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李白、苏轼与杜甫的豪放

2006-08-21 16:51阅读:

如果提起豪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李白、苏轼,但是二者是有明显的区别。李的豪放之中带有怨气,苏的豪放却带着沉稳;李的豪放是大唐帝国强盛的展示和延伸,苏的豪放是宋初文化深厚底蕴的沉淀和哲理的沉思。甚至可以说李的豪放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以不得志为例,李白则怨声载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苏轼则乐天知命、安贫乐道,如他贬黄州时,生活十分艰难,又受到政治监视,经济上也很窘困,以至于向郡中请求故地以维持生计。可他不但没有埋怨、大发牢骚,而且还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李白、苏轼与杜甫的豪放

在晚年的《自题画诗》中,他说:问汝平生功业,惠州、黄州、瞻州。而这三个地方恰恰都是作者的被贬之地,并且生活也是最艰苦的。我们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下一条誓言:不杀士大夫。可是,我们可以通过被贬之人的贬谪地知道这个人犯罪的大小。苏轼最远的被贬到今天的海南岛,也就是说,如果有死刑的话,苏轼早没命了。但纵观苏轼的诗词,我们很难找到他的愤愤不平,更多的是豪迈的胸襟、洒脱的个性和从容不惊的气度。即使受到重用时,也没有象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是泰然处之,居安思危。
李白、苏轼与杜甫的豪放

造成这种性格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文化上的因素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盛唐文化影响下的士大夫多崇拜儒家思想,建功立业、谋取功名是当时的世上追求和文化潮流,但是儒家在主张积极入世、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对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不太深入,所以一旦修齐而不能治国时,他们就很消极,甚至对儒家内圣外王的哲学命题产生怀疑,信念随之动摇,更有甚者,遁入空门,一心向佛。所以,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面临这一问题:信仰危机。虽然韩愈从中作过一些试探性的思考而重建精神家园,但收效甚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初期。可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享乐之风的盛行以及军事的连连失利。使得宋人不得不对人生、社会展开深层次的思考,由内圣而不外王,性格趋于内敛,尚理,思辨性很强,不再象唐人那样张扬。于是乎,理学开始兴起,宋人的学理性不断得到培养。所以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是诗人、官僚、学者集一身。而生长在这样环境下的苏轼,其文化素养想不深厚就不行,无怪乎,欧阳修看过他的文章后说:他日其文必独步天下!乐天知命、豁达闲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苏轼的典型性格特征。
李白、苏轼与杜甫的豪放
苏轼和杜甫也是不一样的。杜甫身上更多的是儒,苏轼更多的是道。杜甫的人格追求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忠君爱国是杜甫的代名词,所以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虽如此,亦乐此不疲。一旦归依皇权之后,他就感恩带德,对皇帝忠心耿耿,誓死追随,努力工作。如杜甫的《春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当时是乾元元年(758年)春,杜甫为左拾遗。苏轼当然也有儒的思想,年轻时也雄心勃勃,一心想建立功业。但经过几起几落之后,他重新对生命本体作出思考,“常恨此身非由我,何时忘却营营?”道占据了其心灵,以道来调节现实的挫折。如果说杜甫给后世文人塑造一种“忠君爱国”的人格的话,苏轼给后世文人塑造的是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品格。而这两种正是后世文人的精神支柱,到后来李泽厚先生概括为“儒道互补”。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