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何志鹏老师：做一个爱学生的老师
2016-05-15 12:54阅读：
法学院老故事 || 专访何志鹏老师：做一个爱学生的老师（七）
原创 2016-05-15 杨大咩法苑芳华
每周日的法学院老故事回归正常推送啦~今天带来大家期待已久的男神——何志鹏老师的专访，让我们一起回到90年代的吉大法学院，了解何老师在吉大求学、任教二十余年的心路历程。
个人简介
何志鹏，男，满族， 1974 年 2
月生，黑龙江双城人，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大学青年文化书院导师团成员。
教育背景：
1992-1996 年 吉林大学法学院 国际法专业法学学士
1996-1999 年 吉林大学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车丕照教授指导 ）
2000-2004 年 吉林大学法学院 法学理论专业，法学博士（郑成良教授指导）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法理论、人权理论、法学教育
主要讲授课程：
国际法、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英文、双语、中文）、国际条约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商事仲裁、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海商法、国际海事法、国际环境法、区域国际经济法
1、初到吉大求学的感受和难忘的经历？
因为我是从黑龙江双城，一个东北地区不算很发达的县城到长春来的，所以初到吉大首先是感觉很新鲜，因为以前也没去过像铁岭那样比较大的城市（笑），就感觉长春这个城市还挺
好的。坐火车刚到长春站的时候很早，当时吉大在火车站有新生接站车嘛，在接站车上碰到了一个四川籍的同学，就一直和他聊天，一路上烟尘滚滚就到了吉林大学现在这个校区，因为当时整个南区还比较偏远，所以很多路都在车过的时候扬起很多灰尘。
在我入学的1992年，吉林大学南校区一共就两栋宿舍楼，一舍和二舍，还有一个逸夫图书馆，整体都还处于初建的状态。那时候有两个食堂，有一个还当阶梯教室和学生活动中心用，因为当时没有大的阶梯教室，只有小教室，所以我们经常在食堂里面上课。
对南区的设施有这么几处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图书馆。因为以前在县城，没看过那么多的外文书，觉得逸夫图书馆四楼的阅读环境真好。无论是军训还是以后上课，我都经常到图书馆四楼外文阅览室看外文图书、期刊一类的资料文献，给我留下了很好的阅读习惯。再一个就是当时的萃文楼，现在的萃文楼分三个单元，两个曲尺形的建筑和一个圆形的建筑，圆形建筑里面有阶梯教室。而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只建成了一个曲尺形的建筑，没有那块圆形建筑，所以上课也就只有小教室。所以，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我们上一百多人的大课都得在食堂，食堂的缺点就是都是平面的，前后一般高，后面的同学经常看不着听不清，当时的老师讲课也非常辛苦，因为没有麦克风和音响，讲课都是凭喊。而且，当时的条件很原始，教学技术总体上比较落后，像现在的放映设备当时都没有，老师都是靠他们自己的人格魅力把这个课上下来。当然，我们听课也都很认真，一百多个人静悄悄的，大家都能听见。情况最糟糕的是我们在二楼上课，一楼在做饭，不知为什么，有时会弄出好多烟，把我们楼上呛得咳嗽连声，极端时候对面看不见人，老师也咳嗽得根本就上不了课，只好说今天就到这吧。
我当时的印象是，有时候条件虽然挺艰苦的，但我们的学生还是挺努力的，大家处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学习氛围里，做研究、做学生工作，各得其所。
2、是什么让您选择了国际法这个方向并坚持研究至今呢？
选择国际法这个方向很凑巧，因为当时我们入学就是确定方向的。我之所以到吉林大学来，因为高中接近毕业的时候吉林大学有一位老师到我们所在的学校——双城市兆麟中学去招生宣传，那位老师在法学院做学生工作，叫徐丹，现在去大连工作了。当时我所在的高中向徐丹老师推荐我（我怀疑肯定有不少吹嘘的成份）。徐老师就找到我，和我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到吉林大学学习的可能，充分说明了在张文显教授、郑成良教授、霍存福教授等积极努力之下吉林大学冉冉升起的现实和美好未来，说得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当时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英语学得还不错，徐老师就说，既然你英语好可以到我们那去学国际法，我们的国际法非常有前景。当时我们有几个吉大的国际法老师在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包括后来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世元教授，现在还在吉大的韦经建教授，现在到清华大学、也是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车丕照教授。后来我高考报志愿就报了吉大的国际法，基本上跟她说了之后就定下来了，第二三志愿都是胡乱报的，像北京大学啊什么的。高考还算顺利，如愿以偿地到了吉林大学学习。
爱上国际法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一大二这两年，一直都对国际法没有特别明确的印象，甚至说没有好感。因为我从小就对文史哲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大一去图书馆除了英文的各种材料，总看哲学，文学的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这一类，还有心理学弗洛伊德的书。大一的时候听课，很多法学的课我都觉得太简单，没有什么思想深度和问题意识。当然那时候中国法制建设还不完善，法学相对也比较浅白。只有一位老师的课在大一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郑成良教授的法理学。我现在仍然记得很多他课上的例子和他讲的问题，我现在那本法理学书（就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的一般理论》）还留着，笔记都在书的边上写着，当时他很多原话我都记得。郑老师的特点就是会用非常简单的例子阐述非常深刻的道理，比如说究竟是法律产生了权利，还是权利产生了法律。在课堂上总是我们举各种各样的例子，都是身边的例子，让你听着一点儿都不远，但是往前推一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法理学领域的难题。后来，想起很多法理学的名著，比如像贝勒斯的《法律帝国》，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好多书都不是故弄玄虚的艰深之作，而是通过非常简单的叙述来揭示非常深刻的问题。郑老师的法理学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觉得法律有大开掘的前景。这也是我2000年跟随郑成良老师攻读法理学博士的基础。当然，大一的时候还是充满傲慢和偏见地认为，也就是法理学还值得一学，在相当长时间内，国际法的课程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大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始有很专业的国际法课程，刘世元、吕岩峰老师给我们讲国际经济法，韦经建老师给我们讲国际贸易法，车丕照老师讲国际技术转让法。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车老师，他讲得内容不多，但都非常清楚，特别是有一次让我们组织模拟谈判。之前我们上的课都是教师单向的传授，没有什么机会让同学说。车老师在布置这个谈判后我们就一直在想怎么能把这个谈判谈成，我作为一方谈判代表，我的一个到现在和我关系还非常好的同学做另一方谈判代表，我们就各自考虑技术转让合同应该有哪些条款，各自准备文本草案，然后上去谈。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准备得非常不成熟，因为技术转让合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看到的都很粗疏。我们也到图书馆去借书，看一些合同范本，但是这些范本看起来都很初步，也没有英文的，我们准备的合同草稿也很不成样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模拟谈判有很多幼稚和不成功的地方，但是这个形式却引起了我对国际法的兴趣。同时，这些老师讲得知识也特别有意思，像国际贸易术语、跟单信用证这些，我都特别感兴趣。
国际经济法里有很多非常技术化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入迷，有一段时间很想考对外经贸的研究生，觉得国际商法这些高端的技术问题很值得探究。不过，后来兴趣也在逐渐转变，从最开始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到大四上学期确定保送研究生，算是一个变化。因为我要考对外经贸大学遇到了两个实质性的阻碍：一个是我要报考的那位老师去世了，再一个是复习的时候觉得政治太难，背不下来。正好咱们吉大法学院有这个推免机会。我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被保送的。因为我成绩不是最好的，只是在复试的时候我对问的问题非常了解，表述的也相对完整，复试的老师都很满意，这两位老师一个是车丕照老师，另外一个是民法的赵新华老师，他们觉得我像是学国际法的，而其他平时考试成绩比我好的，则不像是学国际法的，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所以我就保研了。
读研之后对国际法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因为很凑巧车老师做了我的硕士生导师，后来我听说是抓阄抓到的。我在本科的时候就一直想要是跟车老师读硕士会是一个很值得向往的事儿，因为车老师是我到现在为止见到的最好的老师。他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对学生就非常好，学生给他提出的请求比如“老师给我写封推荐信”，他就会认认真真的给写；还有“老师我要参加个学术比赛帮我写个评语”，他也会认认真真去做。那样的老师他会燃起学生学术研究和学习的兴趣，如果一个老师你一找就没空，没有时间理你，那学生可能就觉得学习没啥意思。我一直就觉得是车老师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对国际法越来越有兴趣，当然我作为车老师的学生，也会在作老师的过程中，把车老师这种做事的方式，人格上的魅力学过去，虽然可能没学到，但是这是我永远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在读研时候的契机，使我对国际法越来越有兴趣。读研的时候，韦老师、刘老师、给我们讲国际环境法的那力老师，提出了好多新的问题，为我们展开了一片视野，给你打开了窗，打开了门，让你看到外面有挑战性的世界，使得我想对这些问题做研究。
我硕士论文写的是国际经济领域环境措施的法律分析，当时看还是个很前沿的问题，研究的人非常少，我就凭借我外语的一点优势查了好多外文材料。此时我的研究兴趣已经从国际贸易法转向了具有公法性质的国际经济法。其中还有一个契机，给当时的院长郑成良教授做会见一个外国人的翻译。闲谈的时候，那个外国人就问我研究什么，我说打算研究环境问题，他就特地给我寄了一本外文书。现在想起来那些机会都非常难得，使我做硕士论文显得比较先进，很多新的信息和理念可能国内我的老师辈们还不太了解。我论文的大纲就寄给北京的一个叫《法学杂志》的刊物，这个刊物现在还有，当时都是手写的要寄过去，不久就回信说我的文章可以发表了，那时候是1998年我硕士还没毕业，给我很大的鼓励，觉得做法学学术研究还是有希望、有机会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碰到一个杂志和我说，你这文章可发可不发，你得花钱才能发。这也使我对法学学术研究有一种信心，你只要认真地做好，学术圈里还是有你的机会，我想是这一系列因素促动着我的学术研究。
以后，随着思考问题的逐渐深入，我开始从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角度思考国际法观念和思维的建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论文，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社科、教育部的研究课题，受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的委托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在这个领域中的努力对于中国外交、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是有一定的推进意义的，对于和我们有着类似经历的国家和学者也有启示，所以这个方向慢慢获得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鼓励也促使我始终不断探索。
3、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留在吉大任教至今？
我留到吉林大学任教跟车老师有关系，在我读研的时候，我们硕士国际法的同学一共有6个。我在研一的时候韦经建老师问过我有没有留校的想法，我当时说很有冤枉，但是有一些困难。所以韦老师就没继续提，当时我也联系了一些机构，像美国驻华使馆。记得在接近毕业的时候，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还特别提到吉大法学院几个研究生，说如果这几个人过来我们欢迎，其中就包括我。但是对于去法院我一直都没燃起兴趣。可能因为东北地区的司法机构和我个人的兴趣、专长不对口，所以就没有去长春中院。我一直都比较想去外企，国际机构甚至国际组织。有一次接近毕业，我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去车老师家拜访，他就问我想没想过留校当老师，我说我到也想过，但就是有一定的困难，车老师就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慢慢解决，我说还要交申请怕碰到相关的老师，车老师就鼓励我交申请。在车老师的鼓励下我交了一份申请，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份手写的申请，内容也很简单。当时的主管留校的行政副院长是我们现在的党委书记李洪明，他看了我的申请后跟我说现在国际法原则上不缺人，不留人，让我做好两手准备，我当时心里很没有谱。后来车老师代表国际法学科向法学院说明情况，认为我有些潜力，院里就同意我留校了。
在吉林大学作教师已经超过17年，吸引我一直留下来的是领导和同事带给我的研究和学习氛围。工作留校之后，刘世元老师就跟和我同届的同学们说：“何志鹏在日后的工作里要比你们顺一些，因为他一直在法学院，和大家都比较熟，没有太多阻碍，而你们出去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刘老师也给了我很大鼓励，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他的一番话让我觉得这个环境是积极吸纳我的，而不是把我当成一个陌生人。所以，最主要的让我一直留在法学院的原因，因为这有很好的“人的氛围”，从领导到同事、学生，都会认可我的工作，支持我的工作，而不是鲁迅当初描述的，旁观和嘲讽。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生的鼓舞。上课的时候，你们没当过老师可能不知道，学生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这个老师，你这门课，超不过一分钟就能感受得到。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本科生和硕士生都非常优秀，他会觉得你讲的东西能接受，以一种支持的态度来看你上课。我要是去一个不怎么好的学校，学生上课都在玩手机，自然也就没有多少教学的兴致了。不管是法学院内还是法学院之外，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融洽，和这种人文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就像古人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虽然近些年有些单位用各种各样的条件来吸引我，但我觉得在其他地方就很难有这种人文环境，尽管有的学校在名气和条件上都不错，但是很难找到现在这样大家都很很融洽，你上课大家都很认可这样的地方。这种客观上的条件和我自身对教学，研究工作的热爱让我一直留在这儿，而且还觉得很快乐。
4、第一次当老师讲课的心情？
第一次作为老师上课非常有意思，我研究生还没留校的时候，党委书记孟宪铎老师跟我商量说：“学校现在有个任务，椰风集团和吉大合作，要求我们派一个顾问团，法学院打算派你过去。”这相当于我还没留校法学院就把我“出卖”掉了（笑），条件是在那儿待三年。我答辩完就动身飞到海南，当时的长春还是冰天雪地，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很多不了解，带了两把壁纸刀，被没收了（笑）。我当时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脱离教学工作的准备，但是孟宪铎老师给我带了两本稿纸，让我到海南那边也别忘了研究，多写写东西。结果到了那儿连一本法学的专业书籍都很难买到，当时的海南在文化上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在那两个月后，吉林大学顾问团队的领导就觉得我们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就沟通要求返回。从去到回来一共两个月零二十天，第一次去南方待了这两个多月，过了一段又幸福又痛苦的生活。幸福是因为生活得比较容易，我刚留校的时候正常工资只有几百，在那边的工资是两千多。痛苦是因为虽然工资挺高，但我不知道怎么花，因为最喜欢买书，在那又没书可买，也没有什么真正有用的事儿可做。这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在生活和工作中，钱远远不是最重要的。
在领导们的沟通之下，我们的团队四月份就回到了长春。我刚回到学校向院里报到，韦老师就说正好他明天有课，让我代课，是海商法。我只在本科和硕士学过海商法，我也挺感兴趣，但没讲过。我做学生的时候讲过课，讲过法理学、国际公法，这两门课我比较有把握，但是海商法真的没有把握。
第一次上课的感觉还挺好，我从小受到的惊吓使得我在这种大场面不紧张。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经常让我做独唱歌手（哇～），在几千人那种礼堂唱歌，我当时吓得连觉都睡不好，后来就通过类似的经历慢慢磨练出来了，所以那次上课总体的表现还可以。
我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韦老师就进屋到后面听课，还有一次车老师也去听课。这种老一代老师和新一代老师之间的监督、建议、帮扶非常重要，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做到像我的老师们那么好，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听完我的课之后，晚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请教，他们会给我肯定和鼓励，也提出很多建议。我到现在还记得车老师给我提出的建议，他说，你作为一个老师，首先要爱学生，只有你爱学生你的课才有吸引力，你的学生才会真正的认为你的课是为他们讲的。如果你讲得神乎其神的，学生不一定会觉得你讲的有什么意义。这给我很大启发，每次上课前我都会把内容过一遍，然后我会去想，如果我是学生我会喜欢这个课吗，如果我不喜欢，那我会喜欢什么样的课。我总是在反复的检查，想办法让自己的课在学生面前更有亲和力，这就是我第一次上课那段时间的感受，不光从学生那得到了认可，更得到了老师的鼓励和指导。
5、您认为吉大法学院有哪些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
最主要的就是大家都很踏实，很务实，当老师后有机会和咱们已经毕业的校友和一些单位的领导碰面聊天，很多单位的领导对咱们吉大的毕业生有非常高的评价。咱们的同学都很低调不是那种爱张扬，表现自己的类型，我比较赞同这种行为方式。像中国古代的孔子、老子哲学，都不主张把自己放到一个多高的位置上，要把自己低下来，要像水一样往低处流，把自己放低了才能博大。吉大的学生还很踏实，只要把一个任务交给你，就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我认为，踏实地做好一项工作，首先是保质，你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学生的要求。我现在给研究生的作业要求是要仔细到一个标点符号，不要认为这些小的细节没有关系，如果我能看到，那么别人也一定能看到，细节要做到完美。我记得当老师之后，跟韦老师说起过做文件，他说作为一个法律人一定要把文件做漂亮，如果你做不到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是专业的呢？想方设法把一切做到完美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特征。在保质的同时也很守时，很多单位的领导认为吉大的学生都很守时，告诉他周一完成肯定能做到。这种踏实朴实务实的精神是我们吉大法学院的传承，也是我们北方学校长期积淀的一种传统。
寄语
要自己找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和动力。由此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严于律己，厚德载物。
图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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