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富善
辛世彪
大约2001年，我在香港北角的宣道出版社买到一本小书《富善》（林振时著，福音文宣社1987年版），是美国传教士富善的传记。我教《汉语史》课，知道富善研究过北京话，写过《富善字典》、《官话萃珍》等著作，但读了此书，才知道富善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主要翻译者。后来这书不知道随手塞到哪里了，今天整理藏书，忽然翻出来，感到意外的惊喜。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传教士，与著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42）等同宗派。富善1861年大学毕业后，在神学院造就了3年，1865年按立为牧师，携妻在海上航行6个月后到达中国。富善长期在北京及京郊的通州传教，同时在教会的华北大学（North China College）教授天文学、旧约历史、教会历史、教牧神学等课程，并担任教务长达25年之久。
富善有惊人的语言天赋，他仔细听辨北京话的语音，并且设计出一套记录语音的办法，随时随地调查新词新成语，并加以记录，回家反复练习。在汉字方面，他先学好214个部首，然后扩展。这些完全是专业研究者所用的学习方法。果然，富善到北京不久，就成为西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标准、最流利的一位，在来华的西方人中非常有名。后来，中国海关总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想高薪延揽富善，都被他拒绝。富善研究北京话，出版了《富善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Pekingese Syllabary，1891）和《官话萃珍》（A Character Study in Mandarin Colloquial，1898；《富善》一书中误译为《官话特性研究》），后者最近开始有人研究。富善也学习蒙古文，并将福音书译为蒙古文单行本。
富善对中国乃至华人世界最大的贡
辛世彪
大约2001年，我在香港北角的宣道出版社买到一本小书《富善》（林振时著，福音文宣社1987年版），是美国传教士富善的传记。我教《汉语史》课，知道富善研究过北京话，写过《富善字典》、《官话萃珍》等著作，但读了此书，才知道富善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主要翻译者。后来这书不知道随手塞到哪里了，今天整理藏书，忽然翻出来，感到意外的惊喜。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传教士，与著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42）等同宗派。富善1861年大学毕业后，在神学院造就了3年，1865年按立为牧师，携妻在海上航行6个月后到达中国。富善长期在北京及京郊的通州传教，同时在教会的华北大学（North China College）教授天文学、旧约历史、教会历史、教牧神学等课程，并担任教务长达25年之久。
富善有惊人的语言天赋，他仔细听辨北京话的语音，并且设计出一套记录语音的办法，随时随地调查新词新成语，并加以记录，回家反复练习。在汉字方面，他先学好214个部首，然后扩展。这些完全是专业研究者所用的学习方法。果然，富善到北京不久，就成为西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标准、最流利的一位，在来华的西方人中非常有名。后来，中国海关总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想高薪延揽富善，都被他拒绝。富善研究北京话，出版了《富善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Pekingese Syllabary，1891）和《官话萃珍》（A Character Study in Mandarin Colloquial，1898；《富善》一书中误译为《官话特性研究》），后者最近开始有人研究。富善也学习蒙古文，并将福音书译为蒙古文单行本。
富善对中国乃至华人世界最大的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