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书之难读
2006-07-27 17:20阅读：
今天大谈本土文化的人，每诋反对者为“以白话藏拙”，言下之意是，老子们读书既多，文章又好，全拜古书之所赐，身为一个中国人，哪里可以不读古书呢？泛泛说来，似乎极有道理：中国之为中国，正因为其有若干博大精深的历史遗产，我们舍己求人，对西洋文明反而趋之若骛，好比捧着金碗要饭，岂不可笑。这话被一般青年听了去，每产生一种反动，认为古书也者，不过陈死人的著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今日何涉，这样的东西，不如一把火全烧了，免得贻害后世。于是忽然怀念秦始皇焚书坑儒，否则以今日古书之多，读来将何其辛苦。这样的看法，我以为前半段大致是对的，而后半段则未免小看了所谓“无用之用”，不免流于荒疏。
其实类似的争论，大约古已有之。翻开《全三国文》，就有这样的记载：曹植作了鄄城侯，要拆毁旧时汉武帝的行宫，于是下令道：
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文选》颜延之《北使洛诗》注引此二语作「尺椽」，盖误涉上句。）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土，则死有知，亦当逍遥于华都，留神于旧室。则甘泉通天之台，云阳九层之阁，足以绥神育灵。夫何恋于下县，而居灵于朽宅哉？以生谕死，则不然也。况于死者之无知乎？且圣帝明王顾宫阙之泰，苑囿之侈，有妨于时者，或省以惠人。况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土，非复汉有，是以咸阳则魏之西都，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德阳而建泰极，况下县腐殿，为狐狸之窟藏者乎？（卷十四，《魏十四》，《毁鄄城故殿令》。《文馆词林》六九五引。）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引及此文，有评论说：“他的话说得多么爽快，有了新朝就该把旧朝的东西完全摧毁了！看了这文，谁还敢说中国人好古！在这种观念之下，只有时行的留存和不时行的销灭两件事。然而不幸，历史所记是十分之九属于不时行的呵！”幸而到了现在，我们略略有了一点历史的观念，知道那些“与今日何涉”的东西，大多应该请进博物馆，供专家爬梳整理。明乎此，则青年们的矫枉过正也可以理解了。
既经知道了古书烧不得，那么我们的重点就在于古书是否人人当读。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我们要问：古书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帮助么？我想，很遗憾，实在没什么帮助的。要说“通经致用”，那是汉人的把戏，以春秋决狱，或许放在董仲舒的时代还算说得过去，倘若今日行之，真连一点法学常识都没有。要说读书知礼，我们实在想不通“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能行”的古礼何以竟能通行于今日。要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吧，则能够留存的精华实在少之又少，那些能够留下来的，又无一不是各国皆有的道德准则，何来“本土文化”之可言。于是归根结底，一句话，只不过“修养”二字而已。
修养，听上去何其堂皇，《管子》所谓“仓廪实，而后知礼仪”，酒肉之后，能够拥书万卷，充充阔老爷的门面，好比“饶有家资的单身男子必定想要娶妻室”（简·奥斯丁语），可以见其出于书香门第，富而好礼，决非满嘴金牙，一身俗气之暴发户也。而国故，正如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怜悯，不过为茶余饭后的消遣罢了，至于衣食成忧的穷人，何尝有资格摆这个架子？我以为生当今日，而曰“人人皆有整理国故之义务”，不免言之过早，非愚即诬。请问，国故能够，能够有利于国计民生吗？我们今日需待解决的事情正不知有多少，一般青年如有私下研究国学之兴味，本和学有余力兼治物理、生物、化学一样，为一个人之爱好也，怎可强人所难，硬要别人好己之所好。如今青年们从学校毕业以后，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还不知道，哪里顾得上这许多华而不实的“修养”？这是鲁迅所谓的我们要保存国故，先要这国故能够保存我们。
再则，国故果真如倡议读古书者所说的“人人可读”么？我对此大不以为然。须知古书在所谓专门家的手里也不是人人能懂的东西。王国维在他的《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收《观堂集林》卷一）中说：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
他说自己对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对于《诗》，所不能解者，“亦十之一二”，并且自汉、魏以来，多少先儒皓首穷经，下了一辈子苦工夫，到最后，“亦不能解也”。胡适说“这是新经学开宗明义的宣言，说话的人是近代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大师，所以说的话最有分寸，最有斤两。”其实，难读的何止《诗》、《书》二经，就是对于《易》、对于《礼》、对于《春秋》，我们又知道多少？严格说来，对于《易》所不能解的，实在不下于《诗》、《书》，就其体例而言，我们尚不能知道得非常充分，前人说《易》，多以其为卜筮之书（非指十翼而言），我恐怕这种说法实未能安。我们读《易》里的爻辞，时时发生这样的疑问。由此看来，读《易》实在不易。
那么，五经以外的书就那么好读么？历来讲《论语》，无论疑心多重的疑古家也都认为没什么可疑。我以前也跟着这么说，以为我们总算得着一部可靠且不甚难解的史料，可以作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的参考之用。按梁任公之说，《论语》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然而这实在把《论语》看得太简单了。我近来研究《论语》之版本源流，及其传授之次第，有了一点心得，方知这其中原来大有来头。单就其版本而言，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家，这三家之间相互影响，有兼通两家者（如扶卿，就是传古论和鲁论的人），这使得整个情况非常复杂。到后来，又有了《张侯论》和《郑玄论》，这两种本子都分别对三种古本论语作了增补与删削，《郑玄论》更是就《张侯论》作的修订，其中的损益，今日仅可略见于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其它散见他书的，如《说文》、《玉函山房辑佚书》，数量亦非常有限），真不知其中窜入了多少伪的内容。明显一点的，如崔述所指出，公山弗扰、佛肸章，年代完全对不上，根本是向壁虚造。其实，退一步说，即使战国时七十子亲传的《论语》也未必可靠。有子、曾子、闵子、冉子、仲弓，到底哪一派编纂了《论语》，尚非三言两语之可以说清，如何能说《论语》可靠呢？再就训诂而言，前人不可通的地方也多了去。朱熹注“恂恂”、“便便”、“侃侃”、“闇闇”之类，只有“侃侃”、“闇闇”引了许氏《说文》（其实许慎为东汉时人，《说文》又如何可靠），其它不过望文生义，以使前后文不自矛盾而已。除此之外，诸如“色斯举也”，能读懂的可有几人？再如《子罕篇》引“唐棣之华”，应该作何解说，自古以来为《论语》作注的，没有一个能给出满意的答复。这样的篇目，在《论语》里还不占少数，究其原因，大概七十子各记其所闻，截前去后，孔子或者“有为言之”，今天都不可知了（最明显的，如《檀弓》所记，见“有子之言似夫子”一节）。另外如“先进”章、“吾少也贱”章，前人注解不少，但多不能通其意，曲为之说。这些我们都有待今日进一步研究，侈谈本土文化的人，自己也不过一知半解，如何有资格教导青年去学呢？
现在看来，王国维对于《诗》、《书》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实，《诗》里不能解的，又何止十之一二，《书》里不能解的，又何止十之五六。《诗》里诸如“言”、“告”，诸如“”、“”，我们何尝有了满意的解释。清人考据《尚书》，都说《尧典》、《皋陶谟》之类，文从字顺，比了《盘庚》诸篇的佶屈聱牙，真不知要好读多少。然而，就我看，伪古文的部分姑且不论，就是那几篇稍微好读一点的，谁又敢说自己全部读通了呢？仅以《尧典》一篇为例，此文开篇的“曰若稽古帝尧”，作何解释？东汉初桓谭《新论》记今文家小夏侯学派的秦恭，解说“曰若稽古”四字至三万言。后世的郑玄、马融又曲为之解，而伪《孔传》从之，到宋时，程颐始稍稍得着较合理的解释，陈大猷、林之奇申其说，清以后，有诸如焦循、刘逢禄、魏源、王先谦从此说。到了今日，我们大体上都以发语词释之，然而我以为，此四字之注解，最终或许仍有待于甲骨文字的进一步研究（如“若”字，前人已开其端），最后才能得出满意的结论。又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句之“光”字，争论又何其大也。
（近人刘起纡考之甚详，见《尚书校释译论》）如此这般，俗师之所不能通，又如何教授青年。
小学在汉代学校中为人人必修之科目，王国维所谓“小学诸书目，汉小学之科目……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书……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汉魏博士考》）。然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说文解字》，能够明白的又有多少？其实不仅我们不能明白，古人也同样不明白。自东汉安帝时许冲献书以后，一直到清代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才算大致上为这部书理出个头绪来，而其间竟相差千七百余年。段注如“凡一之属皆从一”下曰：“一之形于六书为指事，凡云凡某之属皆从某者，自序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如“从一兀声”下曰：“凡言从某某声者，谓于六书为形声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意，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如“吏……史亦声”下曰：“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再如释“古文‘上’”曰：“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此独先举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为我们归纳出许书说字之体例，尤为可贵，但到底还未能完备。到了清末，又有王国维作《〈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以补充其说，然而犹未能尽如人意。民国以后，顾颉刚因《说文》对“禹”的解释为“虫也”，猜想禹大概是上古神话中一种平水土的动物（古时动物统称为虫），柳诒徴作《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讥之以“此等谊例浅近易晓，本自不待解说……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盍先熟读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结果顾颉刚、容庚分别作书答之，一一举出许书中不合“此等谊例浅近易晓”者，驳得“熟读许书”的柳氏哑口无言。由此，可见我们今日对于《说文》一书的理解，实在还相当有限。所谓读古书之事，不亦难乎？
那么，诸子又如何呢？
或曰：我们所谓读古书，只为大略知道一些国学常识罢了，你上面所举这些，都不过专门家的工作，与我们何干？我要说：对的，一般人要想对国学有个初步的了解，只须知道夏后有商，商后有周，周后有汉，全不必问怎么个“夏后有商，商后有周，周后有汉”法。然而在我看来，要想达到这样的地步，哪里需要读半本古书？翻翻字典后面的纪元表，一目了然。况且，你说作为中国人，老庄的思想总该知道一点。那么，我问你，所谓老庄的思想，哪些真哪些假？你总不能说，凡古来认为真的都真，古来认为假的都假，《老》、《庄》二书，通读即可，即令真有假的，我们本不须深究，当它真的便了。我以为，那样倒不如不读。一个中国人，对他自己的文化，如此草率，只为泛泛读去，不妨以真为假，实在说不上爱护传统。而且，那样能否算作初通国学也大有可疑。过去，胡适、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书目，分别作《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按胡适的说法：“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我大略估计了一下，两人开的书目，去掉重复的，最少也有一两百种（每种自然不只一册，如《正谊堂全书》一种，梁说有一百多册），按照这个书目一本一本读下去，少说也得十余年。诸君今天说：“读古书啊读古书”，可是你们知道吗，这最低限度的古书，读下来也决不轻松。倘说以上诸书，非读不可，否则便不配身为中国人，岂非笑话？
对古书产生兴味，必读之而后快的，也不妨自己读去，自然能有收获。
据说，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教授杨叔子的及门弟子，人人能背《老子》、《论语》。背不了的，抱歉，卷铺盖回家。自然，读理工科的学生，学有余力，能够抽点时间，读读古书，决非一无所用。但我们总要问，古书与机械有什么必然联系，非先读之不可？倘说要想懂得一点机械知识，不能不下工夫读读古书，未免不近情理。须知背得了《论语》与否，本无碍乎我在机械方面取得成绩。其实说来说去，杨君的理由，仍不过配不配作中国人而已，言下之意，好像科学也有了国界，不先知道一点国粹，搞出的科学也是洋气扑鼻，吾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要说国粹对于我们如何重要，我倒想不出有什么算得上不重要的。理工专业的非得懂点国学，国学专业的为何不能懂点理工，结果到最后，无论学什么的，终须作了全才，方能使得杨君容颜大开。一个人为了得到博士学位，读一两篇古文，从此便配了作为中国人，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这样读书，用不了三五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退一步说，假设《老子》、《论语》确为中国人所当诵习，然而这能否代表，对于这些篇目，我们终须一以背之？假若杨君的答案为是，那么不瞒杨君说，这两部书我就背不了（胡适也说自己背不出一篇古文）。我虽自知学问浅薄，要说国学功底，却自信远在杨君之上。（不妨借梁任公先生的语气。）杨君自谓六旬以后始读《老子》，即令谦虚，也可看出其学问底子之薄，非我敢于妄自尊大也。因而可以想见，那些毕业在即的学生，一朝苦读，举灯枯坐，该有多痛苦了。
（杨君还说，即使美国的大学生，也要读《圣经》之类的。其实，杨君不知，以现在美国大学生的水准之低，哪里懂得多少拉丁文？要他们读《圣经》，实在有些勉强。他们读的，不过“白话译本”一类的东西。和我们的古文比，真不知简单了多少。况且，拿《圣经》比《论语》，未免看轻了《圣经》，有点比拟不伦了，真要比的话，最少也应该拿《五经》比。那么，我请杨君自己去读一读，看能懂的有多少？）
我看国内的人，有一种坏习气，稍懂一点人文知识的，总爱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竟会不知道？”一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非纠纠武夫，二来可以见得你们不懂的东西，在我看来如此简单，我学问之深，自不待言。这大约因为人文知识在一般人眼里，属于见仁见智的东西，绝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学理工的人，因而每可以轻易伸脚，而学文史的，倘没有两把刷子，总不能不对电子、机械望洋兴叹。其实人学科学好歹也算一门严肃的学问，决非那些捞过界的学者，之可以信口开河，然后全身而还。另一种人，他们虽以文科出身，分明只懂诗词歌赋、孔孟程朱，但却不甘寂寞，总喜欢把自己的领域无限扩大，似乎生民以来，未有不及此者，你如不懂（至少不如他懂），便有了天大的罪状。而他们借此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生认同，无端引发一种崇高感，——好比君子见了小人，愈发觉出自己的伟大——从此也就这么崇高下去，了却一生。这两类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学界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令人惋惜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