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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金的几个问题

2026-01-31 16:36阅读:
1、巴金出生的家庭和小说《家》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不仅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作者真实人生经历的镜子。这部诞生于1931年的作品,以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族的衰落为背景,深刻揭示了旧式家庭制度对青年一代的压抑与摧残。而小说中高公馆的原型,正是巴金本人出生并成长的李氏家族——一个典型的四世同堂、礼教森严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
巴金于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富裕士绅家庭。他的祖父曾官至知府,父亲李道河也做过知县,家中产业丰厚,仆役众多。这个家族维持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繁复的宗法礼教,是清末民初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巴金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表面体面、内里腐朽”的环境中,耳闻目睹了无数因礼教、迷信和家长专制酿成的悲剧。
尤其令他痛心的是大哥李尧枚的命运。作为长房长孙,大哥温文尔雅、有理想、有才华,却被迫放弃爱情,承担起维系整个家族的责任。在家族压力与内心苦闷的双重煎熬下,他最终英年早逝。这一事件成为巴金创作《家》最直接的情感动因。
小说《家》中的高公馆,几乎完全脱胎于巴金童年所居的李家大院。高老太爷的威严、觉新的隐忍、觉慧的叛逆、鸣凤的悲惨命运……这些人物与情节,大多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
觉新即是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蓝本。他善良却懦弱,在“孝道”与“自我”之间挣扎,最终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觉慧则是巴金自身的写照。他充满理想,敢于反抗,最终毅然离家
出走——这正对应了巴金19岁离开成都、奔赴上海追求新思想的真实经历。鸣凤的投湖自尽虽为艺术加工,但其原型确为家中一名婢女。巴金通过她的死亡,控诉了阶级压迫与人性冷漠。瑞珏之死源于家族中“血光之灾”的迷信习俗。现实中并未发生死亡,但巴金将其悲剧化,以凸显封建迷信对生命的漠视。值得注意的是,巴金并非简单地复述家族往事,而是以文学手法强化矛盾、提炼主题,使《家》超越个人经验,成为一代青年反抗封建桎梏的精神宣言。
巴金曾坦言:“我写《家》,不是为了回忆过去,而是为了埋葬过去。”他在大哥去世后怀着巨大的悲痛开始创作,将私人哀思升华为对整个旧制度的批判。《家》之所以打动无数读者,正是因为它的血肉来自真实生活,它的愤怒源于切肤之痛,它的希望寄托于觉醒的青年。正如他在《〈家〉的序言》中所说:“我要为那些被旧家庭吞噬的青年说话。”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家》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延续与深化。
2、巴金笔名的由来
“巴金”这一笔名首次出现在1929年发表的小说《灭亡》中。关于其由来,巴金本人多次在文章和访谈中作出说明:
“巴”:取自他当时极为敬仰的一位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巴枯宁。巴枯宁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主张彻底推翻国家与权威,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青年巴金深受其思想影响,曾大量阅读巴枯宁的著作,并视其为精神导师。
“金”:则源于另一位他所钦佩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贵族出身的革命家与思想家,提倡互助论,强调人类社会的自然合作本能。他的《互助论》对巴金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将两位思想家姓氏的首字组合,“巴”与“金”,便构成了“巴金”这一笔名。这不仅是对偶像的致敬,更象征着他早年对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执着追求。
巴金选择这个笔名时年仅25岁,正值思想激荡、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彼时的他,怀揣改造社会的抱负,希望通过文学唤醒民众、批判黑暗。他在《〈巴金选集〉后记》中写道:“我用‘巴金’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喜欢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那时我相信无政府主义可以救中国。”
尽管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更冷静的反思,但他始终没有更改笔名。对他而言,“巴金”不仅是一个写作署名,更是青春信念的见证,是那段为理想燃烧岁月的永恒印记。
3、巴金大哥的服毒自杀
1931年春天的一个深夜,35岁的李尧枚在成都家中服毒自杀。这个被巴金称为最理解我的人的兄长,在留下无助的妻儿后,永远停止了呼吸。他的死亡并非突发冲动,而是封建家族制度长期压迫的必然结果。
作为李家嫡长子,李尧枚被迫接管家族事务,在军阀混战时期艰难维持没落家业,长期陷入债务危机。据巴金回忆,大哥每月要支付“几百元的利息”,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两年收入。
传统礼教要求他同时扮演封建家长、孝子贤孙多重角色,与接受新思想的内心产生剧烈冲突。巴金在《做大哥的人》中写道:“他替祖父背十字架,却没有人替他分担重量。”
被迫接受包办婚姻,与妻子感情淡漠。巴金曾透露,大哥唯一的精神慰藉是偷偷阅读《新青年》,但连这点自由都要躲过家人耳目。
李尧枚的形象在《家》中化为觉新,这个“作揖主义”的悲剧人物引发无数读者共鸣。鲁迅评价这个角色“写活了中国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更残酷的是,现实中的李尧枚甚至没能等到弟弟用文学为他“复仇'的那天。
巴金后来在《怀念》中忏悔:“我用他的痛苦做了我小说的资本。”李尧枚之死不仅成就了《激流三部曲》的血肉,更成为中国封建家族制度最后的祭品。2017年成都李家老宅拆迁时,工人在阁楼发现李尧枚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的红字记录着“某月某日,典当祖传玉佩”,成为这段历史最触目惊心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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