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词与燕乐关系
2019-08-06 21:59阅读：
一种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兴起，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条件影响与促成的结果。词兴于隋唐、盛于两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而它的起源是与音乐无法分割的，夏承焘在《月轮山词论集》中有云：“词起源于民间小调，六朝民间小乐府是它的前身。”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存在着三大音乐体系：汉魏以前的雅乐、汉魏时期的清乐以及隋唐以来的燕乐。相对于帝王朝贺、祭祀等大典所用的雅乐和“观风俗，知厚薄”的清乐，燕乐因为融合了“里巷歌谣”，因此有非常明显的享乐主义。在其他两大音乐体系中，主要是以中原或南方音乐为主体，而在隋唐统一疆土后，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发达，令其各种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因此杨荫浏在《中国音乐史纲》指出：“燕乐是清乐和胡乐之间的一种创作音乐，是含有胡乐成份的清乐，含有清乐成份的胡乐。”正是燕乐的盛行，让词这一“新诗体”得以产生。
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也有三个“先诗后乐”到“先乐后诗”转变的阶段，即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到倚声填词的发展过程。而诗与乐的再度结合，直接影响了词在体式、情调、风格、语言等方面，同时也建构了其特有的声情之美。
在词之前，诗歌入乐，通常由乐工对文词进行拼凑和分割，来适应乐曲之变化，因此辞与曲往往是勉强的凑合，故难以达到统一。而词作为“声学”，它是有丰富音乐性的文学体式，所谓的“倚声填词”，即“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
词作者必须根据燕乐的律调，包括宫
调、均拍等进行填词，
简单地说歌词的创作要依据曲谱。宫调，可以理解为现代乐曲的乐调。燕乐共二十八调，它的产生与燕乐的伴奏乐器有关。据《辽史·乐志》中记载：“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可知隋唐以来，燕乐以琵琶定律。但是也有学者提出，管乐器才是燕乐的“定律乐器”，如箫、笛、筚篥等。但不管如何定律，都不影响宫调对词作的限定。在现存的一千余首词调中，其音乐属性首先是由宫调所决定。至今，也尚有七种总集、专集，词作是按宫调排列，或是在其词牌名下注明所属宫调，前者如《乐章集》和《张子野词》，后者如《片玉集》和《尊前集》。词作入乐，除了依据宫调之外，还必须配合乐曲的均拍。所谓均拍，即曲拍，它体现乐曲的节奏和旋律。词作“长短其句以就曲拍”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化齐言为杂言，即以五、七言律绝篇章为本，增减字句为长短句，以趁曲拍；二是依乐曲曲拍为句，即依乐工“拍弹”之声造以长短句，是为“倚声填词”。
为了适应不同的乐曲，词的体裁可分为法曲、大曲、慢曲、引、近、序子、三台、缠令和诸宫调。张炎《词源》卷下《拍眼》中有曰：“曲之大小，皆合均声，岂得无拍。歌者或敛袖，或掩扇，殊亦可哂。唱曲苟不按拍，取气决是不匀，必无节奏，是非习于音者，不知也。”可见，在词九类体制中，无论大小，都有其一定的“均”和“拍”。古代歌者在演绎时，必须“按拍”以体现乐曲的节奏，词作者也同样必须注重均拍，才不至导致“失律”。而在词作内部又有分片、起结、换头、字声、用韵等多种体式要求，这使其具备音乐的独特性。
燕乐又称俗乐或宴乐，与雅乐和清乐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外合奏、雅郑不分的胡夷里巷之曲，所以和典雅古朴、温柔敦厚的诗相比，词明显带有世俗的特色。而为了满足娱乐大众的效果，在士大夫的宴席和民间的歌楼中，歌词入乐也是由“有色，善歌”的歌伎来演唱。也正是这种重女音、尚婉媚的风气，让词偏向于香艳。而另一方面，当这种长短不一、声韵起伏的词体具备了独立的体裁后，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情感节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共鸣，达到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表达效果。燕乐相比其他两种音乐体系，具有更甚的抒情性。从声调上看，仙吕宫清新绵邈、南吕宫感叹伤悲、黄钟宫富贵缠绵——不同的曲调传递出不同的声情。从节奏上看，燕乐活泼、激烈，与追求“中正平和”的旧乐相比，有更强的新鲜感和刺激力。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如此节奏多变、紧张激动的燕乐，自然更能激发人内心的兴奋。
隋唐燕乐的新变与繁荣，赋予了词体外在形体和内在情韵两个方面的独特文学与音乐艺术品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可见，词虽不能言尽诗境之广阔，却又具备诗不能言之余韵，这自然形成词的委婉细腻的抒情风格和美学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