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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三）

2011-07-04 23:0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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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三）

三

宋理宗即位后为理学恢复名誉，宝庆三年（1227）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宋史·理宗一》）淳祐元年（1241）又下诏：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宋史全文》卷三十六）。此后，程朱理学成为官学的正统，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但此后的科举考试实也正是朱子《私议》所批评的对象。
凭借朱子的权威，《私议》在南宋以后也曾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终未得到实施。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理学家吴澄担任国子监司业，“用宋程颢学校奏疏、胡瑗六学教法、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元史纪事本末》卷二）[①]
。此中的“行实”本于程颢的学校奏疏，而“治事”无疑源于胡瑗的“治事”斋。因吴澄兼重“尊德性”与“道问学”，有议者“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衡）氏尊信朱子本意”，吴澄乃“一夕谢去”（同上）。皇庆二年，吴澄在《送虞叔当北上序》中亦有云：“贡举莫盛于宋，朱子虽少年登科，而心实陋之，尝作《学校贡举私议》，直以举子所习之经、所业之文，为经之贼、文之妖。”（《吴文正集》卷二十七）
当皇庆元年时，大儒邓文原也曾被召为国子监司业，“至官，首建白更学校之政，当路因循，重于改作，论不合，移病去。科举制行，（邓）文原校文江浙，虑士守旧习，大书朱熹《贡举私议》揭于门”（《元史·邓文原传》）。
所谓“科举制行”，即指元仁宗在皇庆二年“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其明经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元史·选举志一》）。此后，明、清两代都沿袭元朝的专以“德行明经科”取士，形成了“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的风气，而且考试专用八股文。如明代的科举，“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明史·选举志二》）。而清代的科举，“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清史稿·选举志一》），其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清史稿·选举志三》）。
与朱子的《私议》相比，元、明、清的科举考试“专立德行明经科”，不同于《私议》的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设，更不同于除“诸经”科外，《私议》另设有诸子、诸史、时务等专科。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专尊程朱理学，“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此亦不同于《私议》既主张“必专家法”，又主张参酌众说而兼容并包。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虽尊程朱理学，但士人往往“功利驱之”，把程朱理学当作“侥幸一第”的敲门砖，明、清学者对此批判颇多，而对科举“场屋之业”、“声利之场”的批评已先发之于宋代的“明体达用之学”（包括朱子的《私议》）。元代以后的科举之弊，莫甚于以八股文取士，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至近代，中国的学制改革最急迫的就是主张“废八股”，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不废帖括（八股），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②]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中国之变法“莫亟于废八股”[③]。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上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内云：“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④]而对八股文的批判，实肇始于朱子的《私议》。
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胡瑗的教学之法、朱子的《私议》等曾起了促进的作用。如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
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⑤]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所上《进呈学堂章程折》有云：
自司马光有分科取士之说，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于诸经、子、史及时务皆分科限年，以齐其业；外国学堂有所谓分科、选科者，视之最重，意亦正同。[⑥]
由此可知，中国近现代走向分科教学和研究，虽然主要受西方学制的影响，但亦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在宋代学术文化中，能够体现这一发展方向的即是胡瑗的教学之法、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和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朱子思想不惟在宋代以后占据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而且可促使人们反思其间的历史教训；他的《学校贡举私议》在宋代以后终未得到施行，却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的学制改革，这从一个方面透显出朱子思想的丰厚内涵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处理好通识性的道德（“德行”）教育与其他教育分科的关系，这仍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①] 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清《钦定续通志》和朱轼《史传三编》等书作“胡瑗（或胡安定）六学教法”，其“六学”意不详，或为“太学”之误。但《元史·吴澄传》、《元明事类钞》、《资治通鉴后编》、《御制孝经衍义》等书将“胡安定”误为“胡文定”（或胡安国）。按，胡安国是二程洛学一系的理学家，由此可见在尊程朱理学的大背景下，胡瑗的教学之法竟然多被误移到胡安国名下。
[②]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③] 《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④]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8页。
[⑤]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⑥] 同上书，第193—194页。关于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见《宋史·选举志六》：“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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