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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怎“勤行三事”创盛世

2020-07-10 08:3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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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怎“勤行三事”创盛世
晋祠公园唐太宗君臣群雕 （图源网络）




唐太宗怎“勤行三事”创盛世




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对当时的史官褚遂良说了这样一段话：
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这段话，既是太宗对施政致治基本经验的概括，又表明他坚持力行的主要是这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以史为鉴，取鉴求治。
太宗即位之初，不仅在议政之间“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以至“乙夜忘疲，中宵不寐”，就是退朝之后，他仍然“披览忘倦，每达宵分”。自己如此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读史、议史之外，更注意指导地方军政长官读史。贞观三年（629）年底，为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的“忠勤”，特赐荀悦《汉纪》一部，认为“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李大亮“宜加寻阅”。所谓“极为治之体”，即认为《汉纪》中有大治天下的丰富经验可供吸取。
同时，唐太宗以宰相房玄龄为总监、副相魏征“总知其务”，组织了专门的修史班子。自贞观三年至十年，修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五代史，总结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这一取鉴求治的基本经验。
对“前王”之“得”，太宗最倾心于汉文帝；对“前王”之“失”，太宗最感触于隋炀帝。从贞观之治表现出的“致治”之道，包括以“静”求治总方针的制定，农本思想、君臣相辅思想、任贤纳谏、民族德化，乃至释宫女、令得嫁等等，都能从汉文致治、炀帝丧国的正反经验教训中找到借鉴的痕迹。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在辨前王兴亡的同时，又注意到典章制度的问题，命史官续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时才告成。
唐太宗晚年，下诏修撰《晋书》，并亲自撰写了四篇史论。他指责司马懿未能“竭诚尽节”，“见嗤后代”，显然是借历史告诫李唐功臣不要像司马懿那样有亏臣节。他评论司马炎，是为了告诫太子李治，莫忘司马炎“居治而忘危”、“委寄失才”、封藩贻患的教训，免得“海内版荡，宗宙播迁”，这是试图以史安排后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征集人才，进贤共治。
贞观元年（627），李世民继位称帝，当确定了大治天下的基本方略之后，太宗立即把进贤致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强调“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据《全唐文》所收，太宗亲下求贤举能诏多达5次。在《贞观政要》中，提及求贤的文字也比比皆是。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两次颁召求贤，强调“博访邱园，搜持英俊，弼成王道，臻于大化焉”，把“进贤”与“致治”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白。贞观十七年（643），大宗特诏长孙无忌等24人，图画于凌烟阁。从凌烟阁24功臣可以看出，太宗“进用善人”，不论出身士庶，是否故旧，也不问为官为民，是汉是夷，均“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唐太宗深深懂得“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强调“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唐太宗晚年时，曾召大臣当面论人，在他对八位大臣作出的评价中，颇能看出太宗对人的观察时所持的才行并重的原则。太宗评价八位大臣所说的“攻战”、“应对”、“进言”、“规谏”、“论量人物”，主要是就“才”即才能来讲的，而“骨鲠”、“坚贞”、“临难不改节”、“不结朋党”、“性行敦厚”、“直道而行”，主要是就“行”即德行来讲的。太宗与群臣的这一席对话，既表达了他用人“各取所长”的方针，又包含着对他“才行取人”的原则。
太宗在晩年所作的《金镜》一文中，专就做皇帝之难易问题发表过一番议论。他认为：做皇帝难，其中“用人之道，尤为未易。”他说：“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唐太宗怎“勤行三事”创盛世
3D全景声京剧电影《贞观盛事》剧照




第三件大事，就是斥弃群小，杜谗为治。
贞观初，太宗广开“直言之路”，一些群小之徒“各行谗毁，交乱君臣”。为此，太宗反复强调“朕观前代谗侫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把谗邪视为“逆乱之源”。为了防侫杜谗，太宗下令“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贞观三年（629），魏征升任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于是，有人诬告魏征“谋反”。太宗不仅不追究魏征“昔吾之仇”，反而“遽斩”诬告之人。在这前后，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欲动摇房、杜相位。太宗怒斥“此人妄事毁谤，此欲离间找君臣”，便采用法律手段，“流陈师合于岭外”。
唐太宗也不以某些“功高”的大臣听任毁谤贤能，最具典型性事例要数萧瑀对房、杜的谗毁了。萧瑀在高祖时，“凡诸政务，莫不关掌”。太宗即位后，重用房丶杜，萧瑀“心不能平”。先是上书论二人不称职，但无证据，太宗罢萧瑀，“废于家”。后来，房玄龄、魏征等在执政中“有微过”，官复原职的萧瑀又“劾之”。然而，太宗“竟不问”，并免去萧瑀相职，降级使用，四年后才恢复其相位。
贞观十七年（643），萧瑀亦图画凌烟阁，又诬房玄龄以下诸相“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并“累独奏”称“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太宗一面劝萧瑀要“推心待士”，一面表示自己不会“顿迷臧否”。太宗“积久衔之”，越发讨厌萧瑀，最终下诏斥其“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罢为州剌史，除去封爵。
取鉴求治，进贤共治，杜谗为治，唐太宗对史官总结自己的“勤行三事”，不也正是在向后来的执政者提供治理天下的历史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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