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回家的路
2025-04-28 10:07阅读：
散文·回乡记（之二）
回家的路
》杨通
三江镇码头的对岸，就是天马山。我的老家就在河岸上——天马山村一组。
我上了渡船，摆渡人（船家子）早先是来自巴州城里的，应该是“航运”单位的职工（记得也姓杨），他退休后，接过船桨的则是我的堂哥杨明汉，现在是他的大儿子杨辉。过河的船费我是不会给的，一则是自家人，二则我要自己摆渡推船，自从年少时学会这门手艺至今，每次回老家我都是要亲自体验一番的。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三江电站竣工、拦河堤坝从天马山“天马”低头饮水的地方大猛滩筑起后，三江河水陡然上升，河水宽至300余米，三江由河流“晋级”为水乡，渡船也由过去轻巧的木板船变成现在厚实的铁皮船，重量增加了好多倍，所以对于手摇双桨的“船家子”来说，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而我现在已是一个退休老人，还能把沉重的渡船推过宽阔的河面，实属不易，自然，体力明显大不如从前了。
当三五成群的白鹤，由上游的木鱼山麓飞往下游的大猛滩时，我与船已经靠岸，登上数十步（未修电站之前是一百多步）石梯，石梯顶端的路边，先前有棵硕大的黄桷树，记忆中，那棵黄桷树的脚下，有用粗砺的石头垒砌的可以围坐五六个人的“石板凳”。我猜想，先辈们栽下它，可能就是为了让远乡近邻赶路走累了的人们在此打杵歇气、避日躲雨、纳凉聊天摆龙门阵。因为这是一条大路，是在还没有普遍通公路年代的“交通要道”，是梁永、玉山等方向的人们走山路赶三江场、进巴州城的“必经之路”。而如今，那棵黄桷树不知什么时候被一株高高的杉树取代了。这株杉树肯定不是原生的“土著”，应该是迁徙而来的“移民”。这株杉树是不是因为送别了太多的乡人离开村庄，所以看上去很孤单？
此刻，天由晴转阴，空中不见了云朵，天马山巅的天边不见了那一抹微蓝。少顷，便是淅淅沥沥的小雨飘下，微雨中，那株本就显得突兀孤傲的杉树撑擎的褚橙颜色更加亮眼醒目。转往杉树的右侧走去，一只低飞的白蝴蝶引着路，让我差点错识了季节，因为眼前并没有一星花朵存在（我相信，春天来了的时候，这里一定会开满无数好看的花朵，否则，这寒冷的冬日里那只白蝴蝶就不会在此留守），满野只是摇曳在冷风里的金色茅草。距我大约50米远的荒草丛中，一头低头吃草的健硕的拥有白斑皮毛的黄牛被它背上的一只黑色鸟
雀啄起头来。现在的牛不再耕田耙地，养牛主要是供人们屠宰吃肉。据说一头养肥之后的牛，可以卖到上万元甚至更高的价钱，买一头牛、养一头牛的成本更不可小觑。现在农村少见人烟，养牛的包括养猪甚至养狗的都屈指可数。黄牛似乎被我打扰到了，停止了吃草，呆呆地望着我，透过淡淡的雨雾，它仿佛在问我：你是谁啊？！
是啊，你是谁呢？我问自己。曾经那么熟悉、眼前却多么陌生的地方——已然如此，何须答案。在距我老屋还不足一千米的这条冷硬的窄窄的水泥路上，早就物不是人亦非，这个事实我是心知肚明的。这遍地的荒草下，以前全是优质粮田——10来岁的时候，读初中的一个暑假，我在这里挖过稻谷收割后干裂的谷板田。为了帮父母挣工分，我每天从一大早挖到天黑，晚上看不见就把马灯照在前面，握锄把的双手起了血泡，用布巾包缠后咬着牙忍住痛，继续挖。当时生产队给的工分是三分工一丈，我半个月的时间硬是挖了300多分。此刻回想，仿佛仍有那时的轻风薄雾、淡月稀星、蛙声虫鸣在脑子里浮现，体力劳动积累在身体里的疼痛仍然还在隐隐约约地扎着心。“用手劳动，即使到了做苦力的程度，也许还算不上是浪费时光的最差方式吧”，梭罗说，“这其中包含着一个永不磨灭的真理，在学者眼里，它富有古典哲学的意味。比起那些穿过林肯和维兰德、向西前往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旅行者们，我就是一个辛劳的农夫”。很庆幸，我曾经也是这样一个“守着自己的家宅，成天在土里劳作的勤劳农夫”。而今不见麦浪不闻稻香，只见，右边临河而居的表叔李光海举家迁往场镇后的房舍依旧，因再无人居住而空余四季风声与鸟影。左边低凹的一湾水田旁，儿时伙伴烈娃子——杨烈宗家的房屋只残留颓圮的断墙在杂树乱藤荒草之中。据说，多年前杨烈宗在工地的电杆上架电线，不幸被高压电击中而身亡，时年估计只有30多岁。儿时我们在三江街上废品收购门市部悄悄卖钱换了二两散白干喝的一尊黄铜佛像，就是杨烈宗从他家的谷仓底下偷出来的。当时收购员接过佛像，也不问其来路，只是反复端祥，发现底座的小孔内有泥沙，叫我们去处理。我们便去到河坝上，底座下的孔很小，掏不出泥沙，杨烈宗便用鹅卵石将其砸碎，打理“干净”后，我们再将碎铜片拿去卖给了废品收购员。
天马山是当时三江公社的九大队，我儿时的几个要好的伙伴，都是我们一队的，我们住得近，是吼一嗓子就能听见的邻居。几个伙伴中我的年龄最小，放牛扯猪草，打扑克牌，抽地牯牛儿（陀螺）——因为没钱买，扑克和陀螺基本都是我亲手制作，下狗卵坨棋（三角棋），抓子儿搧纸牌，上学放学的路上，下河冲滩洗澡，沙滩上打洋马仗，秧田里撵秧鸡子，爬树掏鸟蛋，水田里捉鱼抓黄蟮，夜里偷摘人家树上的水果，或举着火把、或拎着电筒、或提着马灯步行几十里山路到梁永河去看露天电影……都是他们带着我。年龄最大的是刘朝贵，依次是杨聪宗，杨绍江，杨烈宗，刘朝宣（刘朝贵和刘朝宣是亲兄弟）。几个铁杆朋友中，杨烈宗最先走了，前年回三江在街上看见中了风的刘朝贵，被妻子推在轮椅上，我上前与他打招呼，他一见我就立刻哭了起来，一脸眼泪和鼻涕，他的头重重地偏着不能说话。我难受极了，不忍久留，便拍了拍他的肩说了一句“好好疗养、早日康复”就匆匆离开了，去年回三江听说他也走了。刘朝宣随儿子住在巴州城里，还在打一些零工，多年都没有遇到过他了。杨聪宗前些年一直在宁波打工，因年龄大了，近两年才回家，带孙子做家务，干点农活种点庄稼，主要经营自留地，左邻右舍过事出面帮帮忙，虽然面相苍老腰背佝偻，但身体基本健康精神还算矍铄，我回老家偶尔能见面。杨绍江早年从部队转业后在原巴中丝厂工作，退休后在城里安享晚年，老家亲戚或乡邻过红白喜事会不期而遇。
临近我家老屋是一口不大不小的堰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兴水利，小小年纪的我，跟着大人们参与过此堰塘开坑起泥、堆土筑堤、拉碾打夯的修建。堰塘蓄满水后，夏天，父亲便会偶尔带我到塘里去洗澡，教我游泳（初次觑觎一览无余的父亲亦是开启我对成人的“裸体”的认知）。那时，夏夜再热也是不需要电扇与空调的，吃过晚饭后，我们手摇蒲扇，腋挟篾席，跟随大人们到堰塘的堤埂上，乘风纳凉，看天上的月亮，数银河的星星，观划向天边的流星，听蛐蛐唱歌和长辈们讲五花八门的故事。我们最喜欢听鬼故事，虽然有时候听得毛骨悚然，身上起满鸡皮疙瘩。当然，这样的夜晚，我们也会去生产队的晒坝过，那里场地更宽敞、人更多更闹热，有大人们讲不完的荤段子——不要我们小孩子听的“下流”故事；有女人们扒男人们的裤子、男人们撞女人们的油的快乐游戏。如今，种庄稼的人已荷锄而去，水利不再是农业的命脉，堰塘卸载了灌溉农田的基本任务。堰塘越来越安静了。不过，鱼，鸭子，鹅，翠鸟，白鹤，虫豸，以及阡陌上开过来的花瓣、树枝间掉下来的落叶，它们会时常弄出一些“不甘寂寞”的响动。所以，不论哪种风在水面行走的声音，都很传统、很清晰、很优美、很时尚，仿佛来美国乡村歌手鲍勃·迪伦啍唱的经典民谣。
经过堰塘，就是我的老家——曾经住有五户人家的院子。
2025.4.28，巴州逸鹤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