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青岛读高中。暑假漫长，有时会去市图书馆上自习，课本啃累了，便去期刊室翻阅各类杂志。某日翻阅一本文学期刊，在其中“经典重读”之类的栏目里读到一篇小说，叫《B·华兹华斯》：一个小男孩，无意中认识了一位奇怪的“诗人”，这位“诗人”致力于写出一首“世界上最伟大的诗”。小说的作者是奈保尔，彼时我对奈保尔和华兹华斯都没有概念，但我依然被那个故事打动。我头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生命力的骤然委顿，是可以同“诗写得不太顺利”这种理由联系在一起的。我知道了有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和梦想固然无用，却可以导致“世界变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我还记住了小说最后，少年告别了垂死的诗人，“哭着跑回家，像个诗人一样，看到什么都想哭。”
忽然想起奈保尔的《B·华兹华斯》，是因为读到了李浩然的小说《发明家》。小说里的三叔是个有些怪异的民间“发明家”，一个中国小镇版的“B·华兹华斯”。三叔也是奈保尔意义上的“诗人”，搞发明就是他的“诗”，他选择为此付出一切。然后，不难想象，“诗写得不太顺利”——直到故事最后三叔不知所终，他也没有真正搞出过什么成功、正经的发明成果。这是一位执拗的、志大才疏的，也有点倒霉的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多半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当理想者被高度世俗化的语境包围，而他自己的才能又不足以完全超越这世俗语境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小说甫一开篇便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三叔辞掉教师公职，投身于“震惊世界的发明”，直接把奶奶气成了中风，从此三叔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疮”。而直到故事结束，三叔也没能真正与身边的环境和解。他始终是孤独的，甚至是被放逐的。
理想主义者落在反理想的处境中，这是很经典的文学主题。除了《B·华兹华斯》之外，远到《堂·吉诃德》，近到鲁迅的《孤独者》《药》或郁达夫的《沉沦》，甚至当下同代作家的许多作品（譬如双雪涛的《飞行家》、陈春成的《音乐家》等），也都成功处理过类似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经典”的另一面就是“难”：很多人已经写过而且写得很好，再想出彩出新，自然不容易。然而李浩然的这个故
忽然想起奈保尔的《B·华兹华斯》，是因为读到了李浩然的小说《发明家》。小说里的三叔是个有些怪异的民间“发明家”，一个中国小镇版的“B·华兹华斯”。三叔也是奈保尔意义上的“诗人”，搞发明就是他的“诗”，他选择为此付出一切。然后，不难想象，“诗写得不太顺利”——直到故事最后三叔不知所终，他也没有真正搞出过什么成功、正经的发明成果。这是一位执拗的、志大才疏的，也有点倒霉的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多半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当理想者被高度世俗化的语境包围，而他自己的才能又不足以完全超越这世俗语境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小说甫一开篇便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三叔辞掉教师公职，投身于“震惊世界的发明”，直接把奶奶气成了中风，从此三叔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疮”。而直到故事结束，三叔也没能真正与身边的环境和解。他始终是孤独的，甚至是被放逐的。
理想主义者落在反理想的处境中，这是很经典的文学主题。除了《B·华兹华斯》之外，远到《堂·吉诃德》，近到鲁迅的《孤独者》《药》或郁达夫的《沉沦》，甚至当下同代作家的许多作品（譬如双雪涛的《飞行家》、陈春成的《音乐家》等），也都成功处理过类似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经典”的另一面就是“难”：很多人已经写过而且写得很好，再想出彩出新，自然不容易。然而李浩然的这个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