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广济寺，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5号，东起西四路口西北角民居，西至盒子胡同和六合胡同，北起西四北头条，南至阜成门内大街，占地面积2.3公顷。
现存建筑保持明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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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广济寺，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5号，东起西四路口西北角民居，西至盒子胡同和六合胡同，北起西四北头条，南至阜成门内大街，占地面积2.3公顷。
现存建筑保持明代格局，
分三路，中路依次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和多宝殿(舍利阁)，西路有持梵律殿、戒台、净业堂和云水堂，东路有法器库、延寿堂等。2006年5月25日，广济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济寺初名西刘村寺，创建于宋朝末年。据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大学士万安所撰《弘慈广济寺碑铭》记载：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为西刘村寺。另清初余宾硕所作《喜云慧大师传》中称：“按宋末有两刘家村，在西者为西刘家村。村人刘望云。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得炼气法。一日，有僧号且住者过之，望云出迎，求其说法。因为之建寺，曰西刘村寺。”元朝时，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朝末年毁于战火。
到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村民耕地时，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天顺（1457—1464年）初年，山西僧人普慧、圆洪等法师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于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的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廖屏还将此事奏闻宪宗皇帝，请赐寺名，明宪宗于成化二年（1466年）下诏命名为“弘慈广济寺”。
这以后，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复工作，到成化二十年（1484年）才算全部完工，次第建成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士殿、伽蓝殿、祖师殿、钟鼓楼、斋堂、禅堂、方丈室、僧舍等，巍峨壮观，富丽辉煌。
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从清顺治五年（1648年）起，还请玉光律师在寺内开堂传成，历时十三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世祖曾游历广济寺。清朝政府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朝重修的布局。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当时，广济寺在京都还拥有几个下院，在北海西面有柏林寺（现为北京图书馆分馆），德胜门内有莲花寺，后海有广化寺，西直门内有弥勒院，龙须沟有龙泉寺等，盛极一时。
1931年，广济寺不慎失火，主要殿堂焚烧殆尽。1935年，住持现明法师在吴佩孚等人的资助下，按明朝格局进行重修，建筑规模比以前更加壮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维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会址设在广济寺。下图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广济寺的照片。、
1972年和1976年，广济寺进行了两次维修。今天的广济寺，在佛像的安奉和经典文物的收藏方面，在法器的陈设和寺院的布置与管理方面，都远胜前代。使古老的寺院更加多彩多姿，引人入胜。
广济寺占地35亩，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观音殿）和多宝殿。
东西两侧除钟楼和鼓楼外，还有整齐的配殿。寺庙的西北隅，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戒坛殿和汉白玉砌成的戒坛，至今保存完好，这是广济寺保存的最古建筑物，今称“三字堂”。寺内西路四合院为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的办公场所。三学堂后为《法音》编辑部。整个寺院布局严谨，整齐对称，寺中有院，错落有序，曲径通幽，庄严寂静。
广济寺供奉着不少明清时期的佛像，寺内还收藏不少珍贵的佛教经卷、碑刻等文物。在大雄宝殿有一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铸造的青铜宝鼎，有2米多高，放置在刻花石座上，鼎身铸有佛教八供（轮、螺、伞、盖、花、瓶、鱼、结)等花纹，造型古朴大方，工艺精湛，是珍贵的艺术珍品。
大雄宝殿后壁悬挂着一幅《胜果妙因图》，是清乾隆九年（1744年）著名画师傅雯用手指所画，高5米，宽10米。画面上，释迦牟尼端坐在莲花座上，慈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周围一百多位弟子洗耳恭听。有趣的是，听众中，还有中国的历史人物关羽、关平、周全及布袋和尚等。原设于大内，后赐于宣南慈仁寺，后遭受劫难，文物流失于民间。该作品被广济寺常住出资购得，成为广济寺的镇寺之宝。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广济寺方丈演觉法师请故宫博物院专家重新修复了古画。三世佛两侧陈列有明代铜铸十八罗汉。
铜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越南、美国、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广济寺珍藏的佛教经典十分浩繁，仅图书室就有23种文字、10多万册佛教经典、著作，仅收藏的《大藏经》就有12种版本，是研究中国佛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内还有1721—1753年甘肃临潭县卓尼寺能版印刷的一部藏文《大藏经》，共231包，是佛教中的珍贵文本。
中国汉地建筑受于周之制。《考工记》云：“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川字形布局，象征河流百川，有芥子纳须弥的含义，寺院就是大千世界，故川字形建筑里突出主次的关系，这只是佛菩萨在成就上的差异，丝毫没有伦理上的差别。梁思成先生认为：“以多座建筑组成的庙宇，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布局，其所注目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之，适于礼仪之庄严场合。”
山门、殿堂、楼阁等不同类型建筑合成庭院。把建筑分解成最小的基本单元——间，间与前面的空间——院，组合成院——间的建筑模式，这虚实的空间有水墨画计白当黑的审美理念，而在佛教中体现了“空与无”的思想内涵。寺中重要的殿堂一般都排列在中轴线上。
到广济寺朝礼的人们第一眼让人注目的是天王殿。这里有明代仿唐三彩的四大天王，象征着“风调雨顺”。中间为明代铜弥勒像，与各地寺院看到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布袋和尚像不同。布袋和尚只是传说中弥勒佛的化身形象，广济寺天王殿中所供奉的是——天冠弥勒。
广济寺最大的殿堂是“大雄殿”。《法华经·从地涌出品》：“善哉！善哉！大雄世尊”。大雄是佛陀的德号，即伟大之英雄之意。佛具大智慧，能降伏魔障，故称大雄。广济寺大雄殿是帝王所敕建，故着黄琉璃瓦。殿脊有香水海，又名华藏世界海，整体呈山形，由水、莲花和一个梵字构成，寓意永恒世界、不生不死。此种殿脊在北京地区独此一家。大雄殿所供奉的三世佛，即西侧过去世迦叶佛，中间是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东侧是未来世的弥勒佛。这样的组合供奉方式与常见寺院所供奉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世界药师佛组合完全不同。佛是智慧之身，法性平等，所表达的合掌皈依仰慈悲，举头见佛生欢喜的精神完全相同。
在大雄殿前有明成化、万历、清康熙、乾隆石碑5块，表示该寺与当时上层的关系。其中康熙皇帝所赐的文字碑与无字碑相对屹立殿前，成为“空有碑”，这表示佛法的真空妙有，极具深意。殿前的4棵大槐印证了广济寺的风雨历程。佛寺是信徒、香客心中顶礼膜拜的神圣场所，希冀于佛菩萨的加持，而缕缕的香烟，也承载了多少人的愿望。
大雄殿后为圆通殿，供奉着观音菩萨。因观音菩萨广大圆满，闻声救苦、救难，耳根圆通，故曰：圆通。殿中正座是大悲圣观音菩萨像。西侧一尊是元代铜观自在菩萨；东边一尊是明代多罗菩萨，即藏传佛教所称的度母。这个殿东边墙上有延生普佛红色牌位，为信众消灾解厄、普佛祈求；西边墙上有黄色往生牌位，是专为亡故之人超度往生设立。
第三进院落就是藏经楼，因为上世纪50年代曾经从北京灵光寺出土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暂存广济寺藏经楼，故称“舍利阁”。阁下是多宝殿，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印尼、越南、美国等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
寺庙的西北隅，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殿，内有汉白玉砌成的戒坛。戒坛，高3层，是广济寺保存完好的最古老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区唯一一座清代汉白玉戒台。戒台是传授比丘戒的地方，有承担薪火相传续佛慧命的作用。今称“三学堂”。寺内西路四合院为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的办公场所。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男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做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做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
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借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华西日报》）
宗月大师何许人也？
宗月大师是个大和尚，北京的高僧。过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享有盛名，曾当过法海寺、柏林寺、鹫峰寺等名刹的住持，也代理过广济寺的寺务总管，圆寂于一九四一年，其葬礼轰动一时，不顾日本人的严酷统治，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走上街头为他送行，为他烧香，其中许多人亲身受过他的救济和帮助。消息伟到大后方重庆，老舍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题目叫《宗月大师》。老舍先生幼年贫寒，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是刘寿绵先生(宗月大师出家前的名字)把他拉进了私塾，从此走上了读书识字的路。所以，他尊刘大叔为恩人。将他的心比作“佛心”。
一九九二年，我曾为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过一个主意，主张编一本《京华奇人录》，专门描述北京现代史上涌现的一批奇才，他们都曾是风靡一时的人物，赫赫有名，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大为当代人所知了。倡议出笼后，有一批著名作家、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寄来了他们的稿件。书很快就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上市后很受欢迎。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还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和妈妈一起记述工笔画大师于非庵的，另一篇就是写宗月大师的。
我本来还想再继续编下去，又写了一篇记述卢松庵先生的。在写卢先生之前我专门到广济寺去调查，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刘纯保先生。他曾是卢松庵先生的朋友和同事。刘先生说：他自己早年是甘肃来的孤儿，后来跟了宗月大师，成了他的徒弟，出了家，所以知道许多宗月大师的事迹，手里还有一张卢松庵先生保存下来，后来转赠给他的，宗月大师过六十大寿时照的像片。我详细做了笔录，后来写宗月大师的文章主要是根据刘纯保先生的口述，也公布了那张宗月大师的照片。这一切都成了我那次走访广济寺的意外收获。
宗月大师最大特点是知行一致，他在佛教理论上并不是一位有多么精深学问的法师，但他却是知道一点佛理就实践一点，了解一点佛法就真正做到一点的。言行一致是世上最难做到的，看着似乎容易，却几乎不可能真的做到；趟若真能做到言行一致，那就是一位圣人了。
宗月大师就是这样的圣人。
刘寿绵四十五岁出家之前本来是位富翁，是旗人贵族的后代，穿的是绫罗绸縀，吃的是珍馐美味，家中的房产如果排列起来可以占西直门大街半条街，但他生性善良，好做善事，是个大慈善家，经常为帮助穷人而变卖祖产，有“刘善人”的美称。出家之后，他变得更加自觉，财产很快都出了手，自己沦为穷人，但恰恰在此时，他成了一位真正舍己救人、完全利人的典范，别人做不到的，他却做得易如反掌，轻而易举，成了一位活的圣人。
他早晨由小卧佛寺，即鹫峰寺，出来，到广济寺去主事，身胖年迈，坐洋车去，看见拉车的车夫冬天只穿一件单裤，想必是家境寒苦。那天他自己恰好穿了一件徒弟们凑钱替他刚刚缝制的里外三新的棉裤，便叫车夫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裤子彼此换过来，车夫不肯，他很坚持，到晚上回自己的庙后，徒弟们问他：早上不是穿着新的棉裤出门的吗。他哈哈一笑，说看拉他的车夫冻得难受，脱给车夫了，身上这是车夫那条旧的，并叫徒弟们还把他自己那条旧的找出来。徒弟们目瞪口呆，大呼上当，白给他做了。
由无数这样生动感人的小事集合起来，便打造了一个无比高大的光辉形象，这就是宗月大师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宗月大师当作一面镜子，对今天有很大的省事和警世作用，而且绝对是佛教徒们的一个极好的榜样。
近年，我有不少机会到各地的佛庙中去参观。说不客气话，我对当前大多数佛庙中的整体氛围非常反感。直观上，我觉得硬件上去了，软件却下来了，到了倡导恢复宗月大师精神的时候了。
比起宗月大师的境界，今日的佛教徒，尤其是寺庙中出家的僧人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对比一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令我反感的是今日寺庙里普遍存在的商业行为：一味地诱导人们去烧香叩头，变相地强买强卖，想尽办法掏游客们的腰包，所做所为特别像街上的死揪滥緾的小贩。
我担心的是，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普遍到了几乎麻木不仁的地步，似乎以为是正常的，见怪不怪了。
首先在宗教界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反对这样做，不要因小失大，因为丢不起这个脸面，界内应该有强劲的声音，把低俗商业行为驱除出寺庙，把寺庙恢复成一片精神的净土。绝对要贯彻自愿的原则，叩头也好，烧香也好，捐善款也好，买供品也好，要完全自愿，不能有丝毫的劝说、诱导、暗示或强迫，更不要欺骗。这是第一原则。谁违反了这个原则就应该驱除谁，开除谁。
有了这个原则，我相信，寺庙立刻就会清静下来，神圣起来，一进门，第一眼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和外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现在，也有的寺庙驻进一些管理人员，打着宗教和寺庙的名义胡作非为，没有僧人，扮成似是而非的面貌，强拉硬拽，搞测字，搞抽签，搞预测，实际是败坏寺庙的名声。
这些，看似是一些表面现象，但却是最直观的，最和游客与香客发生密切接触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实际上，依我看，是直接影响宗教和寺庙前程的大事。
宗教，包括佛教，本质上是一种信仰，一种学问，一种文化，一种人生态度，是精神层面上的修养，是直接涉及灵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把它搞成一种愚昧的迷信，搞成变相的“保险公司”，不仅被老公公老婆婆信奉为保佑他或她的神，还要影响年轻的一代，也把佛当成保佑他们的保险公司老板，那真是太可悲了，这样的佛教只能是大倒退，不仅不会发达起来，反而会坠落到消亡的边缘。
看看宗月大师，他通过宣读佛法，讲做人的道理，劝善，互爱，助人，爱国，由小事做起，而且由自己做起，口、心、足一致，一点也不迷信，而且劝人不要迷信。宗月大师是真正的佛教徒，他对宗教教义的理解是极为透彻的，这样的佛教是社会的稳定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好帮手。
宗月大师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他修持很严，奉行“过午不食”，但他有广泛的爱好，尊重民间优秀文化传统，作诗写文，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走出寺庙，办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关心人民的疾苦，由生到老到病到死，各个人生阶段和层面全有他的关注和帮助，而且是彻底的忘我无私，绝对利人，这种大爱能融化顽石般的恶习和弊病。
宗月大师式的宗教狂热是值得敬佩的，是产生伟大无比力量的源泉。
老舍先生在《宗月大师》一文的最后说：“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我去入私塾那样!”
我也祈盼宗月大师的精神永在，永存，永放光芒！
宗月大师（1880—1941年），俗姓刘，名寿绵，满族，是京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宗月大师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原本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他家的产业。老舍笔下的宗月大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帮助穷人。
宗月大师出家前，人称“刘善人”。他为人心地善良，好施舍，济困救贫，广办粥厂，舍棉衣、钱财、棺木，办义学，是远近闻名的一位慈善家。因中年丧子，看破红尘，乃率全家毅然皈依佛门出家，一生专修净土，一心念佛。其夫人法号宗尚，长女会根（义女）、次女会华，母女三人在正觉寺夹道的家庙万善寺焚修，其家中花园供养给恩师（按：北京广济寺方丈现明和尚1880—1941年），为养静安修之所。
1925年出家，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
有一年大年三十，徒弟们好不容易弄了点白面，包饺子，煮好后，给宗月师父端来，他问：“好吃吗？”不等回答，便说：“好，好”。让快趁热给城根下，门牌多少号的某某大妈送去，她还没吃上饺子呢。他自己照旧做他的功课。他行持菩萨道，利乐有情，不愧是佛子，是一位真实德高望重的出家人。
抗战爆发，宗月大师积极声援中国军民的抗日行动。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威胁宗月大师，让其加入日伪组织的佛教会、授予“满洲国师”称号、邀请其访日，这些都被宗月大师严词拒绝。对京津一带出现的大量难民，宗月大师则关心备至，积极组织救济，得到难民的爱戴。
最值得称道的是，宗月大师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民遗骸。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北京城，日本人打扫战场时，只掩埋或火化日军士兵遗体，对中国人的遗骸不管不顾，北京周边战场上数千具中国人的尸体暴露荒野。
日本人不掩埋中国军民的遗体，而许多中国人因为怕被日伪政府怀疑“通敌”，也不敢去收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阵亡的抗日军民暴尸荒野，宗月大师毅然手举一面自己设计的大旗，领导数十名僧人和少数青年俗人，去掩埋中国军民的遗骸。在寒冬中，他们持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找到并掩埋了3000多具尸体。由于气候恶劣，加之年老体弱，宗月大师很快就病倒了，但他坚持掩埋完最后一具尸体，才同大家一起回城。在掩埋过程中，他们也会发现日本士兵遗体，宗月大师本着佛教的悲悯精神，也会将日兵遗体一并掩埋。
宗月大师掩埋抗日军民遗体的事情被日本侵略者得知后，宗月大师立刻被逮捕，但日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久又将宗月大师释放。
从宗月大师在抗日期间的所作所为，可以感受到宗月大师作为中国僧人的崇高品质。宗月大师悲悯众生，爱国爱教，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大师“圆寂后出殡时，半个京城的贫民，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他们都是受过他恩惠的百姓，成为沦陷的北京城内一桩盛事。”（悟性法师《散金碎玉集》第一篇《梦》）
“此公姓氏君知否？三十年前刘善人。”宗月大师无论出家之前还是之后，都真正做到了无私、无我，一心惦念着穷苦百姓，是现实中的“活菩萨”。
“佛家忠臣，师门孝子”这一称号，宗月大师是当之无愧的。面对日本侵略者，宗月大师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确实是国家忠臣，体现了佛教的大无畏精神；面对穷苦百姓，宗月大师表达了无限的怜悯，并进行了竭尽所能的救济，是佛教慈悲精神的最好说明。
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
他并非老舍先生学堂里的老师，但却是影响老舍先生人生的一位重要的人。老舍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正因为有这位由富至贫先生的资助。
宗月大师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了老舍，他并非他的老师，但是却是让他受益匪浅的一世之师。
广济寺初名西刘村寺，创建于宋朝末年。据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大学士万安所撰《弘慈广济寺碑铭》记载：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为西刘村寺。另清初余宾硕所作《喜云慧大师传》中称：“按宋末有两刘家村，在西者为西刘家村。村人刘望云。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得炼气法。一日，有僧号且住者过之，望云出迎，求其说法。因为之建寺，曰西刘村寺。”元朝时，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朝末年毁于战火。
到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村民耕地时，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天顺（1457—1464年）初年，山西僧人普慧、圆洪等法师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于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的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廖屏还将此事奏闻宪宗皇帝，请赐寺名，明宪宗于成化二年（1466年）下诏命名为“弘慈广济寺”。
这以后，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复工作，到成化二十年（1484年）才算全部完工，次第建成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士殿、伽蓝殿、祖师殿、钟鼓楼、斋堂、禅堂、方丈室、僧舍等，巍峨壮观，富丽辉煌。
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从清顺治五年（1648年）起，还请玉光律师在寺内开堂传成，历时十三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世祖曾游历广济寺。清朝政府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朝重修的布局。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当时，广济寺在京都还拥有几个下院，在北海西面有柏林寺（现为北京图书馆分馆），德胜门内有莲花寺，后海有广化寺，西直门内有弥勒院，龙须沟有龙泉寺等，盛极一时。
1931年，广济寺不慎失火，主要殿堂焚烧殆尽。1935年，住持现明法师在吴佩孚等人的资助下，按明朝格局进行重修，建筑规模比以前更加壮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维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会址设在广济寺。下图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广济寺的照片。、
1972年和1976年，广济寺进行了两次维修。今天的广济寺，在佛像的安奉和经典文物的收藏方面，在法器的陈设和寺院的布置与管理方面，都远胜前代。使古老的寺院更加多彩多姿，引人入胜。
广济寺占地35亩，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观音殿）和多宝殿。
东西两侧除钟楼和鼓楼外，还有整齐的配殿。寺庙的西北隅，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戒坛殿和汉白玉砌成的戒坛，至今保存完好，这是广济寺保存的最古建筑物，今称“三字堂”。寺内西路四合院为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的办公场所。三学堂后为《法音》编辑部。整个寺院布局严谨，整齐对称，寺中有院，错落有序，曲径通幽，庄严寂静。
广济寺供奉着不少明清时期的佛像，寺内还收藏不少珍贵的佛教经卷、碑刻等文物。在大雄宝殿有一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铸造的青铜宝鼎，有2米多高，放置在刻花石座上，鼎身铸有佛教八供（轮、螺、伞、盖、花、瓶、鱼、结)等花纹，造型古朴大方，工艺精湛，是珍贵的艺术珍品。
大雄宝殿后壁悬挂着一幅《胜果妙因图》，是清乾隆九年（1744年）著名画师傅雯用手指所画，高5米，宽10米。画面上，释迦牟尼端坐在莲花座上，慈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周围一百多位弟子洗耳恭听。有趣的是，听众中，还有中国的历史人物关羽、关平、周全及布袋和尚等。原设于大内，后赐于宣南慈仁寺，后遭受劫难，文物流失于民间。该作品被广济寺常住出资购得，成为广济寺的镇寺之宝。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广济寺方丈演觉法师请故宫博物院专家重新修复了古画。三世佛两侧陈列有明代铜铸十八罗汉。
铜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越南、美国、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广济寺珍藏的佛教经典十分浩繁，仅图书室就有23种文字、10多万册佛教经典、著作，仅收藏的《大藏经》就有12种版本，是研究中国佛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内还有1721—1753年甘肃临潭县卓尼寺能版印刷的一部藏文《大藏经》，共231包，是佛教中的珍贵文本。
中国汉地建筑受于周之制。《考工记》云：“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川字形布局，象征河流百川，有芥子纳须弥的含义，寺院就是大千世界，故川字形建筑里突出主次的关系，这只是佛菩萨在成就上的差异，丝毫没有伦理上的差别。梁思成先生认为：“以多座建筑组成的庙宇，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布局，其所注目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之，适于礼仪之庄严场合。”
山门、殿堂、楼阁等不同类型建筑合成庭院。把建筑分解成最小的基本单元——间，间与前面的空间——院，组合成院——间的建筑模式，这虚实的空间有水墨画计白当黑的审美理念，而在佛教中体现了“空与无”的思想内涵。寺中重要的殿堂一般都排列在中轴线上。
到广济寺朝礼的人们第一眼让人注目的是天王殿。这里有明代仿唐三彩的四大天王，象征着“风调雨顺”。中间为明代铜弥勒像，与各地寺院看到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布袋和尚像不同。布袋和尚只是传说中弥勒佛的化身形象，广济寺天王殿中所供奉的是——天冠弥勒。
广济寺最大的殿堂是“大雄殿”。《法华经·从地涌出品》：“善哉！善哉！大雄世尊”。大雄是佛陀的德号，即伟大之英雄之意。佛具大智慧，能降伏魔障，故称大雄。广济寺大雄殿是帝王所敕建，故着黄琉璃瓦。殿脊有香水海，又名华藏世界海，整体呈山形，由水、莲花和一个梵字构成，寓意永恒世界、不生不死。此种殿脊在北京地区独此一家。大雄殿所供奉的三世佛，即西侧过去世迦叶佛，中间是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东侧是未来世的弥勒佛。这样的组合供奉方式与常见寺院所供奉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世界药师佛组合完全不同。佛是智慧之身，法性平等，所表达的合掌皈依仰慈悲，举头见佛生欢喜的精神完全相同。
在大雄殿前有明成化、万历、清康熙、乾隆石碑5块，表示该寺与当时上层的关系。其中康熙皇帝所赐的文字碑与无字碑相对屹立殿前，成为“空有碑”，这表示佛法的真空妙有，极具深意。殿前的4棵大槐印证了广济寺的风雨历程。佛寺是信徒、香客心中顶礼膜拜的神圣场所，希冀于佛菩萨的加持，而缕缕的香烟，也承载了多少人的愿望。
大雄殿后为圆通殿，供奉着观音菩萨。因观音菩萨广大圆满，闻声救苦、救难，耳根圆通，故曰：圆通。殿中正座是大悲圣观音菩萨像。西侧一尊是元代铜观自在菩萨；东边一尊是明代多罗菩萨，即藏传佛教所称的度母。这个殿东边墙上有延生普佛红色牌位，为信众消灾解厄、普佛祈求；西边墙上有黄色往生牌位，是专为亡故之人超度往生设立。
第三进院落就是藏经楼，因为上世纪50年代曾经从北京灵光寺出土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暂存广济寺藏经楼，故称“舍利阁”。阁下是多宝殿，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印尼、越南、美国等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
寺庙的西北隅，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殿，内有汉白玉砌成的戒坛。戒坛，高3层，是广济寺保存完好的最古老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区唯一一座清代汉白玉戒台。戒台是传授比丘戒的地方，有承担薪火相传续佛慧命的作用。今称“三学堂”。寺内西路四合院为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的办公场所。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男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做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做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
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借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华西日报》）
宗月大师何许人也？
宗月大师是个大和尚，北京的高僧。过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享有盛名，曾当过法海寺、柏林寺、鹫峰寺等名刹的住持，也代理过广济寺的寺务总管，圆寂于一九四一年，其葬礼轰动一时，不顾日本人的严酷统治，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走上街头为他送行，为他烧香，其中许多人亲身受过他的救济和帮助。消息伟到大后方重庆，老舍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题目叫《宗月大师》。老舍先生幼年贫寒，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是刘寿绵先生(宗月大师出家前的名字)把他拉进了私塾，从此走上了读书识字的路。所以，他尊刘大叔为恩人。将他的心比作“佛心”。
一九九二年，我曾为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过一个主意，主张编一本《京华奇人录》，专门描述北京现代史上涌现的一批奇才，他们都曾是风靡一时的人物，赫赫有名，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大为当代人所知了。倡议出笼后，有一批著名作家、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寄来了他们的稿件。书很快就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上市后很受欢迎。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还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和妈妈一起记述工笔画大师于非庵的，另一篇就是写宗月大师的。
我本来还想再继续编下去，又写了一篇记述卢松庵先生的。在写卢先生之前我专门到广济寺去调查，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刘纯保先生。他曾是卢松庵先生的朋友和同事。刘先生说：他自己早年是甘肃来的孤儿，后来跟了宗月大师，成了他的徒弟，出了家，所以知道许多宗月大师的事迹，手里还有一张卢松庵先生保存下来，后来转赠给他的，宗月大师过六十大寿时照的像片。我详细做了笔录，后来写宗月大师的文章主要是根据刘纯保先生的口述，也公布了那张宗月大师的照片。这一切都成了我那次走访广济寺的意外收获。
宗月大师最大特点是知行一致，他在佛教理论上并不是一位有多么精深学问的法师，但他却是知道一点佛理就实践一点，了解一点佛法就真正做到一点的。言行一致是世上最难做到的，看着似乎容易，却几乎不可能真的做到；趟若真能做到言行一致，那就是一位圣人了。
宗月大师就是这样的圣人。
刘寿绵四十五岁出家之前本来是位富翁，是旗人贵族的后代，穿的是绫罗绸縀，吃的是珍馐美味，家中的房产如果排列起来可以占西直门大街半条街，但他生性善良，好做善事，是个大慈善家，经常为帮助穷人而变卖祖产，有“刘善人”的美称。出家之后，他变得更加自觉，财产很快都出了手，自己沦为穷人，但恰恰在此时，他成了一位真正舍己救人、完全利人的典范，别人做不到的，他却做得易如反掌，轻而易举，成了一位活的圣人。
他早晨由小卧佛寺，即鹫峰寺，出来，到广济寺去主事，身胖年迈，坐洋车去，看见拉车的车夫冬天只穿一件单裤，想必是家境寒苦。那天他自己恰好穿了一件徒弟们凑钱替他刚刚缝制的里外三新的棉裤，便叫车夫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裤子彼此换过来，车夫不肯，他很坚持，到晚上回自己的庙后，徒弟们问他：早上不是穿着新的棉裤出门的吗。他哈哈一笑，说看拉他的车夫冻得难受，脱给车夫了，身上这是车夫那条旧的，并叫徒弟们还把他自己那条旧的找出来。徒弟们目瞪口呆，大呼上当，白给他做了。
由无数这样生动感人的小事集合起来，便打造了一个无比高大的光辉形象，这就是宗月大师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宗月大师当作一面镜子，对今天有很大的省事和警世作用，而且绝对是佛教徒们的一个极好的榜样。
近年，我有不少机会到各地的佛庙中去参观。说不客气话，我对当前大多数佛庙中的整体氛围非常反感。直观上，我觉得硬件上去了，软件却下来了，到了倡导恢复宗月大师精神的时候了。
比起宗月大师的境界，今日的佛教徒，尤其是寺庙中出家的僧人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对比一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令我反感的是今日寺庙里普遍存在的商业行为：一味地诱导人们去烧香叩头，变相地强买强卖，想尽办法掏游客们的腰包，所做所为特别像街上的死揪滥緾的小贩。
我担心的是，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普遍到了几乎麻木不仁的地步，似乎以为是正常的，见怪不怪了。
首先在宗教界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反对这样做，不要因小失大，因为丢不起这个脸面，界内应该有强劲的声音，把低俗商业行为驱除出寺庙，把寺庙恢复成一片精神的净土。绝对要贯彻自愿的原则，叩头也好，烧香也好，捐善款也好，买供品也好，要完全自愿，不能有丝毫的劝说、诱导、暗示或强迫，更不要欺骗。这是第一原则。谁违反了这个原则就应该驱除谁，开除谁。
有了这个原则，我相信，寺庙立刻就会清静下来，神圣起来，一进门，第一眼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和外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现在，也有的寺庙驻进一些管理人员，打着宗教和寺庙的名义胡作非为，没有僧人，扮成似是而非的面貌，强拉硬拽，搞测字，搞抽签，搞预测，实际是败坏寺庙的名声。
这些，看似是一些表面现象，但却是最直观的，最和游客与香客发生密切接触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实际上，依我看，是直接影响宗教和寺庙前程的大事。
宗教，包括佛教，本质上是一种信仰，一种学问，一种文化，一种人生态度，是精神层面上的修养，是直接涉及灵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把它搞成一种愚昧的迷信，搞成变相的“保险公司”，不仅被老公公老婆婆信奉为保佑他或她的神，还要影响年轻的一代，也把佛当成保佑他们的保险公司老板，那真是太可悲了，这样的佛教只能是大倒退，不仅不会发达起来，反而会坠落到消亡的边缘。
看看宗月大师，他通过宣读佛法，讲做人的道理，劝善，互爱，助人，爱国，由小事做起，而且由自己做起，口、心、足一致，一点也不迷信，而且劝人不要迷信。宗月大师是真正的佛教徒，他对宗教教义的理解是极为透彻的，这样的佛教是社会的稳定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好帮手。
宗月大师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他修持很严，奉行“过午不食”，但他有广泛的爱好，尊重民间优秀文化传统，作诗写文，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走出寺庙，办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关心人民的疾苦，由生到老到病到死，各个人生阶段和层面全有他的关注和帮助，而且是彻底的忘我无私，绝对利人，这种大爱能融化顽石般的恶习和弊病。
宗月大师式的宗教狂热是值得敬佩的，是产生伟大无比力量的源泉。
老舍先生在《宗月大师》一文的最后说：“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我去入私塾那样!”
我也祈盼宗月大师的精神永在，永存，永放光芒！
宗月大师（1880—1941年），俗姓刘，名寿绵，满族，是京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宗月大师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原本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他家的产业。老舍笔下的宗月大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帮助穷人。
宗月大师出家前，人称“刘善人”。他为人心地善良，好施舍，济困救贫，广办粥厂，舍棉衣、钱财、棺木，办义学，是远近闻名的一位慈善家。因中年丧子，看破红尘，乃率全家毅然皈依佛门出家，一生专修净土，一心念佛。其夫人法号宗尚，长女会根（义女）、次女会华，母女三人在正觉寺夹道的家庙万善寺焚修，其家中花园供养给恩师（按：北京广济寺方丈现明和尚1880—1941年），为养静安修之所。
1925年出家，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
有一年大年三十，徒弟们好不容易弄了点白面，包饺子，煮好后，给宗月师父端来，他问：“好吃吗？”不等回答，便说：“好，好”。让快趁热给城根下，门牌多少号的某某大妈送去，她还没吃上饺子呢。他自己照旧做他的功课。他行持菩萨道，利乐有情，不愧是佛子，是一位真实德高望重的出家人。
抗战爆发，宗月大师积极声援中国军民的抗日行动。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威胁宗月大师，让其加入日伪组织的佛教会、授予“满洲国师”称号、邀请其访日，这些都被宗月大师严词拒绝。对京津一带出现的大量难民，宗月大师则关心备至，积极组织救济，得到难民的爱戴。
最值得称道的是，宗月大师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民遗骸。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北京城，日本人打扫战场时，只掩埋或火化日军士兵遗体，对中国人的遗骸不管不顾，北京周边战场上数千具中国人的尸体暴露荒野。
日本人不掩埋中国军民的遗体，而许多中国人因为怕被日伪政府怀疑“通敌”，也不敢去收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阵亡的抗日军民暴尸荒野，宗月大师毅然手举一面自己设计的大旗，领导数十名僧人和少数青年俗人，去掩埋中国军民的遗骸。在寒冬中，他们持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找到并掩埋了3000多具尸体。由于气候恶劣，加之年老体弱，宗月大师很快就病倒了，但他坚持掩埋完最后一具尸体，才同大家一起回城。在掩埋过程中，他们也会发现日本士兵遗体，宗月大师本着佛教的悲悯精神，也会将日兵遗体一并掩埋。
宗月大师掩埋抗日军民遗体的事情被日本侵略者得知后，宗月大师立刻被逮捕，但日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久又将宗月大师释放。
从宗月大师在抗日期间的所作所为，可以感受到宗月大师作为中国僧人的崇高品质。宗月大师悲悯众生，爱国爱教，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大师“圆寂后出殡时，半个京城的贫民，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他们都是受过他恩惠的百姓，成为沦陷的北京城内一桩盛事。”（悟性法师《散金碎玉集》第一篇《梦》）
“此公姓氏君知否？三十年前刘善人。”宗月大师无论出家之前还是之后，都真正做到了无私、无我，一心惦念着穷苦百姓，是现实中的“活菩萨”。
“佛家忠臣，师门孝子”这一称号，宗月大师是当之无愧的。面对日本侵略者，宗月大师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确实是国家忠臣，体现了佛教的大无畏精神；面对穷苦百姓，宗月大师表达了无限的怜悯，并进行了竭尽所能的救济，是佛教慈悲精神的最好说明。
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
他并非老舍先生学堂里的老师，但却是影响老舍先生人生的一位重要的人。老舍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正因为有这位由富至贫先生的资助。
宗月大师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了老舍，他并非他的老师，但是却是让他受益匪浅的一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