细跳荡，转折回锋明显，“鹤脚”突现；二是中空外拓如颜体，然点画顿挫强烈，结构挺拔峻峭，同时又兼有柳体之骨；三是点画法度严谨，撇画恣肆荡漾，具有典型的黄庭坚用笔特点。
高佑在书法艺术上，独爱鲁公与山谷，设为日课，终身临池不废，经历了从模仿到自成一家的转变与发展过程，最后形成他的“高体”。 洛阳书法家寇北辰在评价“高体”时认为，不论是榜书还是对联，字之中宫紧缩，撇捺放纵，中敛旁肆，笔画粗重，尤其夸大捺脚，雄健足可扛鼎，颜黄融化合度，磅礴大气，最为绝诣，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
高佑的创作，时常援笔立就，不加增削，点、画、捺、钩，如走龙行蛇，刚柔并济。每每挥笔，或诗或句或联，均发自内心，有感而成。这源于其扎实的古文功底。高祐曾长期醉心古文，尤其心仪韩柳文章，对司马迁的《史记》更是熟读成诵。使得他诗书文相得益彰，相映成辉。晚年时，高佑曾对自己做过总结，认为自己一生“人格第一，古文次之，书第三，诗第四。”而恰恰是排第三的书法，为民国时期的洛阳书坛增色不少。
与李振九一样，高佑的榜书也相当有名。从高佑现存的书法遗作看，匾额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在洛阳市民俗博物馆近年来所征集的匾额中，有署名或经专家认定由高佑所书的作品多达四十余幅。内容涉及“贞节贤孝”、“功德声望”、“婚寿喜庆”、“医德教泽”、“商业店铺”等五大类，时间跨度从1895年至1948年，遍布洛阳市区及偃师、孟津、宜阳、巩县等地。由此可以看出，高佑的精湛书艺名气之大以及在河洛地区所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作品个性突出，不必见款，打眼一望，便知是高先生的手笔，一无爽失。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高佑除了较多的榜书、联句作品外，还遗存有四册厚厚的诗稿。这四册诗稿均用小行草书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高先生的小行草功力。诗稿虽是随意为之，无心于书法，但一眼看去，显得既规整又飘逸。很容易让人想起颜真卿的《祭侄稿》和王铎的诗稿。对于一个卓有建树的艺术家来说，随意挥笔，竟成佳构，也是字字珠玑。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者也！我们看王铎的《诗稿册页》，也为诗文草稿，行笔随意洒脱，纵敛适宜，点划间，灵动之气跃然纸上。与一代巨擘的王铎相比，高佑虽在知名度上有所欠缺，但诗稿中显示出的都是以凛然的书风，直抒激荡的胸襟或直率的性情。笔势雄强纵逸，姿态欹侧俊美，行笔刚柔相济，结构错落有致，这正是功力精深的书家随心所欲发挥技巧的理想场合。高先生学颜用圆笔造形，将诸多变化、对比统一起来，而使涂改的行间字与正文形成的重墨，疏密有致，清与浊在构图中自然地融合为有效的元素，浑然一体。这是一种美的意境，颇富艺术感染力。
1955年，高福堂病逝，享年85岁。高福堂一生历经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但他处乱世而不惊，事无为而无不为的坦荡、平和处处流露于笔端。在高福堂先生去世六年后，李振九先生去世。自此，洛阳民国时期享誉书坛的“三驾马车”皆驾鹤而去。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洛阳再没出现过书艺超过林东郊、李振九、高福堂的书法家，这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洛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图4：高佑书法拓片（王鼎三藏）
前几年，高佑后人曾将亲友珍藏的包括书法、诗稿、县志人物志手稿在内的高佑作品，在洛阳民俗博物馆举办过一次展览，遗憾的是未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部门也未能重视。现在，有些作品已不易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