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汝昌论张爱玲之“红学”
2006-11-13 17:06阅读：
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张爱玲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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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红学史上“唯一一位将全部精力才华都献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学者”。其红学研究“最见功力的地方”，乔福锦以为是在“作者与版本的考证两大方面”；而“最有价值的那部分”，郑铁生以为是“为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提供的罕见的详实的史料”；至于有人将其定位为“考证派”，梁归智表示反对，以为视其为“文化思想派”红学之代表“才更恰如其分”；……
周氏自认在红学研究上有四大“重要贡献”：（一）初步理清曹氏家世及曹家人政治身份与内心思想，（二）考察曹氏原著残缺之因及程、高伪续与《四库全书》后期篡书之文化阴谋直接关联，（三）辨析曹、高精神、文笔之根本差异，（四）探索曹氏原著整体面貌与旨意之“应然”。
封底：
一、周汝昌高度评价张爱玲之红学研究
周汝昌以“难以企及”评张爱玲之红学研究：“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写写她，十分必要，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迈进。”又以“无人可企及”论之：“她对《石头记》与《红楼梦》的抄本、刊本的异文的记忆和辨识能力，令人惊讶，无人可与企及。……我读她的著作，在这方面深愧弗如。”
又以“很了不起”论之：“这个女孩的心灵，那个敏锐，那个艺术感觉，我们是说这很了不起，所以她才有文学成就、艺术成就，没有这个那就另当别论，可以干别的行当。”
又以“极高的识见”及“见解不凡”论之：“丰润又出了张爱玲，
《红楼》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张爱玲在文坛享有盛名，自愧未曾读过她的小说、剧本，偶然见到一两篇随笔性文章，竟然都谈到了《红楼》，而且见解不凡。”
又以“红学家”论之：“我自己弄了半个世纪的‘红学’，所遇之人不少，却根本不知道张爱玲才是一位该当崇敬的‘红学家’。……人家张爱玲从来不以‘红学家’自居自认，却实在比那些自居自认者高明一百倍。……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在我看来，这比她写了很多作品还重要得多。”
又以“超迈等伦”论之：“评坛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誉世界而兼作红学研究的，以张爱玲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响，超迈等伦。这是事实，并非夸张抬捧之俗态。”“然而，‘新红学’已历百年了。百年之间‘红学家’如过江之鲫，却极少女性真学者。在我心目中，只能仍推张爱玲为个中佼佼，超迈等伦。”
又以“端庄正派”论之：“她治红学中，无论‘脸色’还是‘眼色’，都是端庄正派的，认真严肃的，不像有的人那样不光明，不正大，有居心，有心计。她的品格是高尚的。因此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怀念。可励后学，可医文风。这也是她的一大可师之处。”
又以“罕见”论之：“通过这一本《梦魇》，对张爱玲这位百年不一定能有的罕见的奇女异才，我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一面是惊佩，一面是惋叹。”
又以“下真功夫”论之：“有人说‘红学’是近世的一项‘显学’。只因这一‘显’，趋之若骛者日益加多。真像张爱玲女士这么下真功夫的却很少。因此，尽管我不完全赞同她的论点，却对她的诚挚的严肃的精神表示赞佩。如果能说成是提倡学习一点张爱玲的学风，必将大有益于今后的红学事业。”
二、学界对张爱玲的红学研究褒贬不一
钱敏以“创举”评价张爱玲之红学研究：“这样一种格调的考据工作，在近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中自然别成一格，堪称创举。在红学的文库中有两种类型，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是从史学角度出发多年来研究的大成。另一方面是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它是以欣赏为目标，对读者所做的示范。……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则介乎《红楼梦新证》和《红楼启示录》二者之间。”
赵莎以“慧见闪烁”评张爱玲：“一方面她是在细心研读，精心比较；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视研究为长途探险的自由心态。这使她的《红楼梦魇》头绪繁多，缺少逻辑层次与整体感。但她小说家式的大胆想象的合理推测，又常常使慧见闪烁，产生出情趣盎然的效果。”
吴敏以“零散琐细”评张爱玲：“然而，细细地阅读她凝结了十年心血的《红楼梦魇》，却找不到她对《红楼梦》重要人物、情节的审美或道德意义上的系统性评说，只有零散琐细的点染。”
三、学界高度评价周汝昌之红学研究
郭豫适以“最彻底”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是至今所知的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最彻底的书，它把胡适、俞平伯的‘自传’说作了更详细、更确定的发挥。”
陈维昭以“最有成就”评周汝昌：“实证红学中，最有成就的是周汝昌，……周汝昌的体系的源泉不是来自西学，而是来自传统经学的‘实证和实录合一’的知识结构。胡适建立起‘新红学’的基本构架——实证和实录合一，周汝昌则把这一构架充实完善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把‘实证’和‘实录’更加全面地合一起来。”
郑铁生以“红学大家”评周汝昌：“周先生是红学大家，其代表作是《红楼梦新证》，……在1953年《红楼梦新证》问世之前，没有一部著作对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过如此详细的考证。”
胡适以“真可佩服”评周汝昌：“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梁归智以“国宝”与“大师”评周汝昌：“大家都感叹，如果周汝昌先生没有‘失足’红学，而是从事唐宋诗词或先秦诸子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只怕早已成了像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那样众口一辞齐声称道的‘国宝’和‘大师’了。但入了红学界，他就只能是一位‘有争议’的学者。”
勒口：
周汝昌答崔普权“怎么看待生死”之问：“我希望多活几年。我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积累一些学识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生命快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所以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比如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留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