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尔衮率领八旗军进入北京城后，就告诫官兵们，对有贪赃枉法的人决不姑息，严惩不贷。明亡后，投降清朝的官员龚鼎孳曾经向多尔衮要求，开国初期，应该执行宽大的政策，并以此为借口替那些贪官求情，可是遭到了多尔衮的拒绝，多尔衮更是严格规定，凡是贪赃者俱计赃论罪，并且重者要处以死刑。
在顺治帝亲政以后，在财政问题上大有起色，采取了有效措施。开垦荒田起到了增加收入，减少支出额效果。为了保证财政收支正常，并确保朝廷方针政策有效的推行，还是需要整顿官吏，严防贪官。顺治帝在惩罚贪官方面继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做法，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并促进官僚机制的有效运行，惩戒贪官，实属必要。
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达诏谕，指出：“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这诏谕中指出，贪赃银满十两即被籍没家产，这对贪官起到了很有效的震慑作用。
当时任山东巡抚的刘允谦上奏顺治帝，提议，犯下斩首之罪和绞刑罪的贪蠹书吏周一聘和张晖，两人的贪银尚未追完，请求暂时不要处死，等待追完银两再行处决。顺治帝看到奏章后明确指出：“贪官污吏，问拟秋决，即按期处决，何得以追赃未完又请监侯。以后凡系贪污应秋决者，不许再请停决，著永著为例。”
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又下令加重对贪官的惩处，在谕旨中说道：“前因贪官污吏剥民取财，情罪可恶，故立法严惩，贪赃至十两者，籍没家产，乃今贪习犹未尽改，须另立法制，以杜其源。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
一两银子按照现在的物价来计算的话，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00元左右，贪赃7000元就要流徙偏远地区和廷杖，可见顺治帝对贪官惩处之严厉，这也令当时朝廷的贪官们心惊胆战，朝中的大部分官员，身在要职，难免会收到一些“灰色收入”，以十两就定罪，在他们看来似乎量刑过严了。因此，在顺治帝下达谕旨后，很多大臣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凤阳巡抚林起龙在顺治十七年就上疏，“惩贪之法，自奉新例流徙，犯人惧罪,不吐真赃,岁少赃赎,以致亏饷。伏乞皇上施浩荡之仁,收充饷之实,
在顺治帝亲政以后，在财政问题上大有起色，采取了有效措施。开垦荒田起到了增加收入，减少支出额效果。为了保证财政收支正常，并确保朝廷方针政策有效的推行，还是需要整顿官吏，严防贪官。顺治帝在惩罚贪官方面继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做法，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并促进官僚机制的有效运行，惩戒贪官，实属必要。
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达诏谕，指出：“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这诏谕中指出，贪赃银满十两即被籍没家产，这对贪官起到了很有效的震慑作用。
当时任山东巡抚的刘允谦上奏顺治帝，提议，犯下斩首之罪和绞刑罪的贪蠹书吏周一聘和张晖，两人的贪银尚未追完，请求暂时不要处死，等待追完银两再行处决。顺治帝看到奏章后明确指出：“贪官污吏，问拟秋决，即按期处决，何得以追赃未完又请监侯。以后凡系贪污应秋决者，不许再请停决，著永著为例。”
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又下令加重对贪官的惩处，在谕旨中说道：“前因贪官污吏剥民取财，情罪可恶，故立法严惩，贪赃至十两者，籍没家产，乃今贪习犹未尽改，须另立法制，以杜其源。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
一两银子按照现在的物价来计算的话，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00元左右，贪赃7000元就要流徙偏远地区和廷杖，可见顺治帝对贪官惩处之严厉，这也令当时朝廷的贪官们心惊胆战，朝中的大部分官员，身在要职，难免会收到一些“灰色收入”，以十两就定罪，在他们看来似乎量刑过严了。因此，在顺治帝下达谕旨后，很多大臣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凤阳巡抚林起龙在顺治十七年就上疏，“惩贪之法，自奉新例流徙，犯人惧罪,不吐真赃,岁少赃赎,以致亏饷。伏乞皇上施浩荡之仁,收充饷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