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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1935年5月发表的论文《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中，对“创造的综合”作了具体论述。其实，在20世界30年代，不仅在中国文化创新方面张岱年持“创造的综合”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面张岱年同样持“创造的综合”说，只是所要“综合”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正因为此，方克立才认为张岱年文化观上的“创造的综合”说也在其“哲学观上充分体现出来。”
[3]
一
在讨论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之前，张岱年首先谈到了建构新哲学的方法。由于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和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奠基于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所以，这里先谈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
在1933年3月发表的论文《哲学的前途》中，张岱年讨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西方哲学，将其划分为“1、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2、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3、唯心玄学的哲学思想；4、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5、布尔乔亚代言人的哲学思想” [4]，由此推测未来的哲学发展，并在推测未来的哲学发展中论及建构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认为哲学的发展决定于社会实际，而将来的社会一定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唯心玄学的哲学思想、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布尔乔亚代言人的哲学思想将因为失去其生存的土壤而被消灭、吐弃，“所存在的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这两个类型了。这两派在不久将会结为一体。” [5]
这是说，新哲学将是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里，张岱年言及新哲学的建构方法，那就是将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哲学资源，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新哲学。
由于张岱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乃是指“苏俄国家公信”的一种哲学，“即新唯物论，即辩证法的唯物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 [6]，张岱年所谓的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指“罗素与博老德（Broad）领导之下科学的哲学或批评哲学” [7]，所以，他又说：“将来的哲学便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 [8]，认为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哲学必然具有“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 [9]、“辩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 [10]等特点。
这也说明张岱年所言的将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以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其实是指将新唯物论与“博老德所谓批评哲学” [11]也即分析哲学相结合。
不过，张岱年又认为通过“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的方法建构新哲学，并不意味在建构新哲学时完全排斥其他各派哲学，相反，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各派哲学中真理的成分。因此，他说：“对于其他各派所发现的真理，亦不容不汲取。而欲兼取相斗争着的各派中的真理，又必赖反综法之运用。” [12]
这表明，所谓通过“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的方法建构新哲学，准确地说，是指以新唯物论、分析哲学为主，同时辩证的看待其他哲学，“对西方其他各派哲学的真理成分亦持开放、汲取的态度” [13]，吸收其精华。
为什么新哲学不可以是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各自发展，新哲学的建构必须是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张岱年给出了理由：“现在的科学的哲学，其内容常令人感到贫弱；而现在的新唯物论，其内容又令人感到粗疏。科学的哲学的好处在精细，却有怀疑论的倾向；新唯物论的好处在丰实，却有独断的色彩。这二派的综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学了。” [14]
这是说，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新唯物论的优点在于“丰实”、客观，缺点在于缺乏逻辑分析，具有独断论色彩，显得“粗疏”；分析哲学的优点在于“精细”、逻辑分析，缺点在于缺乏客观性，具有怀疑论倾向，显得“贫弱”。从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来看，二者是互补的，新唯物论所欠缺的恰是分析哲学所擅长的，分析哲学所欠缺的恰又是新唯物论所擅长的。通过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的结合，恰好可以发挥各自的优点、弥补各自的缺点，从而使得新哲学更加完美，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从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必须走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相结合的“综合”之路，可以看出，“综合”是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根本路径、根本方法，这为其以后论述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路径确定了“基调”。
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二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张岱年在1933年4月发表的论文《关于新唯物论》中给予了说明：“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 [15]
由此可以看出，张岱年认为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是立足于新唯物论，以新唯物论为主，吸取分析哲学的优长之处；在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过程中，新唯物论处于主导地位，分析哲学处于从属地位，由此而产生的新哲学只能是成熟的新唯物论，而不是别的哲学。
从这也可以看出，新哲学的产生必须走“综合”之路，但是，在“综合”过程中，被“综合”的各种哲学是有主次之分的。立足于一种哲学，兼收其他哲学，从而创造出新哲学，才是“综合”的真谛。
二
建构新哲学要走“综合”之路，这在逻辑上说明建构中国新哲学同样要走“综合”之路。那么，如何通过“综合”之路建构中国新哲学？在《关于新唯物论》中，张岱年首次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张申府先生在1932年10月22日《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余’中提出‘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 [16]张岱年在此论文中，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首先提及其兄长张申府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这一观点：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 [17]。
由此可知，“综合”是张申府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而这无疑启发张岱年“探讨中外哲学综合的问题” [18]，对张岱年提出建构新哲学以及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由张申府的“三流合一”，我们可以看出，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明显来自于张申府，相当于罗素、列宁的“二流合一”。
在引用张申府的上述观点之后，张岱年论及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 [19]
这里，张岱年肯定张申府的观点，进一步认为中国新哲学在方法论的层面必然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的唯物辩证法的结合；中国新哲学虽然融合了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的唯物辩证法，但是，在本质的层面“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也就是说，必然奠基于儒家哲学，由儒家哲学发展而来，扩而言之，“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必然以中国固有思想之精华为根基，由中国固有思想之精华发展而来。
这里，张岱年认为中国新哲学虽然如张申府所言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三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固有的哲学在与分析哲学、新唯
一
在讨论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之前，张岱年首先谈到了建构新哲学的方法。由于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和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奠基于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所以，这里先谈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
在1933年3月发表的论文《哲学的前途》中，张岱年讨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西方哲学，将其划分为“1、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2、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3、唯心玄学的哲学思想；4、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5、布尔乔亚代言人的哲学思想” [4]，由此推测未来的哲学发展，并在推测未来的哲学发展中论及建构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认为哲学的发展决定于社会实际，而将来的社会一定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唯心玄学的哲学思想、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布尔乔亚代言人的哲学思想将因为失去其生存的土壤而被消灭、吐弃，“所存在的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这两个类型了。这两派在不久将会结为一体。” [5]
这是说，新哲学将是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里，张岱年言及新哲学的建构方法，那就是将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哲学资源，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新哲学。
由于张岱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乃是指“苏俄国家公信”的一种哲学，“即新唯物论，即辩证法的唯物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 [6]，张岱年所谓的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指“罗素与博老德（Broad）领导之下科学的哲学或批评哲学” [7]，所以，他又说：“将来的哲学便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 [8]，认为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哲学必然具有“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 [9]、“辩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 [10]等特点。
这也说明张岱年所言的将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以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其实是指将新唯物论与“博老德所谓批评哲学” [11]也即分析哲学相结合。
不过，张岱年又认为通过“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的方法建构新哲学，并不意味在建构新哲学时完全排斥其他各派哲学，相反，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各派哲学中真理的成分。因此，他说：“对于其他各派所发现的真理，亦不容不汲取。而欲兼取相斗争着的各派中的真理，又必赖反综法之运用。” [12]
这表明，所谓通过“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的方法建构新哲学，准确地说，是指以新唯物论、分析哲学为主，同时辩证的看待其他哲学，“对西方其他各派哲学的真理成分亦持开放、汲取的态度” [13]，吸收其精华。
为什么新哲学不可以是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各自发展，新哲学的建构必须是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张岱年给出了理由：“现在的科学的哲学，其内容常令人感到贫弱；而现在的新唯物论，其内容又令人感到粗疏。科学的哲学的好处在精细，却有怀疑论的倾向；新唯物论的好处在丰实，却有独断的色彩。这二派的综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学了。” [14]
这是说，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新唯物论的优点在于“丰实”、客观，缺点在于缺乏逻辑分析，具有独断论色彩，显得“粗疏”；分析哲学的优点在于“精细”、逻辑分析，缺点在于缺乏客观性，具有怀疑论倾向，显得“贫弱”。从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来看，二者是互补的，新唯物论所欠缺的恰是分析哲学所擅长的，分析哲学所欠缺的恰又是新唯物论所擅长的。通过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的结合，恰好可以发挥各自的优点、弥补各自的缺点，从而使得新哲学更加完美，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从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必须走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相结合的“综合”之路，可以看出，“综合”是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根本路径、根本方法，这为其以后论述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路径确定了“基调”。
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二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张岱年在1933年4月发表的论文《关于新唯物论》中给予了说明：“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 [15]
由此可以看出，张岱年认为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是立足于新唯物论，以新唯物论为主，吸取分析哲学的优长之处；在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过程中，新唯物论处于主导地位，分析哲学处于从属地位，由此而产生的新哲学只能是成熟的新唯物论，而不是别的哲学。
从这也可以看出，新哲学的产生必须走“综合”之路，但是，在“综合”过程中，被“综合”的各种哲学是有主次之分的。立足于一种哲学，兼收其他哲学，从而创造出新哲学，才是“综合”的真谛。
二
建构新哲学要走“综合”之路，这在逻辑上说明建构中国新哲学同样要走“综合”之路。那么，如何通过“综合”之路建构中国新哲学？在《关于新唯物论》中，张岱年首次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张申府先生在1932年10月22日《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余’中提出‘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 [16]张岱年在此论文中，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首先提及其兄长张申府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这一观点：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 [17]。
由此可知，“综合”是张申府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而这无疑启发张岱年“探讨中外哲学综合的问题” [18]，对张岱年提出建构新哲学以及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由张申府的“三流合一”，我们可以看出，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明显来自于张申府，相当于罗素、列宁的“二流合一”。
在引用张申府的上述观点之后，张岱年论及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 [19]
这里，张岱年肯定张申府的观点，进一步认为中国新哲学在方法论的层面必然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的唯物辩证法的结合；中国新哲学虽然融合了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的唯物辩证法，但是，在本质的层面“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也就是说，必然奠基于儒家哲学，由儒家哲学发展而来，扩而言之，“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必然以中国固有思想之精华为根基，由中国固有思想之精华发展而来。
这里，张岱年认为中国新哲学虽然如张申府所言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三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固有的哲学在与分析哲学、新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