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一篇博文《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被卷入公共讨论之中，尽管这个讨论涉及的读者相当有限，但就其引起的争议之激烈，实超出我的预期。
我的文章的直接着眼点，是大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它本是我计划写的新生寄语的一部分。要知道，对于大学中的团委和学生会的丑恶现象，团学中人不大可能自己来讲。学生自己来谈（事实上同学早已谈过此类问题），不免被同学讥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而大学中的任课老师，大多不屑于来谈这样的小事。我选择这个议题，乃出于个人对大学教育工作的严肃思考：我们是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此外，它还涉及到一个民族未来世代政治中人的素质，本质上它涉及的是“统治精英的再生产”问题。
进一步，我的文章背后还有特定的理论背景，这或许不是公众关心的问题，也未必适合在公共论坛展开讨论，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我试图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一个糟糕体制的运作？恶势力是如何繁衍自己的后代的？在一个不好的体制下，个人该承担哪些责任？而作为今日中国的大学教师又要当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目前体制如此，为了生存，没有办法。也有人说，要责怪应当去责怪这个教育体制，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为何盯住团委学生会？我的个人立场，素来不同于那些以“体制”话语批评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人。因为我认为，那样的批评，虽能激起人们的愤慨，却未能涉及问题的要害，相反，他们以“体制”语言卸除了个人的责任。这就如同在斯大林时期作伪证、为政权效命的人为自己辩护一样。面对不义的指令，个体如何做决定，全赖他本人。做与不做，依据的是个体意愿。引申开来，则是个人面对世界当如何做出选择。我们需要思考：谁在推动着不良体制的运转与不当政策的执行？谁是希特勒的行刑者？人们谴责城管暴力执法，却不去思考为什么有人去当城管；人们为血腥野蛮的暴力拆迁忿忿不平，却不去思考，谁在执行这些野蛮行径？
我的文章的直接着眼点，是大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它本是我计划写的新生寄语的一部分。要知道，对于大学中的团委和学生会的丑恶现象，团学中人不大可能自己来讲。学生自己来谈（事实上同学早已谈过此类问题），不免被同学讥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而大学中的任课老师，大多不屑于来谈这样的小事。我选择这个议题，乃出于个人对大学教育工作的严肃思考：我们是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此外，它还涉及到一个民族未来世代政治中人的素质，本质上它涉及的是“统治精英的再生产”问题。
进一步，我的文章背后还有特定的理论背景，这或许不是公众关心的问题，也未必适合在公共论坛展开讨论，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我试图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一个糟糕体制的运作？恶势力是如何繁衍自己的后代的？在一个不好的体制下，个人该承担哪些责任？而作为今日中国的大学教师又要当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目前体制如此，为了生存，没有办法。也有人说，要责怪应当去责怪这个教育体制，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为何盯住团委学生会？我的个人立场，素来不同于那些以“体制”话语批评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人。因为我认为，那样的批评，虽能激起人们的愤慨，却未能涉及问题的要害，相反，他们以“体制”语言卸除了个人的责任。这就如同在斯大林时期作伪证、为政权效命的人为自己辩护一样。面对不义的指令，个体如何做决定，全赖他本人。做与不做，依据的是个体意愿。引申开来，则是个人面对世界当如何做出选择。我们需要思考：谁在推动着不良体制的运转与不当政策的执行？谁是希特勒的行刑者？人们谴责城管暴力执法，却不去思考为什么有人去当城管；人们为血腥野蛮的暴力拆迁忿忿不平，却不去思考，谁在执行这些野蛮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