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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藏经阁的故事

2008-12-24 17:18阅读: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二十世纪初又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注意, 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汉代起,敦煌作为西陲重镇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宋景祐二年(1035年),西夏之乱祸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祸他乡,遂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都封闭在一个洞窟的秘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绘上壁画。然而,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个秘室便盛着5万余件“宝藏”静静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圆 ,结束了在军队当小兵的生涯,因无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里来到敦煌。他雇了个姓杨的为他打下手,写经文。杨某抄经之暇爱吸旱烟。用芨芨草点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时候,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便用旱烟袋头敲了敲墙,感到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赶紧叫王道士,两人夜半破壁,发现里面有一个泥封着的小门。此时天已渐亮,去掉泥块,出现一条通道,进入通道后,一个黝黑的高1.6米,宽约2.7米的复室出现了。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王道士当时对这批5至11世纪文物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无意中回到了人间。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批宝藏价值连城,可他毕竟明白用它们换点钱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取出几卷给当时的县长汪宗瀚去鉴别。汪是识货的,依他的权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画像和写本。三年后,甘肃学台叶昌炽闻听此事,便让汪为他搜求。叶对古物的学养颇深,对藏经价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肃的藩台衙门建议将这批古物运到省城来保存。但因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清政府觉得银子比这批“废纸”更有价值,没有采纳这项建议,只是发了一道旨令,让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保存”。汪责令王道士经办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经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将这批古物重新封起来,成了古物的实际拥有者。
当时在新疆一带,有一位受英国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1798年曾来过敦煌。闻知洞窟存有宝物后,便于19075月第三次来到敦煌,他是历史上盗劫藏经洞文物的第一人。他来敦煌,通过一位师爷与王道士接触,得知王道士已将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营扎寨,软磨硬泡。终于,他从洞窟壁画上看到了王道士请人绘的《唐僧取经图》,遂生一计,称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来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经再取回去等等。这番话竟然说动了这位“司库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开封墙,让斯坦因进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记》中写道:“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据英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达9000余件。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7月来到这里,凭他渊博的汉学知识,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文物6000余卷。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盗走7万余件文物资料及壁画。美国的华尔纳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便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盗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将剩下的经卷装成两只木桶,封钉坚固,施以彩绘,制成“转经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责成王道士看管,并且还赏给他300两银子作为他看守经卷的补偿。而这两只“转经桶”今日仍竖在第17号窟中,桶中一无所有。王道士变本加厉地“私卖”,几乎使藏经洞内的古物为之一空。经过有良心的学者一次次上书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残存的经卷写本悉数运回北京。然而,起运时清理在数的8600余卷,经沿途大小官员强取豪夺,所剩下的就是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开的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由屈屈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写下了令世代垂泪的一笔。今天,敦煌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已是全世界文明价值中的重要部分。敦煌的保护得到了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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