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盛世中遗民的困境——读朱彝尊《水龙吟·谒张子房祠》
2006-06-01 20:0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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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都未是,平生意。
遗庙彭城旧里。有苍苔、断碑横地。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怅萧萧白发,经过揽涕,向斜阳里。
《水龙吟·谒张子房祠》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中,张良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高祖在分封众将的时候,评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司马迁《留侯世家》则载其“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可见,张良其人几乎满足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所有理想——少年游侠快意恩仇,中年出仕为上倚重,晚年功成归隐山林。在历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张良的赞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李白有《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感慨他年少时游侠的豪壮:“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宋代苏辙的《读史六首》赞扬了他的智谋,“留侯决成败,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鸿鹄自高翔。”而王安石则赞扬其定天下存亡之事的大度:“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与此每从容。”明代高启则感叹他的清高:“不握兵权只坐筹,苦辞万户乞封留。”
然而,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却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张良。在朱彝尊的《水龙吟'谒张子房祠》中,他强调的是:“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在这里,我们所以为理所当然的历史逻辑被颠覆了,古人熟知的天下一统的观念也被弃于一旁,其关注的要填,投向人们一直锁忽略的事实——张良身为韩国旧贵族的身份。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载:
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因此,朱彝尊先铺陈的是:“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张良首先是为了韩国而行动的,他所执着的
并不是汉朝。纵使时势是“纵汉当兴”,纵使正史野史都将归顺汉朝作为了一种天命和大势所趋的行为,但事实上,在刘邦面前依然横亘着不肯渡江的项羽和拔剑自刎的五百壮士。如果从这一立场来看,张良便真如朱彝尊所言,是“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都未是,平生意。”
可以说,对张良做出这一角度的探询,和朱彝尊身为遗民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彝尊的曾祖朱国祚是明朝宰辅,虽然到朱彝尊父辈的时候家境依然败落,但他们对明朝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朱彝尊十六岁即遭遇甲申之变,未及在明朝出仕。清兵初下江南时,朱彝尊的从祖朱大定在家乡起兵抵抗,失败被俘后就义。朱彝尊也和抗清义士交游,并曾亲自参与抗清活动。后因康熙元年后抗清复明的运动大抵失败,朱彝尊为了远身避祸,开始了长年的游幕生涯,这首词就作于其游幕生活的末年。作为明代遗民,国亡是他们悲痛的直接来源,而仕清则是绝对的变节行为。诗人吴梅村虽然只是为了保护妻子而短暂出仕,却成为他一生的自责和内疚的来源。即使有再多的不得已,事实上的变节行为也会遭来人们的斥骂。在这样的思想定势下,对张良原本韩国旧贵族的身份的追索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思维模式。谭献评朱彝尊此词曰:“何堪使洪、吴辈闻!”——这一评语,已明显将千年前的史事和现实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了。而陈廷焯又评:“诚如先生言,何以阻立六国后耶!余尝谓,子房,汉之功臣,非韩之忠臣也。”这则将矛头直指张良,认为其行节有亏,可以说已经从朱词的遗憾感叹之意上升到批判的层面了。
然而朱彝尊的这首《水龙吟》也并非如此简单。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康熙十七年。就在第二年的“博学鸿词科”中,朱彝尊应荐应试,并授任授翰林院检讨,可以说是屈节仕清了。可以想见,他在前一年的这首词中的态度,当不至如谭、陈二人所以为之激昂。下阕开头,先是铺叙景物:“遗庙彭城旧里。有苍苔、断碑横地。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对于苍苔、断碑这一凄凉意象的描写,延续着上阕中“都未是,平生意”的无奈情绪,而“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又以景物的描写将笔锋从过去拉回到现实,拉回到词人自身长年游幕、漂泊在外的孤独心境上。词人所想象的张良的无奈和遗憾,和现实中自己的无奈和遗憾重合起来——多年以来漂泊在外,年岁已渐入人生晚秋之境,而时间仍然如河水一样滔滔不返。三个意象的并列,象征着时间的蹉跎和年龄的老去。而后一句,过去又投影到现实之中——“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既不能得游侠以行刺,又不能尊黄石公而得谋,留给自己的只是空空古墙。到此,词所铺叙的情绪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于是词人自身的意象出现了:“怅萧萧白发,经过揽涕,向斜阳里。”一怅一涕,结束了整首词所传达的无奈悲哀之情绪。然而词人所怅者何?所涕者何?这看似写明,实际却并未给出清楚的指向。这种词意朦胧、纵而不放,却正是朱彝尊怀古词的特色:“他并非不能为‘秦缶燕筑’之声,然而即若高吭一曲,也是音调高亢而词意朦胧,不做满弓之发,此即是‘空中传恨’。从手法上讲,也就是侧锋之用,以及化实为虚。”
乍一看,这首词是感叹张良虽然得遇其主但不得全其忠的,然而下半片却又似转回词人本身漂泊多年的凄凉感受,好像上下阕的意义是分离的。但事实上,这其中包含了朱彝尊隐而未发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朱彝尊作此词时,已经是康熙十七年,“从遗老旧民那方面来说,时光的流逝固然能淡化由明社倾倒,陵谷变异造成的心灵创痛,而现实的不可逆性的严峻,更是任何一个正视人生的清醒者所深有感受的。”
这时的朱彝尊,已经不复早年“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南” 、“十三陵树几曾青” 的凄凉心境,也不再如“窃国真王,论功醉尉,世事都如许”
、“早遣金缯和社稷,祠官谁奉裕陵园”
一般激昂感叹。连黄宗羲也开始在诗文中称清朝为“国朝”,并允许其子出仕,足以说明遗民心理之逐渐改变。现实政治的稳定和逐渐昌明,以及抗清复明的无望,使得“遗老故旧在那个现实面前不得不有所让步,也不得不有所转变。黄宗羲尚如此,足见当时的政治态势和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的。尽管各自有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变化表现,但对清王朝的态度确实不能不发生大改变则是一致的。”
这一问题,其实和中国历来的治乱之辩有关。早在汉代,就有关于“汤武受命”的争执: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可见,儒家在易朝换代之际,讲究的是“天下之心”的归属。而以明清的政治状况比较,无疑是清代的政治较为清明。不过明清易代中还存在另一问题,就是华夷之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到“天下大防二也,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民族的不同,在这个时代上升到了如此的高度。“在明遗民看来,满洲贵族的入主,不仅意味着民族政权的移易,而且象征着文化上的‘以夷变夏’,因此无论是本于政治上的‘忠君’和‘故国之思’,还是基于文化价值上的‘夷夏大防’,他们都不愿也不能接受‘非我族类’的满洲之定鼎中原。”
可以说,正因为是异民族的入主,才使得明清易代不可简单以“汤武受命”“天下之心”观之。“满人入主中原,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遗民们看来,俨然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意味着华夏文明的沦丧。于是,因“夷夏大防”之被颠覆而痛心疾首,于是便激而发为偏宕之言,诟詈之词必欲口出。”
然而这种偏激,在政治局势的逐渐昌明、满汉文化的逐渐融合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特地营造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和对前朝的“继承”姿态,使得遗民逐渐归入“汤武受命”的传统命题。
回到这首咏张良的词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朱彝尊对张良的态度并不是对“变节”的批判,而是对其韩人事汉这一事实作出了某种“开脱”似的解读。其实张良真的是“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都未是,平生意”吗?正如陈廷焯评所指出,“诚如先生言,何以阻立六国后耶!”在这里,朱彝尊其实是借着张良,间接地对“纵汉当兴”的一种肯定。这句话如果稍作改变,就可以看作是“汉当兴,韩成不在,则臣刘季”——而这,正是中国长久以来的解读方式。结合朱彝尊本人来说,他们所尊崇的明朝已经没有了可奉之主,而政治局势日益踏上不可挽回之局,凄惶徘徊而无路可投,可以想见。——当然,我并不是要说在这时朱彝尊已经有了出仕清朝的想法,这首词中的情绪更类于对自己长年游幕而志不得伸也无法可伸的一种悲哀。“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一句,写出了他无可行动的悲哀。在现实中,作为一个遗民,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可为之事,剩下的只有不可为的坚持——但是这种坚持,除了对于个人心灵上的慰藉之外,并没有任何的社会价值。严先生解读这首词,认为“其实此词下片感慨‘遗庙’之荒芜,意正在世无用良臣之机,‘怅萧萧白发’,哀伤的是才无所用,徒然耗尽年华。”
我认为,哀伤徒然毫尽年华的解读是正确的,但说“世无用良臣之机”则有些不确。我以为朱彝尊此时的心理状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有了出仕清朝之想,“怅萧萧白发,经过揽涕,向斜阳里”更多地是惋叹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的困境。这里面丰厚的内涵,正是朱彝尊使用化实为虚、朦胧词义的笔法之后还能传达浓郁深沉之味的根源。这首《水龙吟》意境深远,意味深长,当是怀古抒怀词中的佳作。
〖参考文献〗
朱彝尊著,叶元章、钟夏选注《朱彝尊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严迪昌著《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孔定芳:《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孔定芳:《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