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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城墙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和名片，无论你行走在南京城的东南西北，都可以看到巍峨城墙的影子。而当你漫步在城墙上，会让你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就像站在小小的山头上一样，可以俯瞰四下里的风光，城里人烟辐辏，街巷纵横，城外湖光山色，田园阡陌一览无余，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畅快。

如今，用规制统一的城砖砌就的城墙，早已写满沧桑，显得斑驳而古老，每块城砖的砖缝都有用石灰和糯米汁紧密粘接的痕迹，墙体灰白杂陈，却依旧坚固如初，稳如泰山。城墙上都有大半个人高的雉堞和箭孔，人们在城墙上漫步时，那些城砖上留下的铭文会很自然地映入眼帘，让人感到好奇，也让人产生疑问，为何有些城市也有城墙，但都没见到城砖上有铭文，独南京的城墙会留有如此丰富的铭文呢？这还得从建造南京城墙的历史说起。

南京的城墙已有600多年历史

清代有个作家叫吴敬梓，他曾在南京的秦淮河畔生活过多年，对南京的人文历史十分熟悉，他在《儒林外史》中这样写道：“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很清楚地记述了南京城墙的来历和规模。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并定都南京，其时，朱元璋采纳了学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耗时21年之久，修筑了蜿蜒盘桓达35.3公里，南京历史上最具规模的城墙，史称明城墙。

南京明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的产物，东连石头城，南贯秦淮河，北带玄武湖，并将历代修筑的城垣都囊括在其中，是中国历史上唯—建造在江南的统一全国的都城城墙，可谓是继中国秦长城之后的又一历史奇观。

为修筑南京城墙，朱元璋号令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5省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等近200个单位的百万余军民承担和组织人力制坯烧造城砖，将烧造好的城砖统一运往南京用于修筑城墙。那些年，这几省所辖的各府、州、县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取土制坯的繁忙景象，还有遍布各地密集的砖窑冒着滚滚浓烟烧砖的情景。无数烧砖人衣衫褴褛，汗流浃背，日夜不停地赶烧砖坯，就像白居易《卖炭翁》诗中描述的那样“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不停地将砖坯送进炉火熊熊的砖窑。待窑火慢慢冷却了，一块块整齐坚硬的城砖就用车载船装迅速送往南京，以不耽误修建城墙的工期。

当年烧制的城砖是有严格规定的，要求每块城砖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12厘米，重为10至20公斤，以确保城墙的坚固和美观。为修筑南京的城墙，到底用了多少城砖，难以计数，据初步估算，大约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之多。由于这些城砖来自五省各地，城砖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比如有粘土、沙土或高岭土等等。粘土砖呈青黑色，沙土砖呈灰黑色，质地坚硬细密，透水性比较强。高岭土砖也称瓷土砖，大都来自江西省，这种城砖为米黄色或奶白色，表面光滑，质地尤为紧密细腻，极为牢固，是城砖中的精品。烧制后的城砖土质和颜色虽然有所区别，但都要求确保牢固和耐用，所以尽管经历了600多年风雨，南京明城墙至今大都保存完好，仍保留了其雄伟挺拔的风貌，得益于这些质量上乘的城砖。

城砖上的铭文向世人透露了什么信息

人们经常可看到有的城砖上刻着州、府、县及官员的名字，有的则刻着乡里总甲、甲首、小甲等组织和烧砖人的名字，为何会有这样不同内容的铭文呢？原来为确保建造南京都城城墙坚不可摧，朝廷实行了严格的责任制，除制定了城砖的大小尺寸外，还要求各地在城砖上烧制出府、州、县、总甲、甲首、小甲和制砖人夫、窑匠等至少5至6级责任人，最多达9级责任人的名字，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可追究制砖人的责任，重者甚至可杀头。正是这种严酷的“责任制”，才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在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由于每块城砖上需刻的铭文较多，有的甚至多达70余字，所以通常每块砖的两侧均需刻字，一侧刻州府县及相关官员的名字，在另一侧刻里甲和制砖人及窑匠等的名字。这些城砖在砌城墙时一侧的字会被砌入墙体里，但总有一侧的铭文会露在外面，所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城墙上几乎每一块砖的文字，让人一目了然。如果发现城砖有质量问题，只要按这些铭文留下的线索，很容易追寻到责任人，上自各级官员，下至里甲和烧砖人都得治罪，有这种责任制的制约，烧制城砖无疑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制砖责任人一般由上而下铭文，每级都有相应责任人的名字。即州府级提调官、司吏、县级提调官、司吏、以及总甲、甲首、小甲、窑匠和造砖人夫等。有的官府责任人中还会出现诸如“照磨”、“同知”、“知事”、“通判”、“县丞”、“主簿”、“典吏”等，他们均是府县官署中级别不等的普通官吏。明代时推行里甲制，铭文中出现的总甲、甲首、小甲即为基层组织的负责人，窑匠是烧砖窑的工匠，造砖人夫则是制作砖坯的人，他们是最底层也是直接造砖的人。

在城砖的铭文中，能看到许多来自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5省各府县的城砖，如刻有袁州府、南昌府、武昌府、九江府、赣州府、太平府、宁国府、黄州府、瑞州府、安庆府、长沙府、江宁府、扬州府及南昌县、江夏县、合肥县、兴国县、上饶县、临川县、浏阳县、桐城县等，几乎遍及这5省的县乡，可以看出为修筑南京城墙，各地广泛动员，就地取材，都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

铭文中镌刻的各级官员的名字，大都附庸风雅，显出文化范儿，如“袁州府宜春县提调官主簿高亨 司吏陈廷玉”、“江西瑞州府提调官通判程益 司吏艾成”、“赣昌县提调官主簿崔仲郁 司吏胡工实”等，然而最让人感佩的还是那些里甲、窑匠和造砖人夫的名字，他们是底层的普通百姓。600多年前，他们可能还是一个青年小伙，也可能是个半百老农，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不停地将刻有自己名字的砖坯送进炉火熊熊的砖窑，如刘黑一、刘子方、朱六四、孙贵八、章福一、陈阿保、叶受七、夏信二、庄礼二、焦受四、徐通一、汤丙，还有小甲瞿必胜、张安、钱官奴；造砖人夫张辛四、瞿辛十一、潘福四；砖户张清叟、窑匠张清九、黄三、坯匠张付四等等，他们的名字与那些官员相比，更加朴实无华，带有乡土气息。那时百姓也许子女较多，为便于呼喊，他们的父母为自己的子女取名时，从大到小很随意地采用一二三四的排序，至多采用一些吉利的名字，很少顾及高雅。念着这些普通百姓的名字，让人感到有一种亲切感，就好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出现在眼前。这些以数字为名的普通造砖人大概没想到，他们虽出身卑微，人不见经传，但他们的名字却流传于世600多年。

铭文是传统民间书法艺术的一朵奇葩

明城墙上留下的这些包含有大量信息的铭文，其字体基本以楷书为主，同时也有隶书、魏碑、行书、小篆等，另外还有一些铭刻了数字和符号，几乎集中国传统民间书法艺术之大成，可以说，城砖上的这些铭文虽没有登大雅之堂，却也是民间书法艺术的一朵奇葩。

大体来说，铭文的技法有模印、章印和刻划几种形式，而采用模印的较多。模印，是事先做好砖模，在砖模上刻写好府州县等官员及里甲负责人和造砖人夫的名字，然后成批量地模印湿软的砖坯，经烧制后铭文就清晰牢固地留在城砖的两侧。章印也较普遍，有点像写好书法作品后再盖印一样，直接将章印压印在砖坯上。刻划砖比较少见，是造砖人随意找来利器或树枝在砖坯上信手留下的铭文。

铭文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阳文最多，也有阴文、阴模阳刻或阳模阴刻砖，还有阳模双线阴刻模印，这种刻砖用极细的笔画勾勒出字体的双线轮廓，技艺较复杂，对制砖泥土的质量也有较高的要求，是铭文书法艺术的精品，主要产自湖南省。

刻有“广洋前所”铭文的砖，则是明代南京城广洋卫军事机构所造，只有“洪武七年”、“洪武十年”等铭文的纪年砖也常有所见。在这些明城砖上，还出现不少异体字或简化字，可能是造砖人为图省事，自行简化了笔画繁多的字，使用了一些民间流传，但未得到官方认可的字体，也有的名字大概书写者不会写，自己创造了一些字，形成了异体字。

从铭文的字体看，有的中规中矩，字体流畅工整，点、撇、勾、捺极具文人气息，可能是府县官员或邀请民间文人墨客所写，各种字体均透出金石的韵味。有的则是一些粗通文墨的人，被临时请来在砖坯上刻写铭文，所以字体显得随意而稚拙，带有几许村野之气。

600多年的悠悠岁月，今天的我们，默念着城砖上的名字，就像与我们的祖先对话。尽管不少城砖已被风雨侵蚀，砖上的铭文有不少已漫漶不清或残缺，有些留在砖上烧砖人的名字已成为一层字皮，一触即溃。但这些当年烧制城砖的普通百姓是庆幸的，他们的名字留在明城墙上，与日月同在，不仅成为一段人文历史的见证，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南京明城墙上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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