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2006-10-05 20:32阅读：
莫言：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采访 人：苗野
被采访人：莫言
导语
打过几个电话都是莫言的妻子接的，浓重的山东口音。要莫言的手机，她未加盘问就给我了，不像有的人神经过敏，假装神秘。
莫言的家在北京平安大道上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大约七十平米，屋子有些乱，莫言说是特意收拾过的。采访后我们跟他合影，我说您成偶像了，他说那我就离死不遠了。
苗野：一个根本的问题，您为什么要写作？
莫言：首先是想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一些处境，我出生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吃饭，穿衣都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我记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大学生被划成佑派，下放劳改回到家乡，他是学文科的，跟我说他认识一个作家的生活非常的腐败，每天三顿可以吃饺子，我当时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孩子感到非常的惊讶，我们当时每年只能吃一次饺子，大年三十夜里，而且限量的，不可能让你放开吃嘛，假如说一个人当了作家就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我真正开始创作文学，是到了部队以后，看到周围的战友们都戴着手表，穿着皮鞋，我想只有写作可以赚点钱来买一双皮鞋。我想写了多少年以后，肯定这种动机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如今，对小说艺术本身的追求就变成了一种最重要的动力。
苗野：还有乐趣吗？
莫言：也很难说是乐趣了，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写作已经变成了职业，毫无意味的职业，已经写了20年了，当然我想写作它本身的这种痛苦跟欢乐交织的一个过程。
苗野：发表的小说中，哪一篇你写的特艰难呢？
莫言：早期的创作，每一篇都写的非常的艰难，不知道该怎么写。有一些长篇在写的时候也很艰难，比如《十三步》这个长篇，那
也是87年了，写了8万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不知道该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究竟要写个什么东西，我就是咬着牙往下写，一直到写到9万多的时候，我心里面豁然开朗，我知道我写什么了，而且我知道应该一种用什么方式来结尾。我想在每一部长篇的写作过程当中，都有一个特别艰苦的阶段，前面的5，6万字，或是10万字。
苗野：哪一部分是最艰苦的？
莫言：就是前面。因为我想我的这种写作经验跟一般的作家好像有区别，当有的作家说要写一部长篇，往往都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
苗野：他们是不是要拉结构？
莫言：有的人可能是结构上，或者在什么东西，做了很认真的调整，画出了图，做出了大纲。我是一般没有这么精密的构思开始动笔，有一个画面，有一个情节，有一个人物，甚至是有那么两句让我激动的对话我都可以拿起笔来写一部长篇，整个长篇的结构，人物，这种故事的走向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逐渐出来的，然后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脑子里就很明白了。
苗野：创作人一般都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总要不停的问自己：这样做对吗？你是不是也面临这个的问题。
莫言：不自信，现在我还是一样，每当写一部新的作品的时候，都有不自信，都是写完了以后心里忐忑不安，包括今年刚发表的长篇《檀香刑》，我往出版社送的时候很紧张，我对编辑说如果你觉得是垃圾那就烧掉。当他们给我一个回音，说是比较好或者说很好，或者说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挺好的，某些地方要调整，心里面有了一个定数。写作跟开车有点相似，有一个刚上路的战战兢兢的过程，然后进入一个胆大妄为的过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放开了抡的过程，到了最后又进入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过程。我想我现在应该又进入了一个小心翼翼的不自信的过程。当然不是跟初期的那种重复。
苗野：哪篇是你放开了抡写出来的呢？
莫言：就是87年的《欢乐》，然后紧接着的是《红黄》，现在变成了长篇《生存》的一部分，尤其是《红黄》我想决对是放开了抡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一出来以后，很多号称新潮的批评家也受不了了，说我感情泛滥。
苗野：是不是想跟传统的文学离的很远？
莫言：不是，就是一种内心的，完全放开的一种宣泄。
苗野：可能是压抑很久了。
莫言：压抑很久了，我终于取得了话语权，以前就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编辑是在控制着我的，他们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他们让我改，我就改。我自己内心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当然一旦成名之后，我取得这种所谓的话语权，走红以后，确实是可以放开心思来过把瘾了。
苗野：这个接段过了以后呢？
莫言：过了以后，回来检讨一下，感觉自己抡圆了写的那两篇作品，确实是有问题，我可以检讨一下，确实有一些地方过犹不及的，太过了，我写的固然是十分的痛快，但是说如果让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不了解我的读者来读这篇作品他肯定会受到一种折磨。
苗野：我看你写作的心里路程，初期主要自己的童年，后来就是成年男人的情感。
莫言：每一个作家，他的所有作品加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作家完整的自传。一个作家固然他没有写自己，很可能写他的爷爷和写奶奶的这种恋爱故事，但是作家个人生活的经验，情感的经历，实际上不知不觉的都渗透到自己的人物里边去了。
苗野：朋友们曾说你只要看一下张艺谋跟巩俐合作的电影，那里面的台词，你就知道他们的全部故事了。
莫言：明眼人肯定可以看出来。
苗野：80年代的时候你正在经历一场激情。
莫言：坦率地说是这样的。
苗野：您怎么能够在经历那种情感之后，又回到婚姻中来呢？
莫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有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另外的是复杂的社会，家庭，社群关系很复杂的问题。
苗野：如果把这些都抛开，如果就说您自己。
莫言：我想一个人是实际上生活在社会里，很难做到所谓的一切都抛开，一切能抛开问题就不存在，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出家做和尚去了。
苗野：您做这个决定，会不会觉得很压抑，或者觉得有一些遗憾？
莫言：没有，但是原来我们因为世界上一件事情错了以后，改正以后就是圆满的，后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当一个问题错了以后，它是永远错的，你改正了旧的错误，新的错误依然存在。这个确实不太好谈，一谈就要非常具体化，一谈就要涉及到我的家人，我的太太，我的父母亲。毫无疑问的说，我想我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人，她没有理由受到伤害，她对我们这个家族，对我个人来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我也坦率地说，我确实在80年代中期以后，90年代初，这一段感情发生过变化，而且用流行的观念来看，像我这样从事一个文学创造的人，与我太太这种文化水准的人在一块可能缺少共同语言了，没有什么的感情基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也曾经想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可后来反复斟酌，我想我的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我的家庭，因为我的女儿教育是一个问题，如果我太太受到这样的打击，对她不公道。但是反过来肯定是，如果我这样做了以后，伤害另外一方，也没有办法，最终还是应该服从这种个人的内心的各种准则，权衡的安排。另外，在80年代，当整个社会所有的农村原配都离婚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坚持不离婚，倒也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苗野：当时是这样吗？
莫言：后来进了城市的作家，在我们整个作家队伍里面，只要原配是农村的太太，几乎都离了，很少有维持原来家庭状况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离婚所承受的压力，一点都不比离婚承受的压力小。首先人家说你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你这个人是很懦弱的，很软弱的，另外也伤害了另外一方。
苗野：你也做出了很多的放弃，妥协。
莫言：没有妥协，就没有存在了，这是必须的。
苗野：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原因，比如对哪一段激情很失望？
莫言：肯定是人世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美满的男女关系，而且是有基础的。但是这种东西很难在我这种状况下得到维持。从小青梅竹马，再加上什么所谓的门当户对等等确实可以造成一种十分美满的婚姻关系。一旦说像这种中途再寻找的，往往都有各种各样的缺憾。
苗野：我觉您算是比较懦弱的人。
莫言：我想我是非常懦弱的。我的懦弱我想是跟家庭环境，跟社会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小的时候，家里面出身很高，富裕中农，而且那时候，整个社会是贫中农的天下，我们这种富裕中农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边，朋友都受到歧视，父母在外边在忍气吞声，都我们的教育也是忍气吞声，养出了这种胆小怕事的性格。
苗野：您读过王小波、王朔的作品吗？
莫言：王小波和王朔他们两个人反差是非常大，王小波更加知识分子气一点了，因为王小波理性的思维肯定要比王朔深一点。王小波把反抗变成一种冷嘲，变成一种冷冷的，冷眼旁观的智者的看法。王朔是底层人的抗争，他一个最明显的特别就是，我不敢骂你，我还不敢骂我自己吗？看起来他是在骂自己，我是流氓，实际上是在骂别人.我是流氓，实际上你连流氓都不如，是这么一个潜台词在里面。
苗野：70年代出生的作家写的那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莫言：语言的运用上都是十分纯熟，都是比较有知识的，一般都是大学毕业的，这是他们的优点我觉得。
苗野：缺点呢？
莫言：优点也就是缺点了，因为他们有这种相类似的生活和教育背景，他们写的小说，往往就是有一些分不太清楚面目，张三的作品跟李四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塑造的人物和使用的语言和表达的感情比较雷同。单独的读其中的一个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单独的读其中的一个的一篇作品会更好，如果读一个人的几部作品，或者读这一批人的作品，马上发现他们的作品真的很相似。但这个我觉得有办法弥补，因为我想他们实际上每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写个人的这种亲身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一个作家要想继续持续不断的写作，要想写的远，写的长，他肯定要扩展自己整个的创作思维的宽度，他们完全可以在将来跳出这种小我的各种个人生活，比较狭隘的生活经验里面跳出来，然后把别人的东西吸纳进来，用自己的想象力童话它，把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这是我想摆他们面前的我想唯一的办法，而且每一个作家思想实际都是这样，都应该也都是在这样做的。
苗野：但是现在的作家基本上很脱离生活的。
莫言：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想一个人在生活着，在写作着，他本身已经是不可逃避的一种现实了，今年写这个《檀香情》，看起来我写的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目前我这几年的生活经验毫无疑问是对我这个创作一个间接的影响，在小说技术来讲，我的所以选择了这么一种语言，选择了这么一种结构方式，是我对目前整个的文学状况的整体的一种观察和阅读，我不满意，我要对抗。
苗野：对哪些文学现状不满意呢？
莫言：
文学越来越走向所谓的休闲，流行，时尚，个人法写作，私人生活写作等等。这个东西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流畅，轻软，我对这个我当然是不满意，但是我也没有道理不让他们写作，我只能说说我不怎样写作，因为它有大量的读者，我又不能说人家是不好的，我只能说是我认为我不喜欢，我要写出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来，所以我想这种对抗完全是个人化的一种东西，有一个强敌，这个敌人是整体的，不是具体的那一个的。
苗野：朱文刚拍完电影，他给解释他为什么要拍电影时说常年一个人在那儿写作，就变得越来越封闭自闭，然后就变得自我越来越膨胀，所以他跟人交往越来越有障碍，特别容易愤怒看不上一些事情，是这样。他为什么克服这一点，所以他出去拍电影，他学会跟别人合作，走向社会。
莫言：朱文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太好了。我在80年代写完了《红高粱》，写《红黄》的时候，我的愤怒绝对不亚于朱文和韩东，我过去也是目空无人的，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写的比我好，我很难客观的对同行做出评价，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长，变得更加客观一点，一个人能够认识到别人的成绩，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人假如目空一切，在某些阶段是可以的，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目空一切看不到别人任何好的地方，势必影响自己的进步。
苗野：西方文化总是教人去欣赏别人，但是现在中国，要是你不骂别人几句话，就显得自己很浅薄。
莫言：我觉得骂人是最容易的了，骂人是可以不做任何分析，我可以没读这个人的作品，我凭着对这个人的印象，就骂他的作品。
苗野：你除了写东西以外，都还做什么事？
莫言：我的生活很单调了，乐趣也不多，不写作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电视也没有选择，拨到哪一个频道比较舒服一点看一会，像“神奇的地球”，这种知识性，历史和艺术自然这三块。电视剧我很少看。
苗野：为不看电视剧？
莫言：因为我自己都写过电视剧，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没必要看了。电视剧那就是胡编乱造的，完全是公式化，在艺术上来讲是不对的，但是你拍成这样老百姓才会接受，现在电视剧无非就那么几点，三角恋爱，然后虚构一个现实。
苗野：您写过一篇随笔《吃的耻辱》，说您因为小时候挨过饿，长大以后吃像特不好，跟朋友一起吃饭，您总是先低头大吃，吃饱了再跟人说话，您觉得特丢人，后来就先在家里吃上两个馒头然后再出去。
莫言：是的，真不好意思，我还用过一个办法就是：枪在别人前面去卖单。作家阿城也跟我有同样的问题，都是挨过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