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身份标签背后的幸与不幸
2025-04-05 15:36阅读：
诗人身份标签背后的幸与不幸
——漫谈“工地诗人”洪信明的诗集《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
诗人本不应该有身份的区别，可是如今媒体或学者喜欢把诗人区分为农民诗人、打工诗人、送外卖诗人、矿工诗人、脑瘫诗人等，这样一来强调的倒不是诗本身而是诗人的身份，似乎身份就代表了或决定着诗人的水平高低，诗的品质的优劣。在我印象中，最早的打工诗人好像是郑小琼（如今《作品》副主编），当时我刚来杭州，在一家酒店管理公司供职，一读到好的作品就被深深打动了。彼时她在仍东莞的一家工厂打工，每天上班
11小时以上，周末还要加班，一年到头几乎很少休假。就是在哪样的艰苦条件下，她以其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对底层生活的真实描绘，写出了地下岩浆般爆发力的诗作，真实地表达了被压抑的生命激情。后来陆续有以张二棍、王计兵、吕玉霞、单小花等一些来自矿山、城市务工者、田间地头的“草根诗人”走红网络。他们在劳作之余用质朴自然的语言抒发情感、描绘生活、记录时代，加之他们顽强的人生姿态、乐观的生活态度，打动和激励了广大读者。其实给他们的诗贴身价的标签对诗的强暴和践踏，是对诗人的轻蔑和不屑。我觉得有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好像身份就是身价。就像一直喋喋不休辩论的所谓学院派与民间派的写作高下，让人莫衷一是，又无所适从。其实，对于读者而言，只要能够感染人、打动人就是好诗。
我区诗人洪信明也被贴上了建筑诗人或工地诗人的标签，这是诗人的荣幸还是不幸？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诚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对现实的妥协与无奈，也是无名诗人获取“品牌效应”的一个“出路”或价值体现。
对此，我们应该撇开诗人的标签身份，而更专注于诗和诗艺、诗技。他的最新诗集《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就让人在吟诵诗、欣赏诗、品味诗的时候，忘记被贴上的身份标签。
首先，从诗集的名称看，他将“春天”与“墙”设置在一起，就产生了隐喻与象征之间的张力。
众所周知，“春天”在人们心目中有多重象征。在当代诗歌中，“春天”常被赋予复杂的社会、文化与个体意义。“春天”既是“生机”与“希望”的象征，也承载着社会变革与个体觉醒的隐喻。洪信明以“相隔一道墙”定义与春天的距离，可能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更强调“阻隔”与“渴望”的张力——墙既是物理障碍，也是心理隔阂的具象化，暗喻现代人面对自然、理想或情感的疏离感。这种让我想起了余秀华的《我与春天的距离》，两位诗人所描述的春天异曲同工。洪信明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冷峻的物象（如“墙”）传递克制的抒情。“和空调的外机一样，我们悬挂在城市的边缘；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
其次，从抒情策略看，洪信明更加注重个体经验与时代回响。当代诗人常以个人经验为切口映射时代命题。例如，诗刊社每年举办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将个人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将工业文明与个体奋斗编织进春天的叙事中。洪信明的诗集同样关注此类主题，“墙”或许可被解读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隔离（如城乡差异、人际淡漠），或个体在快节奏社会中的精神困境。他的诗集虽然分四个部分，但每部分又因“情”而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第一部分的“自画像”诗作《自画像》《创世纪》，到第二部分的“工地情”里的《工地上的女人》《劝架也讲起承转合》《我在城市种钢筋》，再由第三部分的“杂树花”里的《团圆人》《打工人》《他》到第四部分“组歌颂”里的植物、山水、节气，无不倾注了深沉且这浓烈的情感。正如他在《工地上的女人》中所写“像一个明显的错别字，随时都有被剔除的可能”。作为一名城市务工者，可能每个人心里都绷着这样敏感的神经。
再次，从语言与形式的现代性与诗体重构看，他的诗作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毫不讳言地说，这气质带着建筑工地特有的混凝土的味道和刺耳的尖叫。新诗的发展始终伴随对诗体重建的探索。洪信明的诗，大多意象简洁而不简单，语言朴素却又精炼，结构单纯而显得繁复，形成了独特的个人特质。诗歌与现实的互动中，洪信明若更偏向内省式书写，则需平衡私人经验与公共议题的表达。洪信明的创作集延续了“新抒情”路径，但仍需要在“稳健”中寻找但“突破”。
最后，从普遍性书写与身份消解上看，洪信明在注重和尊重普遍性书写普通人物和生活，展现多元背景下的共同抒情的同时，要打破这种身份标签的桎梏，撕掉粘在身上的烙印，完成自我蜕变和革新，也即要弱化地域或身份标签，转而聚焦人类共通的情感，如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然的亲近、对人与人之间的融通、对生命价值的追寻等，不再囿于自己的身价分类。不过，这些身份标签的诗人，做为一种文化现象，给单调乏味的诗坛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和话题，要是没有这些标签，诗坛多乏味啊，诗歌多单调啊。比如，今年春晚外卖诗人王计兵为王菲的新歌《世界赠于我的》报幕，更是引起的数十亿观众的关注，尤其是他那句：“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赢得无数观众的一片叫好。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带着标签身身份的诗人的诗，绝不是“下里巴”的“烂诗”，而那些所谓“高雅”“纯粹”的人写的诗，也绝非全是“阳春白雪”的“好诗”。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是著名诗人还是非著名诗人，都有可能写出“烂诗”或“好诗”。同样，洪信明的诗若与那些“成名的、成熟的”诗人的诗相比，我以为并不差，甚至有的诗还超越一些“大家”。如今的诗坛，不同身份标签的诗人，写作视角不同，情感向度和浓度不同，创伤手法更是不同，这使得诗歌越来越边缘化、搞笑化、污名化的时代，能够引起了更多的眼球和关注，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因而给诗坛带来了新气象，甚至繁荣。
总之，洪信明通过“墙”的普遍意象，唤起读者对隔离与联结的共鸣，超越个体身份的局限。《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以“墙”为核心隐喻，交织个体困境与时代症候，并在语言形式上探索自由与节制的平衡。其价值在于以冷峻视角重构春天的诗意，既延续了新诗对现代性命题的回应，也试图在普遍性书写中消解“身份标签”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