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梁纪德
1958年6月，我在西z军区政治部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了一切职务和待遇。当时的规定是，y派一不能留在部队（怕影响部队政治纯洁），二不能留在边疆（怕他们偷越国境），要交到内地的地方上“代为改造”。7月，我们西z军区的几十名y派被遣送到甘肃，几个“极右分子”被送往夹b沟劳改农场，我作为“普通右派”之一，则被送到了武威黄羊河农场监督劳动。
第2年年底，“大跃进”产生了恶果，饥饿开始了，我们的口粮定量逐渐削减，到1960年，每月的定量降低到了15斤原粮（即带皮带壳的粮），而且没有任何副食，更谈不到肉和油了。我那时是20多岁的棒小伙，每天要干18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活儿，绝不是这点食物所能维持的。但是在那之前，没有过关于饥饿问题的常识，这时竟常常觉得走不动路，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腿部浮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去农场卫生所看病，医生幽默地说：“你这病好治，开个药方，两个馒头，一日三次。”可惜，他的药柜子里连半个馒头也没有。
可能因为我自小参军，参加过极其艰苦的进军西z，又是全军的英模代表，还是个作家，虽然戴了右派帽子，人们会想，他能“反动”到哪里去呢？所以，农场的本地农工、下放干部、支边青年都没有把我当“敌人”“反动派”看待。包括场里的各级领导如党委书记兼场长谷庆春、党委办公室主任梁纪德、行政办公室主任关启旺、生产科长魏宝珊、文教科长焦兴友等，都不曾对我施行过“无产阶级zz”，不但尊重我的人格，而且在劳动和生活上给予过一定的关照。虽然我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不敢叫我“同志”，但是他们用行动说明，他们对上级送来的我们这些“右派”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的。
在农场忍受饥饿的日子里，那些好心人对我这个y派的同情和关爱，令我永志不忘。下放干部、党委办公室主任梁纪德，就是令我至今感念不已的一位。他是兰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兰大中共地下
1958年6月，我在西z军区政治部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了一切职务和待遇。当时的规定是，y派一不能留在部队（怕影响部队政治纯洁），二不能留在边疆（怕他们偷越国境），要交到内地的地方上“代为改造”。7月，我们西z军区的几十名y派被遣送到甘肃，几个“极右分子”被送往夹b沟劳改农场，我作为“普通右派”之一，则被送到了武威黄羊河农场监督劳动。
第2年年底，“大跃进”产生了恶果，饥饿开始了，我们的口粮定量逐渐削减，到1960年，每月的定量降低到了15斤原粮（即带皮带壳的粮），而且没有任何副食，更谈不到肉和油了。我那时是20多岁的棒小伙，每天要干18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活儿，绝不是这点食物所能维持的。但是在那之前，没有过关于饥饿问题的常识，这时竟常常觉得走不动路，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腿部浮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去农场卫生所看病，医生幽默地说：“你这病好治，开个药方，两个馒头，一日三次。”可惜，他的药柜子里连半个馒头也没有。
可能因为我自小参军，参加过极其艰苦的进军西z，又是全军的英模代表，还是个作家，虽然戴了右派帽子，人们会想，他能“反动”到哪里去呢？所以，农场的本地农工、下放干部、支边青年都没有把我当“敌人”“反动派”看待。包括场里的各级领导如党委书记兼场长谷庆春、党委办公室主任梁纪德、行政办公室主任关启旺、生产科长魏宝珊、文教科长焦兴友等，都不曾对我施行过“无产阶级zz”，不但尊重我的人格，而且在劳动和生活上给予过一定的关照。虽然我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不敢叫我“同志”，但是他们用行动说明，他们对上级送来的我们这些“右派”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的。
在农场忍受饥饿的日子里，那些好心人对我这个y派的同情和关爱，令我永志不忘。下放干部、党委办公室主任梁纪德，就是令我至今感念不已的一位。他是兰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兰大中共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