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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就此落幕

2021-08-03 13:46阅读:
在户外搭建的尖沙咀北京道广东道街景,成为《怒火·重案》里重头追车戏的主要发生场景,逼实的街道、招牌与门店玻璃,再一次在香港电影中被冲撞、碾压、粉身碎骨。这是黄金时代香港警匪动作类型片中所在多见的场面,对于今时今日的华语电影观众,却已经暌违了太久。
一贯秉持正义良心的高级督察“邦主”张崇邦(甄子丹),于跟进一起残酷屠戮警察的贩毒案件过程中,发现祸首竟是昔日曾经为上司指派的违规破案背负牢狱之灾的前同事邱刚敖(谢霆锋),随即陷入与阿敖及其同伙的生死对决。作为资深导演陈木胜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部作品,《怒火·重案》的故事模型并不复杂,甚至是极之简洁明了的:为了表现阿邦的刚正不阿,直接安排了警商勾结贿赂他的戏份,以他一口拒绝上司并在餐桌上甩下两百块现金作结;对于本片中的一号反派阿敖,也不吝在叙事进程里使用大段闪回表现他在警察队伍中执行致命任务的全过程。这种如今看上去颇显拙朴的手法,其实很容易唤起观众对于上世纪80-90年代港产警匪电影中类似桥段的回忆。
而这仅仅是《怒火·重案》赖以唤醒观众集体记忆的其中一种选项,事实上,正如开头所说,影片中数场高强度、高密度的动作、枪战、追逐戏(有时甚至是几种方式复合),才是真正令观众浸入“香港电影”这个词所带来的具体文化语境中的要义。主演甄子丹将近四十年的电影表演生涯,本身就已经是一部当代香港动作片
发展简史,在1984年以动作戏仿或插科打诨方式进行的《情逢敌手》《笑太极》中,甄子丹延续的仍然是成龙式的“功夫小子”人物塑造方式,一路发展到了《怒火·重案》中,他不仅已经蜕出了这层传奇外壳,甚至对自己事业高峰期以近身肉搏为主的一系列动作展示方式也做出了调整。本片中,他与林国斌饰演的重犯从一言不合拔枪怒射,到在水道中的互博追逃,一环一环层次分明,将动作身体与人物情绪的暴力进阶不断推进,林国斌抽枪扫射时占据绝对优势,逐渐演变成被动逃亡,在水道中的缠斗里,两人的动作场面,鲜少有动作技巧展示意味,而真正变成了艰难挣扎的互相攻击。
无独有偶,在另一场重头飞车戏中,阿敖驾驶的摩托车不断与阿邦的机动车对撞,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方式对车内的阿邦进行攻击,这场戏的动作设计,虽然建立在双方间不容发的运动状态下,但仍然呈现出简单粗暴却招招致命的特点。所谓“技巧性”,也是只是在最后车辆失控后,阿邦几乎超越身体极限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跳出车去,在车辆撞击的瞬间从夹缝中救回小孩,这一系列弹跳抓捞动作一气呵成,令场面变成了几乎以毫秒为单位的呼吸冲击。
这既是甄子丹及谢霆锋等演员对于动作功能与效果的身体力行调适,也体现了飞车动作指导李忠志一以贯之的飘逸思路与导演陈木胜精确到极致的匠人创作精神。可以说,《怒火·重案》的动作戏,用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与高效的剪辑方式宣告了香港动作电影水准仍然保持在世界一流水平,而且,随着香港主流商业电影基本融入“合拍”或“华语电影”市场语境,这样的水准是可以透过更广大的市场与文化辐射产生更具爆炸性的冲击力的。
《怒火·重案》在“重案”部分给予观众极致视听体验,于“怒火”层面也有独特的建树。尽管影片未能够如《无间道》那样建立起绵密的警匪类型叙事晶体,却依然塑造出性格鲜明且性格内部具有多元幽微精神密码的角色。阿邦作为影片中当仁不让的正义化身,被安排在指正阿敖与他的同事们的法庭上经历痛苦挣扎,阿敖则直接被塑形为一个被不公正的警队体制内蛀虫(袁富华)直接摧毁身心、曾经满怀理想的有为青年。片中有多场戏,将镜头直接对准“黑化”之后的阿敖,表现他夜阑人静时内心撕裂与挣扎,带出重头闪回戏,亦在法庭戏中,不断以面部特写推近阿敖,展现其眼角眉梢非常具象的情绪转变。作为如今香港影坛已经几乎成为凤毛麟角一般存在的中生代顶梁柱演员,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的表演较将近十年前在林超贤作品中的蜕变要更上层楼,在几乎不流露任何情节剧式宣泄(除了片尾)的情况下,仅通过微表情便可以清晰地向观众传达角色具体的心理变化(无论这种变化是否生硬),几乎达到了1990年代香港电影“无痕表演”的美学高度。
正是这样的细微变化,才与阿敖在杀死昔日上司、处决泄密同袍时的冷酷无情相得益彰。与《拆弹专家2》中同样被“用过即弃”的刘德华不同,《怒火·重案》里的谢霆锋,直接由理想青年转变成非但对警队体制,甚至对于自己所在做的犯罪行径都深刻不信任的“不信者”。在影片最后,面对注定失败的结局,阿敖喊出“我可以认输,但绝不认命”,随后仰面倒下,自绝身亡,是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终极确认,同时也亲手毁灭了与这世界产生直接关系的“肉身”。这一场景在晚近的香港电影中堪称绝无仅有的暴烈笔触,影片借此将阿敖这个身份简单、动机却无比复杂的人物树立在观众面前。
相似的人物在同样由陈木胜导演的《新警察故事》中的吴彦祖身上也可以见到,若向古早追溯,甚至可以在他的处女作《天若有情》中寻得端倪。但无论是披着婚纱在天桥上奔跑的吴倩莲、亡命飞驰的刘德华还是拼尽最后一滴血的吴孟达,其实都不是陈木胜个人的独创,问世于1990年代初的《天若有情》其实反映出当时处于鼎盛阶段的香港电影互为因果的血性,而今《怒火·重案》同样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症候,只是香港电影面临的市场境遇早已事变时迁。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香港电影的繁荣,只是时间长河里沧海一粟,所以《怒火·重案》里并没有自怨自艾的叹息,而是对充分认清现实后自强不息的倾吐。这一点,无论对已经去世的导演、正在面临老去而仍然坚持奋斗的主创及所有热爱香港电影的观众而言,都是一种精神激励。正如罗文唱《前程锦绣》的歌词一样:“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虹膜》




不甘心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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