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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面世与朱熹理学的影响

2006-09-15 12:5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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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三字经》的面世与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

 福建省尤溪县县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陈长根

中国是一个有七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①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其知识积淀，博大精深；其名著经典，汗牛充栋。《三字经》作为一本启蒙读物的“经书”，却成为名著书林中的奇葩，位居传统家教蒙书之首。
“文革”时，几乎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知道它的人已经不太多了。而今天，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批判地汲取其精华，“古为今用”，使它具有时代精神，各地又出现了许多新《三字经》，再版的有之，改写的有之。有的地方则作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和家庭教材广为散播。然而，就是这么一本家喻户晓的读物，其作者是谁，产生于哪个朝代？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三字经》的作者考证、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等方面，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争论
 《三字经》是一部优秀的启蒙读物，也是一部蒙学的教科书，代表着中国古代童蒙读物的最高水平，古今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为“袖里《资治通鉴》、”“《千古一奇书》”；“若能句句知诠释，子史经书一贯通。”②但是，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从古到今，仍争执不休，毫无结果。一种说法是南宋学者王应麟所作。王应麟（1223—1296），宋末元初人，字伯厚，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他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都有较深造诣。熟悉掌故制度，擅于考证，因此被认为是《三字经》的始作者，尚属当然。最早认为《三字经》为王应麟所撰的，是康熙五年（1666）王相在《三字经训诂》的序中说的：“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意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岳门郎轩氏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序中也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诲弟子之发蒙者，咸若球刀。”由于《三字经训诂》和《三字经注释·备要》两种注本流传很广，所以《三字经》的作者为王应麟所作也就逐渐为一般人所接受。
 另一种说法认为，上述说法根据不足。《三字经》中有一些令人难解的疑问，故而很多人表示不能相信。如：早在孔孟时代就有“性相近”、“道性善”之说。又如，比王应麟早将近一百年的项安世（？—1208）在他的《项氏家说》中已说过：“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书》、《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说明早于王应麟之前，《三字训》这类童蒙学书就已在民间流传。近人宋史研究者发现南宋高宗时期有福建漳州龙溪人陈淳（字安卿，号北溪），曾用三字句写成《启蒙初诵》一书，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及“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很象是《三字经》的先河。这说明《三字经》的面世，从雏形到更定，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三字经》的内容上分析，它与王应麟应有的学术水平和他在其他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不符。清代学者陆以湉在《冷庐杂识》卷六《三字经》条中所说：“童蒙所诵《三字经》，相传为王伯厚所作，此流俗之说也。”并指出《三字经》的错误：“周公时无《六经》之名，不当云着《六经》，大、小戴，《礼记》乃大、小戴所撰，不当云‘注《礼记》’；《困学纪闻》尊蜀而抑魏，其所叙述蜀先于魏，亦不当云‘魏蜀吴、争汉鼎’。经史之大者，疏舛若此，其他可无论矣。”作为宋元时期的一代名儒，出现这种错误是不应该的。因此，陆以湉的批评与分析是可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除外，有人认为是宋末区适子所撰，也有人认为是明代黎贞所撰，终因没有更多的依据而作罢。鉴于《三字经》中叙述历代兴亡止于赵宋这一现象，而在明代才普遍流传的情况，持慎重的学者只认为是宋人所而作，虽只是推测，但却比较接近事实。确切地说，时间应是宋后元初之时，不可能更早。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三字经》非王应麟所撰，他至多只能算是最后的编定者而已。作者不敢署名，不是他故弄玄虚，确实有他不得以的苦衷，这正是古代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的真实反映。
 二、《三字经》形成的历史过程考证
 我国古代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在先秦古籍中，有《太公家教》、《武王家教》等传说事迹记载；也有孟孙为子择善师、孔子教儿学《诗》、《礼》，曾参为子守信杀猪，田母训儿退贿金，孟母断机教子、移户三迁等之类的家庭教育的典型故事。汉代以后，家教文章也相继出现，如西汉东方朔的《诫子》；东汉吴援的《诫兄子书》、班昭的《女诫》、蔡邕的《女训》、郑玄的《诫子益恩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魏晋王肃的《家诫》等等。上述家教篇章大都大同小异，辗转沿袭，内容简略，平庸无力，对后世的影响不大。只有《颜氏家训》一书远远超过这些文章，成为一本影响较为深远的古代家教的代表作。可以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③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唐宋以后，几乎所有达官贵人都有自订家训、家诫、家规之习俗。有据可查的就有数十种，但它们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最著名的有宋朱熹的《朱子家训》和明末清初朱用纯的《朱子治家格言》（亦称《朱子家训》）。作者就日常的待人接物、生活起居等方面，以通俗和平稳的语气娓娓道来，如唠家常，似与子女谈心，令人读来亲切异常。故尔，它们成为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家庭启蒙读物和庭训懿范。但就其形式来讲，受《颜氏家训》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三字经》的面世，也不例外。作为封建社会蒙学书之一，同样有其承前启后的关系。通过它们所反映的内容相比较，就可以找出它们的异同点。《颜氏家训》介绍的是正反两方面的训诫20篇，内容有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等。篇幅宏大，涉猎面广。《朱（熹）子家训》介绍的是伦理、处世、交友、修身、治家等纲常伦理的封建道德规范。作为家训，其实它已超越了一般家庭概念的范畴。它所训诫的对象，上至君王达官，下至士卒贫民，全体社会成员无不受制于它的规训之下。作为儒学一代宗师，朱熹的立足点无疑站的更高些，视野也更广阔。篇幅虽短，但言简意赅，切中家教要害。《三字经》介绍的是古代礼仪、贤哲故事和人生哲理。全书正文仅1068字，但他所包含的内容却是非常广博，非常丰富的。纵向上来看，它承袭了几千年来正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加以总结、洗练，达到艺术上的升华。横向上看，它博采众长，又根据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以三言韵语的形式来编写，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显得生动活泼。这就是《三字经》作者的高明之处，很值得我们后人学习鉴赏。
 三、朱熹理学思想对《三字经》形成的影响
 《三字经》全文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蒙学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特别是朱熹理学思想对《三字经》的形成影响，最为巨大。
 首先，《三字经》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之句就直接来之于孔孟之说。关于性理问题，弟子问朱熹“孟子言‘性善’。伊川谓是‘极本穷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谓是‘气质之性’；不知是‘极本穷原之性，是气质之性’？”朱熹解释说：“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尝有异？正缘气质之性不同，便有不相似处，故孔子谓之‘相近’。孟子恐人谓性元来不相似，遂于气质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说与人，道性无不善，即子思所谓‘天命之谓性也’。”由此可见，《三字经》的理论根源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从《三字经》中“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句中来看，直到宋亡元兴，朱熹的著作方始获得全面的推崇。据《中国古训》记载，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中的《四书》采用朱熹的注本。《小学》为中国旧时的儿童教学课本，朱熹、刘子澄编录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共六卷，分内外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和《稽古》；外篇包括《嘉言》和《善行》。《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代以《孟子》升为经，又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配合，形成《四书》。至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四书》便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标准书。可见，《三字经》成书的过程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三，“三纲五常、五伦十义”乃历代儒家十分重视的封建戒律，贯穿《三字经》的通篇，并成为筋骨。“三纲”者，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三种主要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用以配合“三纲”作为维护封建等级的道德教条。“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谓之“五伦”，是儒家构筑封建礼教的五根支柱。“父慈、子孝、父和、妇顺（柔）、兄爱（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仁）、臣忠”谓之“十义”，则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对象和落脚点。上述观点和提法，是朱熹理学思想和朱熹家教的精髓，从《朱熹家训》中都可以找到。可见，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是有其紧密的内在联系的。
 第四，在朱熹编撰的《四书》之中，《论语》采用东汉郑玄本，共20篇，为孔子弟子记录下老师的格言警句而成的，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孟子》现存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这哲学伦理教育思想。《中庸》原为《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相传为子思作。内容肯定了“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这句话成为朱熹一生的座右铭。《中庸》篇还认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将道德意识中的认识、情感和意志因素合为一体，组成所谓的“修身”的道德观念，这种“好学、力行、知耻”之说，对我们今天无疑是有很大启迪作用的。《大学》原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作。其内容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成为南宋后理学家讲伦理、讲政治、讲哲学的基本纲领。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将它列为“四书”之一。后来，朱熹又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⑤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整套修养学说，概括为“三个纲领”、“八个条目”，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三纲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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