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40年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

2022-03-30 16: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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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40年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

原文作者：李克军的博客

本人贫农家庭出身，家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有受到伤害，但一直主张，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政策，进行彻底反思。故依据相关资料，草成此小文。

[转载]40年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他们的子女的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以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该一律为社员，不能再看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是在那个年代，则涉及到上千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存权利，是一件应该载入史册的大事。

早在1948年，我党就在“老解放区”宣布，“地主劳动满5

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转自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成分或其他成分……老解放区的富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年者，亦得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其成分”（转引自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60页）。

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真正落实。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转引自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毛泽东主席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

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地主、富农们的“帽子”一戴就是30年。期间，他们和“反革命”、“坏分子”共同称为“四类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构成“黑五类”，也叫“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他们之中，一少部分被被判刑甚至杀头，大部分被放到“群众”中长期管制。

1964年，最高法院领导人宣称：“在依靠群众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这些失去“公民权”（按五四宪法的表述，应该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地富分子，“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尤其在镇压反革命、反右斗争、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他们随时可能遭遇到难以想象的灾难。文*革期间，北京市大兴县和湖南道县，曾发生大批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惨案（章成：《文革时期湖南道县的大tusha纪实》，《爱思想》网，2011年8月14日）。

按照公开的说法，我们要实行“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地主富农的子女与地主富农分子有区别，是团结教育的对象，后来还把“黑五类”（文*革时期加上走资派，变成“黑六类”）子女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虽然带有歧视的味道，但毕竟给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带来希望。然而，能够有幸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的，只能是万里挑一。比如在推荐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县能有一两个出身不好的优秀青年被选上。众多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不但与升学、招工、参军等能够“进步”的好事无缘，连找对象都要降低条件。在学习大寨实行评工计分时，地主富农子女要想评上一等工，要多付出很多辛劳。

有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虽战战兢兢地工作和生活，仍不能逃脱被整肃的命运。哈尔滨市原体委主任王闻新，出身于望奎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在读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为了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春节都不回家，后来一直积极工作，谨言慎行。但在1959年，却被定成“右倾反党”分子，并清除出党，行政13级降到23级，全家下放到农村改造。处分决定说他是“为了逃避土改斗争，逃进哈市，伪装进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王闻新：《土改工作日记》，《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9辑，第107——164页）。原绥化地区农机局副局长李富贵，逊克人，1925年生，当过国兵，1946年11月入党，1947年参军。土改时父亲被打死，后来定了个中农成分。文*革期间被打成漏划地主、叛党叛国分子， 1968年8月12日含冤自杀，1979年4月获平反（绥化市委组织部存，李富贵个人干部档案）。

望奎县海丰镇恭头二村（郑长江屯）农民郑永学（1949年出生），系当年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的堂弟。他说，我父亲哥五个，种几十墒地，我父亲是赶车的。但土改时却被定为富农。我十七岁中学没毕业就下地干活，活挑重的干，啥都不让说。贫下中农扣义务工300分，我要扣600分。后来邓小平给我们“平反”了，我还当上生产队长，别提多高兴了，我当时还写了一首诗。

“四类分子”有多少呢？有资料称，全国曾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一书第162页写道：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7.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7.2万人（不含地主富农子女）。全国各地为贯彻中共中央上述决定（即：《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做了大量工作，将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摘了帽子……

467万地富分子，加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这“四类分子”的家属子女，至少有上千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随后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改变其子女成分，使这些人改变了“贱民”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政治身份的解放。

推动这项政策出台的人，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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