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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拾生活”之三  烧烤摊上的“受难者”

2017-06-18 14:27阅读:
“俯拾生活”之三


烧烤摊上的“受难者”
安 黎
我对烧烤历来心怀敌视。在人行道上行走,每当与那些烧烤摊不期而遇,血压仿佛都能遽然升高。呛人的浓烟夹杂着半生不熟的肉味,肆无忌惮地腾跃着,扩散着,以至于半条街道,半个天空,似乎都要被它充塞占领。这时候,我常常手捂口鼻,疾步而过。
在一个一个的烧烤摊前,我形若逃兵。但为什么要逃?答案仿佛很明晰,却又很模糊。偶尔朝烧烤摊偷瞥一眼,看到一疙瘩一疙瘩的碎肉,被铁签刺穿,聚成一串又一串,架在炭火之上炙烤,我的脑子里,便不由自主地能活化出一头活牛或一只活羊来。
毫无疑问,每一块屑小的碎肉,皆取自于某一个动物之身。那些被宰杀、被肢解、被剁成碎末的动物,究竟来自于哪里?是被圈养,还是被散养?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被囚禁于高墙围栏,还是表象上拥有些许的自由,无一例外,它们都依附于某一个主人,为主人所豢养。主人的表情,决定着它们的生死。主人为它们抛扔树叶,添加饲料,甚至于偏吃偏喝,都不过为促使它们生成更多的鲜肉,以期卖个好价钱。世间没有白吃的饭,没有白喝的汤,正所谓今日拿走的,明日就要加倍地偿还。接受饲养,就要付出代价——这些牛和羊前赴后继地蒙难,就是血淋淋的例证。
这些不幸的牛和羊,在锋利的刀斧面前,不堪一击,最终化为了食客的美餐。它们支离破碎而又被火焰焚烧的惨状,总能让我想起“受难者”三个字。是的,它们都是一群受难者,从母腹里一经降生,悲剧性的结局就已注定。所不同的是,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是为了布道;谭嗣同被绑于绞刑架,是为了变法;而它们,只是为了区区的一口剩饭,一杯残羹。前者为谋道而牺牲,后者为谋食而遭戮。殉道者与殉食者,精神的向度南辕北辙,高下有殊,但就其个体生命而言,并无二致。在生命的天平上,每一个人,每一只蚂蚁,每一棵树木,每一株小草,都拥有同等的分量。
夏天是烧烤的旺季。几乎每一条街道上,都铺陈着数家或十数家烧烤摊。那些摊点,盘踞于人行道,显得霸道而蛮横。尽管医学早已发出警告,言之凿凿地宣称被烟熏过的食物含
有致癌物,但却影响不了烧烤摊生意的兴隆。食客男女皆有,以男性居多。很多男性毫无顾忌地脱去上衣,裸露着搓衣板般枯皱或棉花包般肥沃的白肚皮,翘着二郎腿,围坐于一张张的塑料桌旁。一个个的碟盘里,盛着花生米、猪头肉之类,当然,作为主角,一把把烤得烂熟的羊肉串或牛肉串,万万不可缺席。一串串的牛肉或羊肉,黑中泛红,向外渗溢着油汁。兴致盎然之际,食客中善于显摆自己的虚浮之徒,免不了挤眉弄眼,一石二鸟的动机暴露无遗:既要满足唇齿之香,又要向旁观者炫耀自己的幸福。也就是说,吃烧烤,不但关乎于物质,而且关乎于精神;不但要滋润肠胃,而且要荣光脸面。基于这样的心理隐秘,很多食客吃起烧烤来绝不低调,高喉咙大嗓门,吆五喝六,划拳猜谜,啤酒瓶咣里当啷的碰撞声,以及酒瓶砸向水泥地面的爆裂破碎声,让过路者心惊肉跳,避之不及。
喝个半醉,就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派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谁也别惹我,我却谁都敢惹。为一句闲言,或为一束睨目,两拨人就能大动肝火地干起架来,乃至于升级为挥刀舞棒,弄出人命。烧烤,所烧所烤的对象,本是牛羊,但一场纠纷下来,滋事者角色替换,飞蛾扑火般地躺在了那团炭火之上,把自己烧得焦黑。
路灯迷醉,烟雾袅娜,一些人狂欢撒泼,另一些人却躺着中枪,沦落为受到烟雾与噪音双重压迫的难民。谁家的楼下开有烧烤摊,谁注定就要倒霉。这些本想着循规蹈矩过凡俗日子的人家,即使屋内热得犹如烤箱,却要紧闭窗户,全然不敢奢望站在敞开的窗前呼吸夜风。窗户一旦开启,哪怕只是一道裂缝,汹汹的烟雾便会猛扑进来,汹汹的声浪也会猛扑进来。受此影响,写作业的孩童魂不守舍,患有心脏病的老人病情加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因烦躁而晕倒甚至流产……于是,一到夕阳西斜,所有相邻的人家,要么关门闭窗,要么逃往亲朋处躲避。
开烧烤摊的人,在自己的装扮上煞费苦心,有的留着光葫芦头或鸡冠头,有的胳膊或胸腔上,烙有醒目的盘龙纹身。这等做派,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要警告那些有意取缔自己的城管,有意挑三拣四的食客,有意挑衅叫板的住户,最好退避三舍!其中蕴含的潜台词则是:老子就是道中人,在道上混饭吃,占个道又怎么啦?
我敌视烧烤,除为动物的受难感到刺痛外,还因于透过缭绕的烟雾,清晰地目睹到人的宿命。那些穿在铁签上,被架在火炉上烧烤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


(刊发于《法治与社会》201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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