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王安石的咏史诗（三）
2006-09-04 15:58阅读：
（三）
以欧阳修为领袖人物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主要以晚唐五代以来，包括宋初西昆派的绮靡文风为革新对象。经过一大批诗人作家数十年的努力，终于使宋代诗文走上了联系现实，平易晓畅的健康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逐渐形成，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对晚唐五代的彻底否定，而是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王安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即以咏史诗为例，便可窥见一斑，同时也体现了一些过渡的痕迹。
宋初统治者在经历武人专权、割据混战之后，由于对武人的猜疑和畏惧，采取了重视“文治”，重用“文人”的措施，出现了“凡内外职官，布衣草泽，皆得充举”（《宋史纪事本末》卷七）的局面。由此而导致了文人和政治的关系密切，文人、官僚、政治家三位一体的现象在宋代十分突出。出于政治的需求，文人们往往好言王霸大略，经邦济世之术，从而推动了议论之风的盛行，作为一个由科举而仕且具有远大政治理想的文人，王安石倡导“有补于世”的写作目的，用文学参与政治，议论时事，这体现在其咏史诗中便使其作品中的议论带有强烈政治倾向。
《嘲叔孙通》一诗写道：“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
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29）汉高帝以武得天下，不喜读书人。当他得天下之初，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高帝深感不安。于是叔孙通为其定朝仪，君臣所处位置，尊卑有别，从此朝会，照仪式进行，群臣不敢不敬。叔孙通乘机为他的弟子作介绍，高帝都拜为郎，弟子们便称呼他为圣人。王安石此诗既通过对弟子们的可耻行为嘲讽叔孙通，又告戒统治者，“重用”文人，但不能“滥用”文人。对汉高帝作一分为二的评价，褒贬恰当，议论全面。在议论中所体现的政治关怀，同样也体现在《宰喜否》一诗中：“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做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喜否，不愁宫里有西施。”（30）国家的安危系于谋臣，吴国的覆灭是太宰喜否之类奸邪造成的，西施之类美人并非“祸基”。王安石把亡国“祸基”归于谋臣，而非美人，不仅突破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传统定位，也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非凡洞察力。在诸如此类的咏史诗中，王安石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其议论不仅大胆而又合情合理。
宋人对“文治”的重视，导致文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促进了学术和文化的繁荣。宋代学术空气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出现了诸如《资治通鉴》、《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一批影响深远的著作，
而宋代理学的兴起和繁荣，打破了儒学自汉代形成汉学以来长期处于停滞僵化的沉闷状态，思想界空前活跃。在此背景下，王安石有强烈的反传统和疑古精神，大胆地疑传疑经，重新解释经书，著《三经新义》“视汉儒之学者土梗”（《困学纪闻》卷八《说经》）至使“先儒之传注悉废”（《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这种精神反映在王安石咏史诗中，表现为其议论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翻案法”的使用。
“翻案法”本为禅宗用语，宋末元初方回在《名僧诗话序》中写道：“禅家转语，翻进一层，北宗以树、镜为譬，而曰‘时时勤拂试，不使惹尘埃’；南宗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之善为诗者，皆祖此意，谓为翻案法。”（31）王安石用翻案法写咏史诗，突破传统题材和历史故事而翻出新意，从新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事件，诗中具有一种思辨力量，启迪人们进行新的思考，同时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和爱憎，也体现了诗人进步的历史观。其《乌江亭》一诗写道“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32）项羽与刘邦争天下，结果得天下的是刘邦，这是理有固然的。开始项羽占优势，以后逐渐转优为劣，终被刘邦所灭。主要是由于他刚愎自用，残暴成性。当他败退到乌江亭，亭长劝他东渡，据有江东而王，他不听。王安石此诗认为英羽违背了历史潮流，失去了民心，没有人再为他卷土重来，这种观点不袭前人窠臼，新奇而又体现了王安石卓越的史识。
同样，对于王昭君的看法，王安石也别出心裁。王昭君（明妃）以和亲名义嫁给了匈奴单于，古来咏昭君的诗不知有多少，大都说她心不忘汉和惋惜她红颜薄命。只有王安石的两篇《明妃曲》（33）自出新意，言人所未言。“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毛延寿是被冤枉的，那么错在谁呢？“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倘使昭君留在汉宫，即使承恩，终不免遭到同样的命运，在这里王安石批判了无恩无义的君王。“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在为红颜薄命不平而鸣的同时，也道出了许多怀才不遇和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大大扩展了昭君诗的社会意义。
对于贾谊，历代文人议论甚多，李商隐《贾生》颇为引人注目：“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鬼神。”（34）诗中指责文帝重视贾生是虚伪的，王安石从不同角度立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35）认为“薄”与“不薄”之分不在于是否给予高位厚禄，而在于谋议是否见用。见解奇特，独辟蹊径。王安石这种不袭前人窠臼，从历史陈迹中翻出新意的作法还见于其它咏史诗如《张良》、《读墨》、《司马迁》、《扬雄三首》等作品中。
“以议论为诗”是宋诗特有的风格，王安石以透辟的议论，卓的史识在推动宋诗这一风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他议论化风格的形成也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好议论的特色直接受晚唐杜牧、李商隐诗风的影响，正如明人王世懋所说：“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议论高处逗宋诗之径”（《艺圃撷余》）。这种影响是很明显的，如王安石咏史诗中褒贬旧事、议论功过常喜用“翻案法”，这在杜牧诗中早已有所体现。杜牧很注意研究治乱的经验教训以及古人的得失，在咏史诗中往往有新颖独特的评论。其《题商山四皓庙》一诗云：“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36）反说其事，出奇立意。《题写江亭》云：“江东子北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37）表现出对项羽的深切同情，也表现出杜牧卓越的史识和有别于人的见解。前面所提到的王安石的咏史诗《乌江亭》在此基础上又翻进一层“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38）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既体现了杜牧好议论，喜奇意的特征，同时又可窥见杜牧对王安石影响的痕迹。《历代诗话》中引吴旦生的话说：“余以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这种翻案法的使用，正是王安石咏史诗中议论化的突出表现。
作为过渡性的人物，王安石对已有的文学传统，并不是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同样是议论，李商隐擅于用叙述的手法描写细节，把自己的感情借助于具体可感的形象暗示给读者，以韵味见长。如《齐官词》“永寿兵来夜不
，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39）兼咏齐、梁二代，以“九子铃”一微物而贯穿两代亡国败君之丑剧，构思之巧妙，“金莲”、“歌管”、“九子铃”中不知包含多少荒淫在内，也不知有多少感慨于其中。李诗以蕴藉委婉为特色，而王安石的议论则更多地用概念和判断论说事理，《乌江亭》、《贾谊》众作皆然，其诗气势强劲，以议论见长。甚至吴之振因此指责王安石诗“议论过多，亦是一病。”（《宋诗钞》初集《临川诗钞》）。
总之，王安石咏史诗议论化特征的形成既受晚唐李杜诗风的影响，又具有区别于他们的独特面貌，上承上启，开宋代诗歌“以议论为诗”的风气。
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下，宋诗把绮靡文风作为革新对象，渐渐走上了平易晓畅的道路。同时由于“适用为本”的功利性需要和“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的影响，宋诗呈现出散文化的特征，而将深微精美的情思，典雅华丽的雕镂转移到词的创作上，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有力推动者，王安石诗歌散文化的倾向是很突出的。
在王安石的咏史诗中，前期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古体诗，长于铺陈，讲究结构。如《张良》一诗：“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降灌疑。”（40）这是一首七古，王安石以叙述为主，概括出了张良一生的重大经历“击秦帝”、“捕项羽”、“招四皓”，几乎可以认为是《史记．留侯世家》的一个缩写，只在最后两句略加议论“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降灌疑”指出张良被重视而贾谊受冷落的原因是贾谊“才能薄”，见解精辟，而又流畅、凝练。全诗九十八字，叙述性的语言占了大多数，这样的敷陈在晚唐李杜的诗歌中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宋诗中却不足为奇了。王安石的古体长篇咏史诗中，这种先用叙述的手法概括历史人物或事件，再以简短的议论结尾的布局，稍显头重脚轻，而大量的敷陈也使诗歌缺乏叠沓、隽永的韵味。
王安石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弊病，在散文化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代诗歌运用比兴等手法的优良传统，使得叙述不再单调，叙述中掺之以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如《明妃曲二首》（41）就是一个例子。诗中写昭君初离汉宫和出塞的情景，“泪湿春风鬓脚垂”是正面描写，接下来是“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则为侧面烘托，刻画出昭君艳丽动人的鲜明形象，最后以点睛之笔“人生失意无南北”揭示主题。多种手法的错综运用，使文章显得潇洒流动，韵味十足。
王安石诗歌散文化的风格是对晚唐格律化的一次革新和变化。晚唐时，诗的表现走向精美练要的途径，咏史诗侧重于对细节的精雕细琢，或以议论的方式作一针见血的思辨，“晚唐后，专尚镂镌字句”（黄子云《野鸿诗的》）反映在体制上，咏史诗多为精美的律诗和绝句。王安石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下，避开典雅华丽的雕镂，走到了散文化的明白浅显。在句法上多用长句叙述，体制上喜用长篇古体，使得咏史诗呈现出长于敷陈、讲究结构、流畅活泼的特征。这充分体现了宋诗“以文为诗”的独特面貌。
王安石的咏史诗以其精辟奇异的议论、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在咏史诗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时代的变迁，赋予了诗人特殊的使命，王安石的咏史诗在批判地继承了优良的咏史传统后，以其强烈的政治性，议论化，散文化特征开宋调之渐，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