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观（马家骏）
2019-06-22 10:38阅读：
试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观
马家骏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是在接受、改造、继承古典遗产的基础上，在新的革命时代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研究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学派经典大师们的文艺观点，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说：“大家知道，列宁主义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派的一切优良传统，我们苏维埃文化是在批判地改造了过去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发展和达到繁荣的。在文学领域中，我们党曾不止一次地从列宁、斯大林口中承认了俄国革命民主派作家和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柯夫—谢德林、普列汉诺夫的巨大意义。从别林斯基开始，俄国革命民主派知识界的一切优秀代表不承认所谓“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曾主张为人民的艺术，它的高度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艺术不能把自己同人民的命运分开”。这些论断，连反对日丹诺夫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正确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是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学遗产，有着多方面联系的。批判地继承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学的遗产，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当然，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不同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学的，它比之后者，有着更严整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因此，我们研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学，其意义还在于，可以让我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前，去了解人类的文艺思想已有的成就与它们所达到的高度，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在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学说史中，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观点，是继承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美学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斗争中，通过具体的文艺批评的实践所建立起来的。他的学说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顶峰，同时又受着时代的历史的制约。他的文艺思想是服从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因此，我们将从他所处的时代特点，从他的整个世界来考察他的文学观点。这里，只想
从杜勃罗留波夫的原著中，引用一些必要的材料，说明他的文学见解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表述一下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生活和战斗在俄国农奴制度崩溃的年代。沙皇政府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实行了黑暗恐怖的统治，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旗帜下，配合贵族保守派和专制政府的官方镇压，向俄国人民和革命的思想界展开了进攻。尤其是在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内，革命民主主义同贵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官方反动派的斗争空前尖锐。在这场斗争中，形成了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可以说，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代表了不断高涨的、反对专制封建农奴制度的广大俄国农民的革命情绪。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观点是奠基在他的哲学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上的。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人类的精神生活乃是
现实存在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他说:“假如不去认识外界的事物，那么我的思想材料由何而来呢？思想抛开事物是可能的吗？”他又说：“人不能从自身中发展概念，而是从外部世界获得概念”。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不是二元的，他认为没有脱离物质而存在的力量他说：“在物质世界中，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没有一种不表现出某些自己固有的力量。因此我们不能想象有不依赖于物质的理论存在。”
在此基础上，杜勃罗留波夫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我们知道，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是现实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总和。它的形成与发展，不在自身，而由现实生活所决定。离开了生活，则不可能有独立的、自身的文学艺术。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者，归根结底是要文艺离开现实。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那种努力使文学与现实生活分家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在文学上的信徒们，其目的是企图把文学的反映对象从现实生活上引开，使之走上主观臆造的创作道路上去。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是战斗的理论，同时也是在反对梭罗古卜、雅兹柯夫、波多林斯基、波隆斯基的“纯艺术”思想和作品中建立起来的。
从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观点来看，文艺是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手段。他主张艺术是“描绘生活的生动发展的完整图画，这幅图画的制作应该严格地依据生活的一切物质条件”。他还说：“他没有能力凭空虚构出一粒细沙子来，如果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的话：不论好还是坏——反正都要从自然和现实生活中去摘取的。”因此，他作出结论说：“现在，生活由一切方面主张自己的权利，现实主义
到处取得胜利，各种各类的神秘主义者们只好退避三舍。富有生命力的现实主义在诗歌中也应该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所以若在我们当中很快地出现杰出的诗人，那么他一定是根据现实主义而活动，而不是根据美学的技巧而活动”。
根据这个现实主义原则，杜勃罗留波夫检讨了过去的俄罗斯文学。他认为过去的文学之中一部分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之所以没有价值，就在于他们忽视现实，尤其是忽视社会现实中人民的生活。尽管这些作品中，作家从虚伪的人道主义出发，以感伤的态度在哭泣，但是却不理睬现实生活中人民的苦难；尽管他们要惩罚非实际存在的抽象的罪恶，但是却群众组织
专制制度横行霸道的淫威面前默不作声。那么，这种文学就是伪善的表演。至于那种在幻影、幽灵、或蓝天小溪之间徘徊的诗人，更是不在话下地应该加以摈弃。杜勃罗留波夫人物普希金的功绩，就在于他在俄国文学中，第一次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展现了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他还没有直接表现人民的精神的深刻实质，但是这一在俄国文学中运用现实主义原则的创举，是具有巨大的民族意义的事。由此可见，杜勃罗留波夫确定现实主义文学是和评价文学的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足以发挥出巨大鼓舞作用。只有多方面地反映出周围的现实，揭示生活的真实图景，让群众认起的。
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杜勃罗留波夫确定了判断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尺度的问题。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只有现实主义地展示生活的真实图景，才能唤起人民对现实的注意，唤起人民的觉醒。事实也是这样，对于抽象愿望的浪漫主义描写，对于理想美德的浪漫主义歌颂，在当时，并不足以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只有多方面反映出周围的现实，揭示生活的真实图景，让群众认识农奴制度的残酷腐败，让群众了解处于对抗旧生活与旧原则中的新的社会力量，才足以鼓舞群众的意志。因此，他提出真实性的问题，是具有倾向性的。杜勃罗留波夫“把生动的真实看作是艺术作品的主要优点”，因此，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尺度，来决定一个文艺作品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杜勃罗留波夫还没有明确地看到，决定一部艺术作品的由于与价值的，应该根据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高度的政治性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相结合的标准来衡量。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要求艺术的真实，从而给艺术作品以评价的鲜明倾向，在当时，是一大进步。
根据现实主义原则，杜勃罗留波夫不仅谈到了创作方法的原则，而且接触到了现实主义的核心。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杜勃罗留波夫在论及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典型性格时，是充分地估计了环境与性格之间的关系的。按照精神是物质世界的反映这一原理，杜勃罗留波夫认为现实生活中和艺术作品中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世界是环绕他的周围环境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情欲和普遍的天性。在《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一文中，杜勃罗留波夫指出了地主阶级的精神与道德的堕落，是决定于农奴制度和地主阶级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的。奥勃洛莫夫性格，不是来自天性，而是奥勃洛莫夫的现实物质生活的反映。批评家吧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作了深刻的联系，指出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又反映环境的
实际，从这种精神对客观世界的依存和反映的关系中看出了典型意义。他说：“关于这个心地善良的懒人奥勃洛莫夫怎样躺着和睡着，以及不伦友谊，不论爱情都不能惊醒他，使他振作起来的故事——这到底算不上怎样重要的故事。然而在它里面，却反映着俄罗斯的生活，在它里面，那种生动的现代俄罗斯典型，正以无情的严厉与真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奥勃洛莫夫这个典型中，……我们发现了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产物，这是时代的征兆”。同样，杜勃罗留波夫在分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系列剧本时，也指出了制约人物性格与人们向往的是社会生活与周围环境。杜勃罗留波夫反对这样一种作法：离开了人物在物质世界与社会现实环境中的地位，去判断人物性格，他认为那种“把我们的努力用于想象没有任何物质属性的抽象精神或者用于积极地判定它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作法过去始终、将来也永远是完全无益的”。而他对于冈察洛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精神与性格的分析，是将他们放到他们的典型环境来进行的。如他把那些奥勃洛莫夫们、包尔肖夫们和提郭意们放在了他们的典型环境——奥勃洛莫夫卡和黑暗王国——之中进行分析的。杜勃罗留波夫要求现实主义文学对生活作批判，不仅只是讽刺和抨击个别的人物，而且更应针对客观世界，在性格中典型地概括时代和社会。他的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力量也不仅在于指出统治着俄罗斯的农奴主们的懒散和寄生、宗法制商人们的专横与霸道，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些人物本身势必受到他们周围环境中的生活道德的支配。于是杜勃罗留波夫得逞了革命的结论：在现实主义地概括反面典型时，应该谴责的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魔鬼，而是要铲除专横寄生的现象，这就势必要彻底摧毁那座吃人的魔窟。
二
杜勃罗留波夫估计文学的现实主义在客观上的革命意义是服从于他的政治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与现实主义原则相联系，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文学不仅应当反映现实、认识现实，而且还应起到参与改革现实的作用。作家应该自觉地以文学为解放运动服务，他指出：“文学是一种服务的力量（它的意义是在宣传，它的价值决定于它宣传了什么，它是怎样宣传的）“。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文学是鼓动的武器，因此，他十分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重视文学中的阶级精神与人民精神。+
杜勃罗留波夫作为唯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的拥护人，并没有停留在只号召揭露现实的罪恶上，而是进了一步，号召进行人民革命，改变现实，建立新的、没有剥削的制度。杜勃罗留波夫作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杜勃罗留波夫与庸俗的、静止的唯物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物质是永恒的，而物质世界却是变化的、发展的。他说：“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由单纯而渐进于复杂，由不完善而渐进于完善，到处是同一的物质，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运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反对那种所谓历史发展不变的理论，他说：“由于承认历史发展的不变规律，现在的一代人就不会去追求不现实的希望……也不会认为他们可以摆脱
环境的影响”。他又说：“假如人们满足与由他从古代俄罗斯所搜寻来的不变真理，那将导致意气消沉的停滞死亡”。基于这种历史是不断改变和发展的信念，杜勃罗留波夫主张必须举行人民起义来促进历史的这种改变。列宁在《示威游行的开始》一文中指出：杜勃罗留波夫的看法与著作对俄国革命是异常可贵的，他说杜勃罗留波夫“痛恨专横，热望人们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反对专制政府”。杜勃罗留波夫自己也说过：“我们知道现时的混乱状况除了用人民生活的独立行动以外，是不能有其它办法来解决的”。事实正是如此，消灭沙皇专制农奴制度，其动力在人民，因此他断言：“不借助于特别的非常情势，就别想在人民群众中很好地推广教育和合理倾向”。而要促进人民的革命行动，，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文学在其真实地反映现实时，是可以起自己应有的作用的。他说：“艺术和哲学作用的全部发挥在在这些方面唤醒人民底沉睡理量从梦中醒来”。
但是我们知道，所谓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是要作家逼真地去描写事物的模样和状态，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揭示生活的本质特点。所以他认为：“哲学头脑的伟大和诗的天才的伟大同样在于：当看到一个对象时，立刻就能够辨别它的本质的特点和偶然的特点……他们俩者都是从他们已认识了的事实中吸取对世界的看法”。而在杜勃罗留波夫的时代，他旗帜鲜明地宣称：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是“追究社会生活中的农奴制度残余，粉碎农奴制度所产生的观念”21。因此，现实主义与机械复制自然、与生活的自然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杜勃罗留波夫写道：“艺术家不是单纯反映瞬息现象的感光板……艺术家应该用他的创造性的感情
来充实所把握的现象的片断性，在他的头脑中概括单个的现象，由一些分散的特性中创造出一个调和的整体，从而在好像是无联系的现象中发现生动的联系的一贯性，并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熔合和改造生动的现实世界的各个多样性方面和矛盾方面”22。由此，我们懂得了，只有作家从生活出发，反映生活本身，文学才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但是，杜勃罗留波夫热认为要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不仅仅限于对旧制度的批判。对现实生活中反面现象作否定与揭露，固然可以激发人民对农奴制度的极度憎恨，然而，也必须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向农奴制度作斗争的新的力量和光明的方面，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鼓动人民。他的这个思想，远远超过了一切改良派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人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以前的现实主义只是否定而没有肯定，这是不全面的。俄国革命民主派在创作和理论中的
批判现实主义就有着极大的写肯定方面的因素存在。写肯定和光明的方面是增强文学社会作用与思想性的一个重要关键。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文学发挥社会作用，悲剧需要有高度艺术性，，而且更应该有高度思想性。这个思想性不仅在于对旧有的腐朽事物的否定，更其重要的在于“在社会中传播光明的观点，真正崇高的信念”。他看到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出了保加利亚的革命家，认为是难能可贵的，确实，主人公英沙洛夫为了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行了忘我的斗争,不愧为五十年代文学中新人的始祖。但同时，评论家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俄国，重要的还是在于对自己的反动统治者——内部的土耳其人作斗争。他写道:“难道内部的敌人还少吗？难道不需要和他们斗争吗……不需要英雄气概吗？”23何况当时的俄国已经出现了向内部的“土耳其人”作斗争的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了。无疑地，俄国解放运动需要塑造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英雄以“传播光明”。
杜勃罗留波夫在指出《前夜》中的局限性的同时，大声疾呼“真正的白天”必将到来，因为他衷心盼望俄国人民的觉醒，盼望建立具有高度真实性和高度思想性的、能够唤起自己的人民为革命地改造社会而斗争的民主主义文学。他说，这种文学将“使人民明了当前的处境，使他们的沉睡的精神力量觉醒过来，并把关于人的尊严，关于真理和美德，关于自然权利和义务的概念灌输到他们脑中，一句话，就是使他们睁开眼睛。只有人们觉醒了，翻身了，骑在他们头上的敌人才会狼狈逃窜”24。因此，他觉得文学作品的思想力量不仅在于批判，而且在于描写那些现实中的“一线光明”。他对这种文学寄以极大的信心，相信“在人民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文艺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力量；……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种文学，……但是我们相信什么时候总会出现这种文学”的25。
有的学者由此判断，这是杜勃罗留波夫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预言，这恐怕有一点失当。先让我们搞清杜勃罗留波夫之所指。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主张创造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革命要求鼓舞革命斗争的民主主义文学，这种文学要比杜勃罗留波夫在当时所能见到的文学应有更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革命性，而这种文学还只能是他的期望。可惜，批评家在1861年过早地去世了，他没能看到他所呼唤的、在他之后的俄国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序幕》，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短诗《向上帝老爷致敬》等等。然而，即使是这些无愧于它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它们也称不上“社会主义文学”。虽说它们除了猛烈地批判而外，更瞩目于“真正的白天”的到来，就拿杜勃罗留波夫的战友、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来说吧，他在《怎么办？》中的确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世界——乌托邦，可是那只是一种空想，继承它的俄国民粹派的失败就是个明证,它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能看到，按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来说，堪称他那个时代的先驱了，但他的文学观始终是受他的世界观制约的，同样都不可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故而，也就谈不上什么“预言”了。
杜勃罗留波夫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观点，他主张文学的革命性，但对革命性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贵族作家的一些作品也是具有革命性的，但由于那些贵族作家远离人民，他们的革命性往往具有抽象的甚至复古的性质，这，常会削弱作品的思想力度与社会作用。他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强调文学的革命性必须同人民性相结合，才能达到思想性的高度完善。确实，文学要启发教育人民的革命意志，就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号召上，文学的革命性必须具有时代的、人民的具体内容。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说过：“在俄国的人民中，自古以来就保存着许多可以进行宏伟和有益活动的力量，保存着许多可以作独立而活跃的发展的萌芽”26。这番话让我们想起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和布加乔夫来了，只不过他们而在新的时代，人民革命的力量应该达到觉醒的民主主义的水平。正如杜勃罗留波夫说的：“当社会或人民，一旦觉醒起来，社会感觉到自己的自然需要……而文学也立刻成为他们的利益的表达者了”27。能否表达觉醒的人民的利益与意志
，既是人民性的具体要求，对于杜勃罗留波夫来说，也是作品革命性的基本内容。
由此可见，杜勃罗留波夫是非常重视人民性的，他把人民性作为衡量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性方面的一个标尺。人民性一词在俄语中包括民族性的意义。杜勃罗留波夫在使用人民性一词时与别林斯基有所不同，别林斯基是在包括民族性的意义上使用人民性一词来评价普希金和果戈里的作品的。而杜勃罗留波夫则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凡提到真实性、进步性、革命性、人民题材、人民语言与风格固然都与人民性有紧密的联系，甚至是构成人民性的有机部分，然而它们不就等于人民性。有的人认为真实性就是人民性，殊不知时代在前进，六十年代的人民运动，要求写出具有观点民族意义的作品表现体严格的人民精神。所以，杜勃罗留波夫不能认可那些真实地描写蓝天小溪的文学，认为正当斗争火热的历史深刻，那类作品不但是对人民性的缺失，更谈不上什么真实性了。
杜勃罗留波夫站在民主革命的高度，对人民性的要求也较之一般的认识要更高。一般的认识是，人民性就是真实地描写人们的生活。例如，俄国感伤主作家卡拉姆辛和浪漫主义诗人不乏以人民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但是，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的不仅在于它的题材，而是在于它是否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同时，这种愿望并不是一般的什么愿望，而是与解放和斗争密切相联的愿望。就拿茹可夫斯基的《斯维特兰娜》来说，长诗不仅描写了俄国乡村少女的生活、俄国人民的习俗和心理气质，而且表现了农村少女对爱情、幸福的渴望，可是，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批评的“茹可夫斯基仅仅再现了俄国人民性中的一面”而且这一面不过是民众落后的一面。说实话，茹可夫斯基委实是没有也不可能把人民争取解放的愿望表达出来的。当然，按照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性的理解的“高度”来看，那么他所认为的：普希金没法“渗透人民的精神”，“连果戈里也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人民性的奥秘”28等等，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杜勃罗留波夫关于人民性的论述独到而内容丰富。从人民的思想观点来表现人民生活和愿望的论断之核心要旨，“就是吐露或者表现在人们中间有一种美好的东西”29。他认为贵族作家是看不到这种“美好的东西”的，即使如莱蒙托夫的《祖国》一诗，甚至已经表达了对人民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人民的得救在于自身的力量这一思想，但是，贵族作家主要是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地位和命运的同情，看到的是劳动人民在道上的高尚与心灵的美丽，而看不到人民中间的“美好的东西”，他们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觉醒，他们的斗争的愿望与力量。自然地，杜勃罗留波夫高度评价了贝朗热和舍甫琴柯的作品，他呼吁俄国文学“转向人民生活的新鲜而又健康的萌芽”，因为“事变在号召我们这样做”。如果结合他的政治主张：农奴拿起斧头来打击地主老爷和统治者，主张劳动人民是革命的主力等来看，那么，他所说的表达人民的愿望，表达人民中的美好的东西，就知道他要求的文学的人民性的真正含义了。
杜勃罗留波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达到文学人民性的道路。一百多年前的他就这样说过：“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不仅了解人民语言与艺术形式、人民风习）还需要更多的dx3：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30。缘此，他甚至主张建立一个“人民的党”，他说：“甚至诗歌也经常浸透了党派和阶级的精神”。当然，他所说的党派不可能是指现代政党或派别而是指社会集团；他那观点十分鲜明又异常先进的关于人民性的理解，也不能将它任意地加以拔高：似乎杜勃罗留波夫的这一理论，已经上升到了文学的党性的高度了。
三
杜勃罗留波夫生活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俄国，一方面，俄国诗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国家，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另一方面，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没有可能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虽然杜勃罗留波夫反对封建制度时，也极力反对西欧的资本主义甚至在一些方面还超过了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而主张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哲学上他“停留在在了辨证唯物主义的大门口”（列宁《纪念赫尔岑》），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因此反映在文学观点上，自然也有其局限性。
作为唯物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强调人的自然性的一面，具有着人本主义的观点。同时，在他的言论中，往往散发出浓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息。然而从根本上说，他还看不到人是阶级关系的总和这一点。杜勃罗留波夫所谓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得出的概念，而是包括了农奴、工人以及各式手工劳动者等等的一个统称。处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没有可能看到产业工人的阶级本质的新的特点和力量，没有可能认出他们才是赢得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且，在历史观方面，杜勃罗留波夫也没有看到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他把改变社会和历史的决定因素放到精神与意识的领域中加以考察，这就表现出了哲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于是，他从人文主义出发，人物人的天性中具有对幸福与解放的要求，这就是人民美好力量产生的源泉。
也因此
，在文学观上，当他在强调艺术反映现实的时候，就看不到艺术的美应高出于生活的美。我们说，文学的社会作用，不仅在于真实地再现劳动人民的斗争、愿望与力量，不仅在于写生活图景，而且在于更为集中、典型地再现劳动人民的斗争愿望和力量，在于通过真实的生活图景中表现出更为鲜明的革命思想。作家和艺术家应当首先要当好人民的学生，深入体验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这样他才能够站得比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更高地去反映生活，也才能给人民以提高。我们唯物主义者承认意识反映存在，辩证法更承认意识反作用于存在。杜勃罗留波夫承认文学反映现实同时又作用于现实。这一点应当说是他的伟大之处。然而这还不是辨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反映并作用于存在，而且认为意识是能动地反映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出，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有着从质到量的变化。因此，自己对生活加以概括与反映时，他的美好理想与革命愿望不仅在题材上、在表现劳动人民美好品德上闪现出来，而且更在对人民的优美品质的典型化与革命化中自然地表现出来。于是，在作品中表现的生活就要比之现实生活更高更美。再说，革命无产阶级的文艺，即使在描写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时，并不会按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本主义的理解，归之为寻找自由幸福的人所固有的，而是看作社会的、阶级的解放要求的观念之再现。应当去表现有组织的斗争，或者，至少应可信地揭示这种思想行为的社会根源与阶级基础。当然，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杜勃罗留波夫是达到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对他提出超历史的要求的。相反地，我们要肯定的是
，生活在一百年前的落后的俄国，杜勃罗留波夫竟然能达到了那样的思想高度，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遗产。
注
《苏联文学与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3—54页。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三卷，第241页。
同上，第160页。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四卷，第309页。
均为俄国纯艺术文学家。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46—47页。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二卷，第578页。
同上。第52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9页。
（11）同（6）第69—70页。
（12）同，第95页。
（13）《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360页。
（14）同，第310页。
（15）同，第62页。
（16）同，第465页。
（17）《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24页。
（18）同，第187页。
（19）同（13），第142页。
（20）同，第136页，译文略有改动。
（21）《杜勃罗留波夫哲学全集》，第二卷，第358页。
（22）同，第373页。
（23）同（13），第328页。
（24）《文学遗产》第25—26期，俄文版，第398页。
（25）同，第89页。
（26）（27）同（13），第132页。
（28）同（13）,第187页。
（29）同（13）第188页。
（30）同（13），第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