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党管一切”还是“军事独立”）。
这是最根本的分歧。当时，随着部队中加入了大量农民和旧军队出身的官兵，部分人受旧式军队“军事长官说了算”观念的影响，主张“军事领导一切”或“司令部对外”，认为政治工作妨碍了军事指挥，提出“党只管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同志则坚决主张“党管一切”，强调必须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背离了这一点，红军就会蜕变为旧式军阀部队。
第二，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极端民主化”还是“集权制”）。
在红军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官兵带有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习气，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要求事无巨细都要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这导致了严重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毛泽东等同志则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倾向的危险性，认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红军必须实行集权制（即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中指导），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执行力，绝不能容许极端民主化削弱党的战斗力。
第三，关于红军的性质与任务问题（“单纯军事观点”还是“政治建军”）。
红军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当时有一部分人持有“单纯军事观点”，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打仗，不赞成做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等艰苦的群众工作，主张四处游击，有“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毛泽东同志则深刻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政治任务。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关乎红军前途命运的根本性争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明确指示下，红四军召开了古田会议，最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让这支军队真正铸牢了军魂。
这是最根本的分歧。当时，随着部队中加入了大量农民和旧军队出身的官兵，部分人受旧式军队“军事长官说了算”观念的影响，主张“军事领导一切”或“司令部对外”，认为政治工作妨碍了军事指挥，提出“党只管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同志则坚决主张“党管一切”，强调必须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背离了这一点，红军就会蜕变为旧式军阀部队。
第二，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极端民主化”还是“集权制”）。
在红军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官兵带有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习气，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要求事无巨细都要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这导致了严重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毛泽东等同志则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倾向的危险性，认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红军必须实行集权制（即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中指导），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执行力，绝不能容许极端民主化削弱党的战斗力。
第三，关于红军的性质与任务问题（“单纯军事观点”还是“政治建军”）。
红军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当时有一部分人持有“单纯军事观点”，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打仗，不赞成做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等艰苦的群众工作，主张四处游击，有“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毛泽东同志则深刻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政治任务。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关乎红军前途命运的根本性争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明确指示下，红四军召开了古田会议，最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让这支军队真正铸牢了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