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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艾滋病的事实。然后在老柱柱与儿子齐全的争斗中，在一系列闪回的镜头中，观众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老柱柱的大儿子齐全让村里人卖血从中获取暴利，以至于村里许多人得了艾滋病，也就是村里人所说的热病。为此，他被人报复，十二岁的儿子被人毒死。
故事发生在陕西的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甚至是愚昧的村子里。导演用瞎子唱秦腔的方式将许许多多的身患热病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客观地告诉他们，热病是无药可救的绝症。
这个可怕的结论和现实，为村子的上空蒙上了一层阴霾，为我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惊惧地看到，这是一个艾滋病盛行的村子――死亡无疑是必然的。
导演将这些艾滋病人聚在一个因为热病而不再有学生上课的废弃小学校，用世人的无情、冷漠、躲避和遗弃，再次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群体。
在这个被生活遣弃又不被人们理解的群体里，导演大量铺陈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孙海英饰演的那样看重他的藏着一生秘密的红本本的四伦叔，蒋雯丽饰演的骑着猪跑的搞笑的热心肠的粮房、王宝强饰演的标签式的傻根人物大嘴，偷琴琴红绸袄的老疙瘩，贪图小利的黄鼠狼和瘸斯。
这些无能为力的人们表现的是，绝望中的无所谓、满不在乎、歇斯底里和坚韧向上的苦中作乐、寻求心灵慰藉的矛盾的不正常心理。
然而，这仅仅是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并不是影片真正的主题。
十二岁的男孩并未随着自己的死去而消失，他用自己浓厚的陕西方言，以置身其中又处众生之外的姿态为我们客观地讲述了发生在自己村里的一个爱情故事。
赵得意和商琴琴，这两个先是被命运遗弃又被妻子和丈夫抛弃的人相爱了。虽然爱得不合常规，爱得不体面，但在那样的境遇中，这两个苦命人必竟是爱了。热病，无家可归，人们的躲避和冷漠，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命运，两个被冷落的人同病相怜，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取暖。来日无多，他们只想过好每一天。
影片中大量的镜头用了昏暗、阴郁的色调，昏暗的屋子，灰黄的土墙，残阳的天空，阴郁深蓝的天空，给了影片一种忧伤压抑的基调。但与此相反的，是赵得意和商琴琴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坚韧的追求。这两个苦命的人，忍受人们的唾弃，冲破世俗的压力，终于走到一起，在一个废弃的破窑洞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镜头里两个人围着饭桌吃面条时，他们的脚丫幸福地缠绵着，眉目传情里，他们的脸上沐浴着春风沉醉般的甜蜜，心满意足在他们的心里像春天里的河水一样温柔荡漾。
院子里开了地，种了菜。压水机精神饱满地流出汩汩的清凉的水。赵得意背着口袋从外面买了粮食走在回家的路上。商琴琴高高地站在院子里晾衣服，一头乌黑漂亮的头发被随意地挽在脑后。
对他们来说，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又是那样地像烟花一样美丽易逝。来日无多，他们的心里无比清醒又无比珍惜。过好每一天。
影片中的画面采用了空间透视。红色是画面的焦点。商琴琴在镜头里第一次出现，身上穿了一件红绸袄。鲜艳的红色，在影片中大量灰暗的色调里，是视觉的亮点。观众被这亮丽的红色点燃，为之眼前一亮，继而生出美好的感动。然而，这亮红颜色的第一次出现，却和让人们恐惧的艾滋病联在一起。
红色的再一次出现，是两个大红皮箱。同样是亮丽的红色，却似乎有意与观众的情绪作对。它们大开着，被抛在商琴琴丈夫家的大门外。商琴琴忍受着婆婆的恶语相向，默默地缓慢收拾着属于她自己的衣物，一件件放进她嫁来之前的两个红包袱里，屈辱地被婆婆逐出家门，没有任何表情。
然后是红婚服，红领带，红色结婚证书，两个装着喜糖的红袋子。即便是这样让人大喜的红色，也罩着一层让人忧郁的心酸。她们欢喜着，在喜庆的略带幽默的音乐里，手拉手的有些滑稽地从墙后的胡同里出场，一路走过乡亲邻里。商琴琴一手拿着证明他们婚姻事实的大红的结婚证书，一手捧着喜糖，兴奋地沿途给村人发着喜糖。人们依旧躲闪着，像逃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们。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内心溢满的像糖一样甜蜜的幸福感。他们终于在世俗的眼光下，名正言顺地走到了一起，终于用这一纸证书有力地向人们证明，他们可以在一起。
最后出现的红色，是赵得意用菜刀自残流出门外的一滩殷红的血。商琴琴死后，赵得意用菜刀提前结束了他的即将消失的生命。
红色，本是喜庆的颜色，是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对美的追求，它的出现，却与不被人认可的爱情有关，与死亡有关，与被遗弃有关，它给了生活极大的难堪和质疑。
醒目亮丽的红色，贯穿整部影片的始末，与灰暗压抑忧伤的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颜色本身在影片里被赋予了生命，这种生命意味着被遗弃，被死亡。
影片用一个最具说服力的片段对《最爱》的主题作了延展。赵得意发着高烧，商琴琴一遍遍从压水机里将冰凉的水抽到木桶里，再费力地将浸着毛巾的一满桶水端到赵得意床前，在赵得意痛苦的呻吟声里，焦急地将毛巾一遍遍浸湿了为赵得意做物理降温。
镜头不断地对准汩汩流出水的压水机，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我们看着如柱的水从地下流出来，流进木桶里，再由琴琴憋足了劲端到赵得意的床前。一遍又一遍。
当她意识到这种办法不起作用时，便义无反顾地在秋凉如水的夜晚，将自己整个身子浸没到冰冷的水里，然后再用自己的身子为赵得意降温。一遍一遍，琴琴打着哆嗦，浸在凉水里。一遍一遍，她再将自己冰凉的身子俯在赵得意身上。赵得意的烧退下来了，而琴琴却再也没有醒过来。琴琴用她苟延残喘的生命为“最爱”画上了重重的一笔，为爱情做了最好的诠释。
商琴琴死了。即将进入弥留之际的赵得意，在空中抓摸的手被特写。赵得意的手不停地在空中抓摸着，寻找着。影片拍摄速度在这里放慢，似乎要停滞。在生命的尽头，他能抓住的也只有琴琴的手。而此时，商琴琴早已先他而去，她的手再也不会在他需要的时候伸过来了。她已经冰冷地死在了赵得意床下的地上。
不得不说的是，人性在影片里得到充分的晾晒。村里人得了热病，而导致热病的罪魁祸首赵齐全，在自己的儿子被人毒死后，并未被唤醒良知，他那明亮的眼睛不时地从这群热病的人中看到商机，打棺材，建墓地，并利用他死去的儿子攀结关系，以谋求更大的利益。
而赵齐全的父亲老柱柱却因为儿子的作孽，心里产生很深的负重感，这种负重感让他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面对这群热病的人，他表现的也只是无能为力。
村人的冷漠，不理解，躲避，见到他们的恐慌。虽然他们仍然活着，但对村里人来说，他们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群体，也自己无关。
商琴琴得热病以后，丈夫的冷漠，抛弃，狠毒以及自私自利，婆婆的冷酷无情，娘家哥嫂的嫌弃。赵得意妻子的无情背叛。黄鼠狼和瘸斯的趁火打劫，人性在这里一一摊开来，放到道德的天秤上衡量，放在观众的眼前晾晒。
在这里影片采用了现实主义幻觉，这种幻觉使我们相信，这些影像就是日常生活和世界的原貌，就在那儿，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画面中的化妆，服装，背景，演技， 对话，以及热病的发热、溃疡这些艾滋病所出现的症状，更增加了角色的真实性。
一纸结婚证书，是导演给予赵得意和商琴琴爱情的最有力的肯定。商琴琴用含着喜糖的嘴含混不清地不断重复着结婚证上的字句。两个被生活被爱情遗弃的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有权利以更好的方式活着。
故事发生在陕西的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甚至是愚昧的村子里。导演用瞎子唱秦腔的方式将许许多多的身患热病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客观地告诉他们，热病是无药可救的绝症。
这个可怕的结论和现实，为村子的上空蒙上了一层阴霾，为我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惊惧地看到，这是一个艾滋病盛行的村子――死亡无疑是必然的。
导演将这些艾滋病人聚在一个因为热病而不再有学生上课的废弃小学校，用世人的无情、冷漠、躲避和遗弃，再次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群体。
这些无能为力的人们表现的是，绝望中的无所谓、满不在乎、歇斯底里和坚韧向上的苦中作乐、寻求心灵慰藉的矛盾的不正常心理。
然而，这仅仅是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并不是影片真正的主题。
十二岁的男孩并未随着自己的死去而消失，他用自己浓厚的陕西方言，以置身其中又处众生之外的姿态为我们客观地讲述了发生在自己村里的一个爱情故事。
赵得意和商琴琴，这两个先是被命运遗弃又被妻子和丈夫抛弃的人相爱了。虽然爱得不合常规，爱得不体面，但在那样的境遇中，这两个苦命人必竟是爱了。热病，无家可归，人们的躲避和冷漠，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命运，两个被冷落的人同病相怜，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取暖。来日无多，他们只想过好每一天。
影片中大量的镜头用了昏暗、阴郁的色调，昏暗的屋子，灰黄的土墙，残阳的天空，阴郁深蓝的天空，给了影片一种忧伤压抑的基调。但与此相反的，是赵得意和商琴琴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坚韧的追求。这两个苦命的人，忍受人们的唾弃，冲破世俗的压力，终于走到一起，在一个废弃的破窑洞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镜头里两个人围着饭桌吃面条时，他们的脚丫幸福地缠绵着，眉目传情里，他们的脸上沐浴着春风沉醉般的甜蜜，心满意足在他们的心里像春天里的河水一样温柔荡漾。
院子里开了地，种了菜。压水机精神饱满地流出汩汩的清凉的水。赵得意背着口袋从外面买了粮食走在回家的路上。商琴琴高高地站在院子里晾衣服，一头乌黑漂亮的头发被随意地挽在脑后。
对他们来说，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又是那样地像烟花一样美丽易逝。来日无多，他们的心里无比清醒又无比珍惜。过好每一天。
影片中的画面采用了空间透视。红色是画面的焦点。商琴琴在镜头里第一次出现，身上穿了一件红绸袄。鲜艳的红色，在影片中大量灰暗的色调里，是视觉的亮点。观众被这亮丽的红色点燃，为之眼前一亮，继而生出美好的感动。然而，这亮红颜色的第一次出现，却和让人们恐惧的艾滋病联在一起。
红色的再一次出现，是两个大红皮箱。同样是亮丽的红色，却似乎有意与观众的情绪作对。它们大开着，被抛在商琴琴丈夫家的大门外。商琴琴忍受着婆婆的恶语相向，默默地缓慢收拾着属于她自己的衣物，一件件放进她嫁来之前的两个红包袱里，屈辱地被婆婆逐出家门，没有任何表情。
然后是红婚服，红领带，红色结婚证书，两个装着喜糖的红袋子。即便是这样让人大喜的红色，也罩着一层让人忧郁的心酸。她们欢喜着，在喜庆的略带幽默的音乐里，手拉手的有些滑稽地从墙后的胡同里出场，一路走过乡亲邻里。商琴琴一手拿着证明他们婚姻事实的大红的结婚证书，一手捧着喜糖，兴奋地沿途给村人发着喜糖。人们依旧躲闪着，像逃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们。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内心溢满的像糖一样甜蜜的幸福感。他们终于在世俗的眼光下，名正言顺地走到了一起，终于用这一纸证书有力地向人们证明，他们可以在一起。
最后出现的红色，是赵得意用菜刀自残流出门外的一滩殷红的血。商琴琴死后，赵得意用菜刀提前结束了他的即将消失的生命。
红色，本是喜庆的颜色，是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对美的追求，它的出现，却与不被人认可的爱情有关，与死亡有关，与被遗弃有关，它给了生活极大的难堪和质疑。
醒目亮丽的红色，贯穿整部影片的始末，与灰暗压抑忧伤的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颜色本身在影片里被赋予了生命，这种生命意味着被遗弃，被死亡。
镜头不断地对准汩汩流出水的压水机，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我们看着如柱的水从地下流出来，流进木桶里，再由琴琴憋足了劲端到赵得意的床前。一遍又一遍。
当她意识到这种办法不起作用时，便义无反顾地在秋凉如水的夜晚，将自己整个身子浸没到冰冷的水里，然后再用自己的身子为赵得意降温。一遍一遍，琴琴打着哆嗦，浸在凉水里。一遍一遍，她再将自己冰凉的身子俯在赵得意身上。赵得意的烧退下来了，而琴琴却再也没有醒过来。琴琴用她苟延残喘的生命为“最爱”画上了重重的一笔，为爱情做了最好的诠释。
商琴琴死了。即将进入弥留之际的赵得意，在空中抓摸的手被特写。赵得意的手不停地在空中抓摸着，寻找着。影片拍摄速度在这里放慢，似乎要停滞。在生命的尽头，他能抓住的也只有琴琴的手。而此时，商琴琴早已先他而去，她的手再也不会在他需要的时候伸过来了。她已经冰冷地死在了赵得意床下的地上。
不得不说的是，人性在影片里得到充分的晾晒。村里人得了热病，而导致热病的罪魁祸首赵齐全，在自己的儿子被人毒死后，并未被唤醒良知，他那明亮的眼睛不时地从这群热病的人中看到商机，打棺材，建墓地，并利用他死去的儿子攀结关系，以谋求更大的利益。
而赵齐全的父亲老柱柱却因为儿子的作孽，心里产生很深的负重感，这种负重感让他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面对这群热病的人，他表现的也只是无能为力。
村人的冷漠，不理解，躲避，见到他们的恐慌。虽然他们仍然活着，但对村里人来说，他们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群体，也自己无关。
商琴琴得热病以后，丈夫的冷漠，抛弃，狠毒以及自私自利，婆婆的冷酷无情，娘家哥嫂的嫌弃。赵得意妻子的无情背叛。黄鼠狼和瘸斯的趁火打劫，人性在这里一一摊开来，放到道德的天秤上衡量，放在观众的眼前晾晒。
在这里影片采用了现实主义幻觉，这种幻觉使我们相信，这些影像就是日常生活和世界的原貌，就在那儿，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画面中的化妆，服装，背景，演技， 对话，以及热病的发热、溃疡这些艾滋病所出现的症状，更增加了角色的真实性。
一纸结婚证书，是导演给予赵得意和商琴琴爱情的最有力的肯定。商琴琴用含着喜糖的嘴含混不清地不断重复着结婚证上的字句。两个被生活被爱情遗弃的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有权利以更好的方式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