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的楼家坞（散文）
母亲的义桥，从来不是一个地名。那是她舌尖上一抹化不开的咸鲜，是晨雾里一声拉长的船笛，是握在我手里、早已失去温度的半个鸡蛋。她的楼家坞，藏在萧山义桥镇的缝隙里，藏在三江汇流的喘息间，更藏在她言语间那些忽然沉默的、潮湿的间歇中。
她是“韩家汇”的女儿。那地方在茅山头与楼家坞之间，一个连最新地图都懒得标注的小点。她的生父，那位名叫“韩炳坚”的男人，在我记忆里没有面容，只有母亲念出这三个字时，喉头轻微的滞涩，像钝刀划过粗粝的陶瓮沿。他是病故的，把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我的母亲和她那叫“宝根”的弟弟，留给了江风呜咽的埠头。后来，外婆带着他们嫁了人，嫁给了杨和尚。招根、宝法、宝龙，这些名字依次从母亲口中跳出，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妹，是她藤蔓般盘绕又各自伸展的来处。
我的母亲，就这样成了“杨家的人”，也成了“杭州城里人”。可我知道，她的魂有一半，始终系在义桥镇西河沿那座“永思堂”韩氏宗祠的雕花门楣上，系在《萧山义桥韩氏家谱》某一页泛黄的墨迹里。那是她血脉的来路，堂皇而沉重。她的另一半魂呢？或许就丢在了楼家坞外婆家灶膛跳跃的火光里，丢在了池塘边捞螺蛳的哗啦水声中，丢在了春日竹林深处，那只有挖笋人才能闻见的、混合着泥土与露水的清气里。
我三次去过楼家坞，像三次笨拙的考古，试图挖掘她被时光掩埋的故土。
第一次去，我尚在童蒙。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整个国家都在挨饿的“困难时期”。母亲没有同去，是杭铁分局敲小鎯头的小舅带着我，从南星桥码头坐船。记忆是片段的，像受潮的胶片：靛青色的晨雾包裹着码头，船舷外翻涌着灰白泡沫的江水，还有那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石板路。我们一路走向母亲的童年。那时的楼家坞是什么样？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归来后，母亲拉着我问了许久，问老屋的门槛，问村口的樟树，问池塘是否还漂着绿萍。她的眼睛亮得异常，仿佛我带回的不是见闻，而是她失散多年的某一部分魂魄。
第二次去，已是八十年代。母亲退休了，心中那团关于故土的念想，经年累月，竟发酵成一个具体得烫手的计划：她要回楼家坞，建一座小屋，在江声与炊烟里终老。小屋真就建起来了，听说白墙黑瓦，不大，却齐整。可父亲，我那在杭州城里扎了一辈子根的父亲，坚决不肯“到乡下等死”。这五个字，斩钉截铁，像一把生锈的锁，“咔嚓”一声，将母亲半生的念想锁
母亲的义桥，从来不是一个地名。那是她舌尖上一抹化不开的咸鲜，是晨雾里一声拉长的船笛，是握在我手里、早已失去温度的半个鸡蛋。她的楼家坞，藏在萧山义桥镇的缝隙里，藏在三江汇流的喘息间，更藏在她言语间那些忽然沉默的、潮湿的间歇中。
她是“韩家汇”的女儿。那地方在茅山头与楼家坞之间，一个连最新地图都懒得标注的小点。她的生父，那位名叫“韩炳坚”的男人，在我记忆里没有面容，只有母亲念出这三个字时，喉头轻微的滞涩，像钝刀划过粗粝的陶瓮沿。他是病故的，把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我的母亲和她那叫“宝根”的弟弟，留给了江风呜咽的埠头。后来，外婆带着他们嫁了人，嫁给了杨和尚。招根、宝法、宝龙，这些名字依次从母亲口中跳出，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妹，是她藤蔓般盘绕又各自伸展的来处。
我的母亲，就这样成了“杨家的人”，也成了“杭州城里人”。可我知道，她的魂有一半，始终系在义桥镇西河沿那座“永思堂”韩氏宗祠的雕花门楣上，系在《萧山义桥韩氏家谱》某一页泛黄的墨迹里。那是她血脉的来路，堂皇而沉重。她的另一半魂呢？或许就丢在了楼家坞外婆家灶膛跳跃的火光里，丢在了池塘边捞螺蛳的哗啦水声中，丢在了春日竹林深处，那只有挖笋人才能闻见的、混合着泥土与露水的清气里。
我三次去过楼家坞，像三次笨拙的考古，试图挖掘她被时光掩埋的故土。
第一次去，我尚在童蒙。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整个国家都在挨饿的“困难时期”。母亲没有同去，是杭铁分局敲小鎯头的小舅带着我，从南星桥码头坐船。记忆是片段的，像受潮的胶片：靛青色的晨雾包裹着码头，船舷外翻涌着灰白泡沫的江水，还有那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石板路。我们一路走向母亲的童年。那时的楼家坞是什么样？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归来后，母亲拉着我问了许久，问老屋的门槛，问村口的樟树，问池塘是否还漂着绿萍。她的眼睛亮得异常，仿佛我带回的不是见闻，而是她失散多年的某一部分魂魄。
第二次去，已是八十年代。母亲退休了，心中那团关于故土的念想，经年累月，竟发酵成一个具体得烫手的计划：她要回楼家坞，建一座小屋，在江声与炊烟里终老。小屋真就建起来了，听说白墙黑瓦，不大，却齐整。可父亲，我那在杭州城里扎了一辈子根的父亲，坚决不肯“到乡下等死”。这五个字，斩钉截铁，像一把生锈的锁，“咔嚓”一声，将母亲半生的念想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