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林，江苏镇江丹徒县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资深教授，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专家，中国文选学会理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
呕心沥血，硕果累累
新浪博客
丁福林，江苏镇江丹徒县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资深教授，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专家，中国文选学会理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
呕心沥血，硕果累累
教授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与尊重，堪称学术榜样。三十多年来，丁先生除了在大学的讲堂里滋兰树蕙外，还一直呕心沥血，甘坐冷板凳，以他敏锐的目光和深厚的学术素养，用最平常易见的材料做出了不平常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史学校勘与六朝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迄今为止，丁福林教授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等出版了学术专著10余部，其中《宋书校议》、《南齐书校议》、《鲍照年谱》、《鲍照研究》、《江淹年谱》、《鲍照集校注》乃是其用力最勤，历时最长的呕心沥血之作。丁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师从段熙仲先生时即已专力于鲍照研究，几十年来他不断探索研究，修正补易，将鲍照研究推上了新的台阶。尤其是《鲍照集校注》，全书集题解、校勘、注解、集评于一体，毫无疑问，是继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之后的又一精品。其另一力作《江淹年谱》被收入2008年的《中国文学年鉴》，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君研究员作了专题评论。评论最后的结论说：
在该《年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一文中，陈君研究员也指出“丁福林《江淹年谱》在前辈学者如曹道衡《江淹评传》、《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俞绍初《江淹年谱》等的基础上，对江淹的生平、创作情况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考证和辨析、将江淹这个南朝作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2011
孜孜不倦，严谨唯实
丁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厚的成果，与其孜孜不倦的专注精神，严谨唯实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
做学问是个苦差事，没有一定的定力，坐不住冷板凳是不行的。丁先生几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着力于学术研究。早年丁先生于家庭生活与学校教学之余苦下功夫，晚年丁先生舍弃夕阳之欢，苦战于办公室，他经常是早上八点之前即到办公室，晚上十一点之前不离开办公室，为《宋书》修订，丁先生可谓牺牲甚多。年轻一辈经常劝他出去轻松轻松，可丁先生却说：“《宋书》一天没有修订好，我没有一天可睡好安稳觉，这肩上的担子重呀。修史这可是千秋万代的事呀，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失误会让后人贻笑大方的。”其治学孜孜不倦还表现于抓住问题穷追不放，对其持久关注，锲而不舍。鲍照研究丁先生是作为终身的事业来做的，一直到现在，丁先生还经常关注学术界的动向，只要有关于魏晋六朝文学与史学材料，他从不放过收集整理。至于考证、校勘那更不是一鼓作气即可完成的事情，很多成果均是多年来一条一条积累而成，《宋书》、《南齐书》的校勘即是丁先生多年来持之以恒的结果。
考证、校勘本身就是一个慢活和细活，有时候是针对一个字进行考究，有时候是就一个年限进行核实，有时是就一个地点进行辩证，这都需要研究者能够静下心来，仔仔细细地运用自己的学识进行严格的区分、考辨，不严谨是出不了成果的。而丁先生在严谨这方面是尤为胜之。丁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居住于镇江与盐城两地，说老实话这两处都不是学术资料丰富的地区，做学问都是很不方便的，而且丁先生所致力研究的《宋书》、《南齐书》和六朝诗人谢灵运、鲍照、江淹等均经国内著名学者重点研究过。以《宋书》和《南齐书》为例，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及《南史齐》由章太炎先生高足王仲荦点校，广征博引，又多所创见，用力之勤，前所未有，可谓迄今所见最为完善之精本。可丁先生依然在是书中发现了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原书史料的错讹，及校勘中所出现的不足和标点的失误，提出了相当多的颇为中肯的意见。又如对鲍照的研究，我国著名学者黄节、钱仲联、曹道衡等都有精心的研究，可丁先生对鲍照的籍贯、生平经历和作品的创作原因、创作的时间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解决较多悬而未决的疑案。如《從拜陵登京峴》一诗，黄节与钱仲联两位先生均认为鲍照当时跟随宋文帝或宋孝武帝拜陵，因而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丁先生经多方考证，认为鲍照应是跟随藩王即始兴王刘濬赴南徐州任时谒陵并游京岘山时所作，因而此诗应作于元嘉二十六年（449）十月。结论极有说服力。总之，丁先生是用他犀利的眼光、谨严的精神在最平常易见的材料中做出了最不平凡的成绩。
丁先生治学亦讲究诚实守信，注重学术创新。目前文学研究中的“炒冷饭”和低水平重复现象相当严重，很多学者漠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存在，选题重复、缺乏新意和特色，更甚者抄袭别人成果，影响恶劣，情节严重。丁先生对此非常反感，他主张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墨守学术规范，洁身自好，自省自律，坚持学术贵在创新，用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写论文，使文章具有学术价值和流传价值，真正体现一个学者对学术的贡献。丁先生做研究总是要先掌握所有一手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慎思明辨，去伪存真，立论著述，著述若引用别人观点、材料，皆一一注明出处，而不掠人之美。陈君先生在《中国文学年鉴2008》称其《江淹年谱》：“不掩前人之美，每年之下常常征引前人及时贤的观点，其中以曹道衡、俞绍初两位先生为最多。如宋元徽二年（474）论江淹《青苔赋》，引曹道衡先生《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云：‘这篇赋所以值得注意，还在于手法上直接接受鲍照《芜城赋》的影响，而在有些地方，又表现类似《恨赋》与《别赋》的意境。’同时《江淹年谱》对前人疏误亦多有辨析，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淡泊名利，彰显亮节
丁先生治学谨严、学术成果卓著，在学术界声誉很大，很多著名高校想聘请其任教或带博士、硕士，甚至邀请他去讲学；还有些地方政府出重金邀请先生为其文化名人故里争夺战摇旗呐喊，但先生都一一谢绝了，先生言此生唯在学术，退而无他，名利俱是浮云。先生虚怀若谷，一身正气。他对同辈谦恭有礼，对学生视同己出。尤其对年轻教师更有提携之功，关心学术后辈的发展，重视学术梯队的建设，丁先生经常向青年教师传授治学经验，并告诫他们，真正的学术并无捷径，要在学术上获得一席之地，非潜心专研很多年不可。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绝不是为了出版、获奖，学术对他而言，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一种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良知。此外，还积极指导青年教师申报科研项目，并吸收青年教师参加自己的研究项目,为学校、系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江淹年谱》是一部慎思明辨，清通简要之作，将南朝作家江淹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该《年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一文中，陈君研究员也指出“丁福林《江淹年谱》在前辈学者如曹道衡《江淹评传》、《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俞绍初《江淹年谱》等的基础上，对江淹的生平、创作情况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考证和辨析、将江淹这个南朝作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2011
丁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厚的成果，与其孜孜不倦的专注精神，严谨唯实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
做学问是个苦差事，没有一定的定力，坐不住冷板凳是不行的。丁先生几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着力于学术研究。早年丁先生于家庭生活与学校教学之余苦下功夫，晚年丁先生舍弃夕阳之欢，苦战于办公室，他经常是早上八点之前即到办公室，晚上十一点之前不离开办公室，为《宋书》修订，丁先生可谓牺牲甚多。年轻一辈经常劝他出去轻松轻松，可丁先生却说：“《宋书》一天没有修订好，我没有一天可睡好安稳觉，这肩上的担子重呀。修史这可是千秋万代的事呀，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失误会让后人贻笑大方的。”其治学孜孜不倦还表现于抓住问题穷追不放，对其持久关注，锲而不舍。鲍照研究丁先生是作为终身的事业来做的，一直到现在，丁先生还经常关注学术界的动向，只要有关于魏晋六朝文学与史学材料，他从不放过收集整理。至于考证、校勘那更不是一鼓作气即可完成的事情，很多成果均是多年来一条一条积累而成，《宋书》、《南齐书》的校勘即是丁先生多年来持之以恒的结果。
考证、校勘本身就是一个慢活和细活，有时候是针对一个字进行考究，有时候是就一个年限进行核实，有时是就一个地点进行辩证，这都需要研究者能够静下心来，仔仔细细地运用自己的学识进行严格的区分、考辨，不严谨是出不了成果的。而丁先生在严谨这方面是尤为胜之。丁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居住于镇江与盐城两地，说老实话这两处都不是学术资料丰富的地区，做学问都是很不方便的，而且丁先生所致力研究的《宋书》、《南齐书》和六朝诗人谢灵运、鲍照、江淹等均经国内著名学者重点研究过。以《宋书》和《南齐书》为例，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及《南史齐》由章太炎先生高足王仲荦点校，广征博引，又多所创见，用力之勤，前所未有，可谓迄今所见最为完善之精本。可丁先生依然在是书中发现了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原书史料的错讹，及校勘中所出现的不足和标点的失误，提出了相当多的颇为中肯的意见。又如对鲍照的研究，我国著名学者黄节、钱仲联、曹道衡等都有精心的研究，可丁先生对鲍照的籍贯、生平经历和作品的创作原因、创作的时间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解决较多悬而未决的疑案。如《從拜陵登京峴》一诗，黄节与钱仲联两位先生均认为鲍照当时跟随宋文帝或宋孝武帝拜陵，因而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丁先生经多方考证，认为鲍照应是跟随藩王即始兴王刘濬赴南徐州任时谒陵并游京岘山时所作，因而此诗应作于元嘉二十六年（449）十月。结论极有说服力。总之，丁先生是用他犀利的眼光、谨严的精神在最平常易见的材料中做出了最不平凡的成绩。
丁先生治学亦讲究诚实守信，注重学术创新。目前文学研究中的“炒冷饭”和低水平重复现象相当严重，很多学者漠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存在，选题重复、缺乏新意和特色，更甚者抄袭别人成果，影响恶劣，情节严重。丁先生对此非常反感，他主张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墨守学术规范，洁身自好，自省自律，坚持学术贵在创新，用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写论文，使文章具有学术价值和流传价值，真正体现一个学者对学术的贡献。丁先生做研究总是要先掌握所有一手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慎思明辨，去伪存真，立论著述，著述若引用别人观点、材料，皆一一注明出处，而不掠人之美。陈君先生在《中国文学年鉴2008》称其《江淹年谱》：“不掩前人之美，每年之下常常征引前人及时贤的观点，其中以曹道衡、俞绍初两位先生为最多。如宋元徽二年（474）论江淹《青苔赋》，引曹道衡先生《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云：‘这篇赋所以值得注意，还在于手法上直接接受鲍照《芜城赋》的影响，而在有些地方，又表现类似《恨赋》与《别赋》的意境。’同时《江淹年谱》对前人疏误亦多有辨析，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淡泊名利，彰显亮节
丁先生治学谨严、学术成果卓著，在学术界声誉很大，很多著名高校想聘请其任教或带博士、硕士，甚至邀请他去讲学；还有些地方政府出重金邀请先生为其文化名人故里争夺战摇旗呐喊，但先生都一一谢绝了，先生言此生唯在学术，退而无他，名利俱是浮云。先生虚怀若谷，一身正气。他对同辈谦恭有礼，对学生视同己出。尤其对年轻教师更有提携之功，关心学术后辈的发展，重视学术梯队的建设，丁先生经常向青年教师传授治学经验，并告诫他们，真正的学术并无捷径，要在学术上获得一席之地，非潜心专研很多年不可。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绝不是为了出版、获奖，学术对他而言，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一种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良知。此外，还积极指导青年教师申报科研项目，并吸收青年教师参加自己的研究项目,为学校、系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