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珠海情侣路一边的海水日趋混浊，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狗。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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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构造这篇毕业论文，希望浅陋的笔触不致唐突了他们的千年梦境。
时光回到公元1927年的7月23日和26日，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时年46岁的鲁迅做了一个在文学史上具有独创意义的演讲，演讲题目很长，也很特别，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中。后来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中曾说：“弟在广州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正是先生的这篇有慨而言，“魏晋风度”成为后来者研究概括魏晋时期人文特点的专用名词。但除过题目，鲁迅在该文中并没有对“魏晋风度”做出具体的概念阐述。通观全篇，大概由三曹与建安七子代表的“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以及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的煽起服药清谈、肆意酣畅两大社会风气，就是“魏晋风度”的具体展示和表现。
时光到了当代，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魏晋风度》中从“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两个角度阐述，得出了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辞章，才构成“魏晋风度”。就是说“文采辞章”是“魏晋风度”的形式，而药、酒、姿容、神韵是“魏晋风度”的内容。
我想，“魏晋风度”应该就是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文人学子在汉末经学崩溃，玄学渐盛方炽，佛理东渐渗入的思潮下，重新确定思想信仰，重新审视自我价值，追求人格自由、追求人格觉醒，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人生价值观和人格审美气度。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是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魏晋风度的最好材料。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无论帝王将相、隐士僧侣、才女贤媛都包括在内，主要记述了他们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生动的反映了当时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四库全书总目》称：“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据家所引据焉。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略》中，称《世说新语》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并概括其艺术特色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
下面翻开《世说新语》这部魏晋名士的影像记忆，从清谈、酣畅、风度、情怀、悲歌五个方面，选取王弼、刘伶、谢安、王徽之、嵇康五个代表人物，来咀嚼远逝的魏晋风度，回味晋人的风流余韵。
一、清谈
清谈是魏晋名士哲理思辨学术争鸣的主要形式，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名士清谈，既谈玄学，名教和佛理，也谈文学和辞赋。但玄学并不是纯道，简单来说，可以说是“以老解儒”，或者“援道入儒”。清谈的目的就是剖析精微之理，至高境界就是“论天人之际”。正始名士王弼就是知“天人之际”和精于辩难析理的天才少年，《世说新语》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学篇》7则）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篇》6节）
此两节不难看出，一是当时清谈领袖人物何晏对王弼的《老子注》赞羡不已，堪称“后生可畏”；二是清谈辩难，何晏不及王弼，其哲理思辨之精妙，于此可见一斑；三是玄理的探讨采用座谈辩难形式，主客两方，也可自为主客。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文学篇》8节）
清谈析理，贵在言简意赅，一语破的。此节王弼寥寥数语点破儒道“有无”之别，老庄未能真体无，故离圣人（孔子）之境尚远，孙齐庄所谓“圣人生知，故难企慕”也。由此也看出王弼的玄学理论，有统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倾向。
名士清谈屡被后世诟病，其得失此篇不作具体讨论。需要肯定的是，名士清谈在对摧毁汉末经学一统，促进士人思想解放，崇尚自然，重新确立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得此时期成为继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居功大焉。
二、酣畅
名士与酒，肆意酣畅，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可和魏晋比肩，酒可谓魏晋风度的核心。《世说新语》三十六篇，几乎篇篇有“酒”故事。尤其任诞篇54则，以饮酒、醉酒、论酒为内容的多达近30则。此时代，酒不仅是解忧、助兴之物，而且是避祸、全身之术，更是抗争的火药、麻醉的手段，魏晋名士可以说把酒的功能发挥到了高致。而 得酒中之趣，借酒隐遁，当数刘伶。
在竹林七贤中，刘伶是最独特的一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天生下来就是酒鬼，传世的文章也是一篇《酒德颂》。因酒成名，载入史册，嗜酒到不以孱躯为念，刘伶都堪称古今第一！《世说新语》载：
《名士传》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鍤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方正篇》69节刘孝标注）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任诞篇》3节）
刘伶醉酒，惟不酒醉，且有智谋，善于自处，《世说新语》载：
《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尝与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筑之。伶和其色曰：‘鸡肋岂足以当尊拳！’其人不觉废然而返。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方正篇》69节刘孝标注）
刘伶虽为“小男人”、“丑男人”，却有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之老庄胸怀，可谓胸细宇宙，心齐万物，跻身七贤，把臂入林，诚不虚也！《世说新语》载：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篇》13节）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任诞篇》6则）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作刘伶醉酒的注脚，至恰当不过。然后之“名士”，去本逐末，徒利纵恣，风流堕坠，所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岂不叹哉！
三、风度
魏晋承汉末“月旦”余绪，更注重对士人的品题鉴别，重精神、重才情，至此时代，可谓登峰造极。推崇人格超脱世俗，精神玄远高迈，外在重于容貌举止，内在重于才量气度，美形德才相称，才是名士风度。说到风度，魏晋一代，当推谢安。
风度当在举手投足间：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容止篇》36节）
萧洒自在调畅处：
王子敬语谢公：“ 公故萧洒。” 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赏誉篇》148节）
弱冠才气早逼人，东山高卧善清谈：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 向客亹亹，为来逼人。”（《赏誉篇》76节）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 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 皆曰：“ 今日之言，少不自竭。” 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 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篇》54节）
气量旷远，镇安朝野；小儿破贼，不异于常：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雅量篇》28节）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篇》35节）
李白诗“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是谢安一生的最好写照。高卧东山，纵情丘壑，是风度；以身许国，慨然出山，是风度；稳定晋室，功成身退，更是风度！
四、情怀
魏晋名士重情，溺于真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吾辈”。他们不拘礼法，任情真率，行为任诞，追求绝俗自由，寄托风雅情怀。王徽之（字子猷）于儒家“三立”，并无可书之处，然其天真至情，独特情怀，却颇多可爱处。且说“一日不可无竹”和“看竹何须问主人”，《世说新语》载：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篇》46节）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简傲篇》16节）
子猷爱竹，“以为可以与我者唯竹耳，不自知其至此也”（李贽语）。竹之潇洒在目，目之潇洒在竹。爱竹赏竹，超然外物；，畅神悦目，竹我谐一。再说“雪夜访戴”和“渚下赏笛”：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篇》47节）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诞篇》49节）
五、悲歌
《晋书》曰“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里的“名士少有全者”，一是指被杀，二是指被迫失节。魏晋易代之际，名士潇洒旷达的背后，总伴随着淋漓的鲜血，总伴随着莫名的恐惧和忧愁。而此中最令士人悲哀痛苦的，莫过嵇康的死，《世说新语》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
时光回到公元1927年的7月23日和26日，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时年46岁的鲁迅做了一个在文学史上具有独创意义的演讲，演讲题目很长，也很特别，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中。后来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中曾说：“弟在广州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正是先生的这篇有慨而言，“魏晋风度”成为后来者研究概括魏晋时期人文特点的专用名词。但除过题目，鲁迅在该文中并没有对“魏晋风度”做出具体的概念阐述。通观全篇，大概由三曹与建安七子代表的“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以及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的煽起服药清谈、肆意酣畅两大社会风气，就是“魏晋风度”的具体展示和表现。
时光到了当代，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魏晋风度》中从“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两个角度阐述，得出了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辞章，才构成“魏晋风度”。就是说“文采辞章”是“魏晋风度”的形式，而药、酒、姿容、神韵是“魏晋风度”的内容。
我想，“魏晋风度”应该就是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文人学子在汉末经学崩溃，玄学渐盛方炽，佛理东渐渗入的思潮下，重新确定思想信仰，重新审视自我价值，追求人格自由、追求人格觉醒，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人生价值观和人格审美气度。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是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魏晋风度的最好材料。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无论帝王将相、隐士僧侣、才女贤媛都包括在内，主要记述了他们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生动的反映了当时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四库全书总目》称：“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据家所引据焉。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略》中，称《世说新语》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并概括其艺术特色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
下面翻开《世说新语》这部魏晋名士的影像记忆，从清谈、酣畅、风度、情怀、悲歌五个方面，选取王弼、刘伶、谢安、王徽之、嵇康五个代表人物，来咀嚼远逝的魏晋风度，回味晋人的风流余韵。
一、清谈
清谈是魏晋名士哲理思辨学术争鸣的主要形式，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名士清谈，既谈玄学，名教和佛理，也谈文学和辞赋。但玄学并不是纯道，简单来说，可以说是“以老解儒”，或者“援道入儒”。清谈的目的就是剖析精微之理，至高境界就是“论天人之际”。正始名士王弼就是知“天人之际”和精于辩难析理的天才少年，《世说新语》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学篇》7则）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篇》6节）
此两节不难看出，一是当时清谈领袖人物何晏对王弼的《老子注》赞羡不已，堪称“后生可畏”；二是清谈辩难，何晏不及王弼，其哲理思辨之精妙，于此可见一斑；三是玄理的探讨采用座谈辩难形式，主客两方，也可自为主客。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文学篇》8节）
清谈析理，贵在言简意赅，一语破的。此节王弼寥寥数语点破儒道“有无”之别，老庄未能真体无，故离圣人（孔子）之境尚远，孙齐庄所谓“圣人生知，故难企慕”也。由此也看出王弼的玄学理论，有统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倾向。
名士清谈屡被后世诟病，其得失此篇不作具体讨论。需要肯定的是，名士清谈在对摧毁汉末经学一统，促进士人思想解放，崇尚自然，重新确立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得此时期成为继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居功大焉。
二、酣畅
名士与酒，肆意酣畅，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可和魏晋比肩，酒可谓魏晋风度的核心。《世说新语》三十六篇，几乎篇篇有“酒”故事。尤其任诞篇54则，以饮酒、醉酒、论酒为内容的多达近30则。此时代，酒不仅是解忧、助兴之物，而且是避祸、全身之术，更是抗争的火药、麻醉的手段，魏晋名士可以说把酒的功能发挥到了高致。而 得酒中之趣，借酒隐遁，当数刘伶。
在竹林七贤中，刘伶是最独特的一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天生下来就是酒鬼，传世的文章也是一篇《酒德颂》。因酒成名，载入史册，嗜酒到不以孱躯为念，刘伶都堪称古今第一！《世说新语》载：
《名士传》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鍤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方正篇》69节刘孝标注）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任诞篇》3节）
刘伶醉酒，惟不酒醉，且有智谋，善于自处，《世说新语》载：
《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尝与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筑之。伶和其色曰：‘鸡肋岂足以当尊拳！’其人不觉废然而返。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方正篇》69节刘孝标注）
刘伶虽为“小男人”、“丑男人”，却有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之老庄胸怀，可谓胸细宇宙，心齐万物，跻身七贤，把臂入林，诚不虚也！《世说新语》载：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篇》13节）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任诞篇》6则）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作刘伶醉酒的注脚，至恰当不过。然后之“名士”，去本逐末，徒利纵恣，风流堕坠，所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岂不叹哉！
三、风度
魏晋承汉末“月旦”余绪，更注重对士人的品题鉴别，重精神、重才情，至此时代，可谓登峰造极。推崇人格超脱世俗，精神玄远高迈，外在重于容貌举止，内在重于才量气度，美形德才相称，才是名士风度。说到风度，魏晋一代，当推谢安。
风度当在举手投足间：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容止篇》36节）
萧洒自在调畅处：
王子敬语谢公：“ 公故萧洒。” 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赏誉篇》148节）
弱冠才气早逼人，东山高卧善清谈：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 向客亹亹，为来逼人。”（《赏誉篇》76节）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 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 皆曰：“ 今日之言，少不自竭。” 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 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篇》54节）
气量旷远，镇安朝野；小儿破贼，不异于常：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雅量篇》28节）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篇》35节）
李白诗“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是谢安一生的最好写照。高卧东山，纵情丘壑，是风度；以身许国，慨然出山，是风度；稳定晋室，功成身退，更是风度！
四、情怀
魏晋名士重情，溺于真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吾辈”。他们不拘礼法，任情真率，行为任诞，追求绝俗自由，寄托风雅情怀。王徽之（字子猷）于儒家“三立”，并无可书之处，然其天真至情，独特情怀，却颇多可爱处。且说“一日不可无竹”和“看竹何须问主人”，《世说新语》载：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篇》46节）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简傲篇》16节）
子猷爱竹，“以为可以与我者唯竹耳，不自知其至此也”（李贽语）。竹之潇洒在目，目之潇洒在竹。爱竹赏竹，超然外物；，畅神悦目，竹我谐一。再说“雪夜访戴”和“渚下赏笛”：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篇》47节）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诞篇》49节）
五、悲歌
《晋书》曰“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里的“名士少有全者”，一是指被杀，二是指被迫失节。魏晋易代之际，名士潇洒旷达的背后，总伴随着淋漓的鲜血，总伴随着莫名的恐惧和忧愁。而此中最令士人悲哀痛苦的，莫过嵇康的死，《世说新语》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