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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话，虽土得掉渣，却并不土得掉价
蒋天径.撰文
导 言
我的“土得掉渣”的几篇“随州人的语言魅力”，在随州日报连载后，很多人看了还不解馋，问我还有什么时鲜土货，再炒两盘端出来让大家尝尝？我好笑，其实你们小菜园里多的是，野蛮地里就更多了，只是大家不愿动手，或者长年吃别人弄熟了的现成饭菜，根本认不得什么“灯笼稞”、“刺狗牙”、“锯儿齿”、“猴屁眼”……好日子让大家都迷上了洋玩意儿，可渐渐又被洋玩意儿玩腻了，玩疲劳了，玩得上当了，玩得没有一点好心情了，所以回过头来，又要吃土青菜、土菠菜、土鸡娃、土猪娃。还不过瘾，又大老远地跑到乡下要吃什么农家饭。这证明，“土得掉渣”并不土得掉价，而且价格一路飙升。时世让老土们捡了个大便宜。他们大力发展土产品，只想赚那些城里人的良心钱。可有些在“农贸市场”混长了的后现代农民们，也慢慢学聪明了，他们时不时把并非正宗的土货拿来充蒜，“日哄”那些识不得土货的城里人或没有完全蜕掉士气而挤进城里的乡下人，良心也变得有点黑了。更不象话的是，钱哄进了自己统褂里，也不承人家的情，还对着别人的后脑壳骂一句“活洋藩！”满脸露出鄙夷的神情，以此显示农人的自尊，教训教训那些不知深浅、不识好歹、用鼻子恐人、还装腔作势讲着普通话的家伙们！这种隔膜传达着一种危险信号，本来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和习俗，然而却被同乡人看成“藩邦”人了，甚至还被骂作“活洋藩”。久之，“洋藩”们还有自己的本色吗？
为了保持本色，维护本地方言的独特个性，我试着做一些深入地探讨。
一
我首先反对本地人在本地讲普通话，熟人听了，不呕吐，也会发晕的。这不是我土气，也有相当大的官员这么说。杭州市就有一位政协委员叫毛海涛的在杭州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递交了提案，力主保护杭州方言，他说：“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可笑的是，用普通话演唱越剧，我不知道是什么味。中国京剧在法国的中国文化周连演几十场，场场暴满，大概总不是用动听的法语演唱的。他的这一段话，有理、有据、有力，估计赢得了很多掌声。
我也不赞成小孩自幼学普通话，父母在设计儿女前途时，若不准备向电视主持人方向发展，最好先学会讲土话。不要嫌家乡话土、旧、不好听。没那回事儿！《邬波散咵》不是很受欢迎吗！其实每个人都是很难离开自己故土的。历史上的教训多多。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的八十万军队浩浩荡荡打到荆州，蛮以为能一举击败刘备、孙权，然而最终却惨败而逃。什么原因？“时操军因不服水土，俱生呕吐之疾，多有死者”。若无这般祸害，即使有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周瑜的“火烧三江”，也不至于单骑败走华容道。就像清末文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讲读书一样，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识别能力。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有学养的父母肚子里装满随州方言俚语、儿歌、掌故，只要向孩子传授时不断出新，保证你的孩子将来学问深深。学习母语就像喂养母乳一样重要！譬如为什么把妈妈的妈妈叫“家（ɡá）家”,你能解释清楚就是学问。况且“家家”一词很亲切，“姥姥”把人都喊老了，妈妈的妈妈不爱听；“外婆”是普通话的通用名词，可一个“外”字却把本来的一家人拒之门外，怪不得现在很多家庭把“外婆”叫奶奶了。让孩子学会讲土话吧，那里面有遗传基因，是自己将来生活的基础。假若你用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带点鹦鹉学舌的怪腔调教孩子，那就是十足的“四川驴子学马叫，憋腔憋调”，迟早会憋出毛病来的。其实普通话很好学，到底是汉语，将来孩子长大了，只需训练三两个月，就能马虎登场了。选学一门外语倒是真话，那毕竟是另外一个语种。
老土们固守着土话，就固守着这一地区的人文精神。我们读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德意志的入侵者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从语言上消灭法兰西民族；日本人侵华时，在东北设立日语学校，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印度早在做殖民地时期就开始用英语做官方语言了，至今不改。我们不好评价人家的选择，但佛教产生于印度，现在却只能在中国找到正宗的佛经了。我们的香港也做过英国的殖民地，但始终坚持讲汉语，跻身好莱坞的香港功夫大片凸显的都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就是民族个性！我们的香港同胞了不起！
二
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通语”中心的权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在一次十大新闻评选揭晓会上致辞说：“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这话让人听了很提神。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如同流水，也是高处往低处流，根本平等不了！印度就是一个例子。日本自觉地引进了汉语，但读音还是日本土腔，这是改进民族语言的一种自觉行为，我们认为这种交流吸收才是正确的。
方言向“通语”中心挤，是要凭气力的，也是要凭智慧的，更要凭魅力。这已有先例。辽宁铁岭土话，不就是出了个赵本山，再带出潘长江、范伟、高秀敏一拨人，连续上了几年春晚，又演出了几个很搞笑的铁岭土话小品，现在到处被粉丝摩仿，不就一下子“忽悠”开了？“忽悠”一词不仅挤进了语言中心，而且还成了全中国人的流行语呢！有人出书，书名就叫《忽悠十年》，怪吸引人的眼球的，说不定还赚了一大把呢。
有人说，随着精英话语的边缘化和体制话语的“非神圣化”，大众文化陷于一种新的无可逃遁的商业性语境。这话不假。譬如《刘老根》、《马大帅》的出场，赚了我们平民百姓的多少钱？可以肯定地说，赵本山还会这样“忽悠”下去，因为我们接受他了，包括接受他的土语和低俗。我们也有一个邬波啊，还有一个摩仿秀刘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包装一下我们的艺术家，也出去忽悠忽悠？假若哪天遇到了贵人，逮住了机会，也让随州土话在春晚亮亮相。这会让随州人多么开心！可现在……唉，瓷糙！
但我们一定要有自信！
有一个重要的法则是：尊崇习惯，就是尊崇民族自信。英格兰是个小民族，当了近百年的殖民主义者，养成了独特的世界贵族脾气。英语成了世界语，真正的世界语却无人问津。公斤、公里是世界通用度量标准，它不予理睬，坚持使用英里、英镑。你不识数、不会换算，那是你的问题。聪明的英格兰民族高兴了可以替你算算，不高兴了就“忽悠”你。而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大民族，一些所谓盘“洋码字”的精英们，却不顾自己的生活习惯，拼命往洋人的习惯上靠。是不是受别人奴役久了而形成的自卑心，这说不准。但具有崇洋媚外之嫌是肯定的。你吃中国粮食养肥了三尺二的腰，却换算成106.66公分（这还省了后面的无限循环小数呢）向外国人炫耀，你不觉得可笑吗？你一顿能吃半斤肉，却向供给你吃喝的朋友说，吃了250克，朋友听了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更可笑的是，现在“公斤”一词也很少用了，只用“千克”了，你以为自己拥有250千克白铁，就像拥有250千克黄金一样贵重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二百五吗？我们的这种争论也许是白费力，站在一边很有民族自尊心的日本朋友会评论说：“借用你们中国的一句话：‘你们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般轻般重！’”这还是用的中国的计量标准啊！当半吊子也要当中国的半吊子，再怎么受气也只是受自家人的气。人有时就得要有这股夹生劲！比当“面脑壳”任人捏，肯定硬实得多。我赞成研究历法的专家学者们的治学态度，一副挂历上，阳历、阴历都有。“霜降种麦，不要问得”，中国人的科学习惯，是阳历不可替代的。
三
研究方言，该从哪里着手？
中国第一本《方言》，是汉朝大文学家、大学者扬雄所写。此后历代文人研究方言者甚多，形成了以晋代郭璞为代表的注续派，以清代戴震为代表的校证派，续补派的人则更多，如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程先甲的《广续方言》和《广续方言拾遗》、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补》和《方言别录》等，这类著作都是大腕级的专家所撰，角度高，视域宽，引经据典多，大都就古文献资料探求古方言词语，用当时的“通语”给方言语词的音、义作注，而不太注重方言词语的历史性和思想性，即某一方言所反映的某一地方的人文精神。我认为，在一个小范围内研究一个小区域的方言，不逮住这个核心，方言研究就显得浅白而无多大实际意义。我试图从这方面入手，从最具典型意义的常用随州方言的表层开挖，慢慢向根部刨，能刨多深就刨多深。
这当然要借用大家的力量。“礼之失，反求诸野”，这是孔子的搞法。在史实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想到去乡野和民间考察。还有一种方法，是庞朴先生的“猜谜法”。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谜面，深奥的谜底就靠我们的智慧去揭示。一部《老子》，历代都有无数学人作注，形成了多个老庄学派。然而哪种学派更接近老子原意？谁也说不准，所以这种争论还得继续争下去；一部《红楼梦》，产生了一门“红学”，一批靠研究红学吃饭的专家们，没有自己的新视角、新观念、新猜想，他的书就只配码在墙脚里，看人家吃肉呷鱼去。然而猜想不是妄想，谜面和谜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竿子都够不着的算不得合理的猜想。西方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深嵌在生活方式的框架中的。”“筷子”只存在汉语中，这是汉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吃西餐的洋人用叉子，头脑里根本创造不出这个词语来。不一头扎在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中，研究方言就是一句空话。
文字永远是无法穷尽口语的。“忽悠”被搬上春晚后，才得以约定俗成。但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基本能表达原意。一个很讲卫生、很会打扮的人，我们称他为“宁馨”人；有人不同意，说应写作“灵醒”。“灵醒”，从字面上分析，应是机灵聪明的意思，离原意较远；“宁馨”，则是“宁静并飘逸着馨香”，有这种韵味的人，肯定是很鲜亮的帅哥或靓姐，有这种景致的地方，也肯定是风光宜人的好地方。
“台”，这个字大家一看，就会脱口喊出，是宝岛台湾的“台”。错！台湾的台，确切地写法是“臺”，意思是高出地平面的土石堆，现在被简化为“台”了。我从扬雄的《方言》上得知，“台犹颐也，音怡”[1]。“台”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甘之若饴”的“饴”字，实物有高粱饴。《方言》上还指明：“陈楚……之间曰鞠（与饴同音）”，《说文》：‘竹头…，酒母也’。我们随州把有发头的、膨胀系数高的食物叫做有“饴食”，譬如大米，陈米就比新米有“饴食”。还有，酒曲能发酵、窖子能发馍都属这类现象。此前我在《天下随时》一书中，却把这两字写成“衣食”，理解为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对衣食的渴求。这种解释平淡而牵强，离原意较远。“饴食”才真正显示了炎帝文化的实质精神。神农氏最早在随地创造农耕文明，也最早发明酿造技术，制饧（糖）造酒工艺绝对处于九洲领先地位。曾侯乙墓出土的举世无双的冰酒保鲜、烫酒保温的尊盘，类似冰霜式的储酒鉴缶、联襟对壶等酒器，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炎帝酿造文化的合理延伸。如今我们的“编钟乐”酒，为什么赢不到广大市场？说穿了是地域食用文化元素不够！一味摩仿茅台、五粮液的香型，永远都只能步人后尘。随州人的口感不是辣，而是略带一点甜味的“饴”，“饴食”是随州人最本质、最天然的食用文化元素。上世纪80年代，大堰坡一个乡镇企业生产的永丰小曲，曾在随州畅销一时，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山区农民生产的橡子粉、葛粉、打糖……都是地道的随州食用元素产品。而更深层次的观念文化，我们也介绍得很肤浅。“编钟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音乐，当然也能产生美酒佳人的联想，而更久远的炎帝酿造文化的“饴食”理念，则更富有“祖传秘诀”的经典效应。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与文化人联手，不遗余力地去共同开掘祖先的智慧宝库，来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方言也最能逮住地域文化之根。在首届编钟节学术研讨会上，有人问，随州到底属楚文化，还是属中原文化？此问忘记了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这个大前提，楚文化、中原文化那都是后来之事。整个中华文明之根在这里，并由此发散开来。我们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在述说着一个具体事实。如今的希腊地域虽小，但不能否定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历史地位。梵蒂冈不足一平方公里，却能产生基督教教皇，并由他指挥着全世界的基督徒。
古老的随州，语言也古老得令我们自己都解释不清了。既然那些常挂在我们嘴边并发挥着很好交流作用的方言词语存在，我们就不能随便忽悠下去，必须以一种向子孙负责的态度来研究、保护、发展并致力向语言“中心”挤去。这就是本人撰写本书的初衷！
以上摘自：石中元等著《文苑撷趣——打捞我的笔墨生涯》再版书下集第七章第一节
2013年石中元（右一）与蒋天径在广水市寿山
蒋天径.撰文
导 言
我的“土得掉渣”的几篇“随州人的语言魅力”，在随州日报连载后，很多人看了还不解馋，问我还有什么时鲜土货，再炒两盘端出来让大家尝尝？我好笑，其实你们小菜园里多的是，野蛮地里就更多了，只是大家不愿动手，或者长年吃别人弄熟了的现成饭菜，根本认不得什么“灯笼稞”、“刺狗牙”、“锯儿齿”、“猴屁眼”……好日子让大家都迷上了洋玩意儿，可渐渐又被洋玩意儿玩腻了，玩疲劳了，玩得上当了，玩得没有一点好心情了，所以回过头来，又要吃土青菜、土菠菜、土鸡娃、土猪娃。还不过瘾，又大老远地跑到乡下要吃什么农家饭。这证明，“土得掉渣”并不土得掉价，而且价格一路飙升。时世让老土们捡了个大便宜。他们大力发展土产品，只想赚那些城里人的良心钱。可有些在“农贸市场”混长了的后现代农民们，也慢慢学聪明了，他们时不时把并非正宗的土货拿来充蒜，“日哄”那些识不得土货的城里人或没有完全蜕掉士气而挤进城里的乡下人，良心也变得有点黑了。更不象话的是，钱哄进了自己统褂里，也不承人家的情，还对着别人的后脑壳骂一句“活洋藩！”满脸露出鄙夷的神情，以此显示农人的自尊，教训教训那些不知深浅、不识好歹、用鼻子恐人、还装腔作势讲着普通话的家伙们！这种隔膜传达着一种危险信号，本来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和习俗，然而却被同乡人看成“藩邦”人了，甚至还被骂作“活洋藩”。久之，“洋藩”们还有自己的本色吗？
为了保持本色，维护本地方言的独特个性，我试着做一些深入地探讨。
一
我首先反对本地人在本地讲普通话，熟人听了，不呕吐，也会发晕的。这不是我土气，也有相当大的官员这么说。杭州市就有一位政协委员叫毛海涛的在杭州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递交了提案，力主保护杭州方言，他说：“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可笑的是，用普通话演唱越剧，我不知道是什么味。中国京剧在法国的中国文化周连演几十场，场场暴满，大概总不是用动听的法语演唱的。他的这一段话，有理、有据、有力，估计赢得了很多掌声。
我也不赞成小孩自幼学普通话，父母在设计儿女前途时，若不准备向电视主持人方向发展，最好先学会讲土话。不要嫌家乡话土、旧、不好听。没那回事儿！《邬波散咵》不是很受欢迎吗！其实每个人都是很难离开自己故土的。历史上的教训多多。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的八十万军队浩浩荡荡打到荆州，蛮以为能一举击败刘备、孙权，然而最终却惨败而逃。什么原因？“时操军因不服水土，俱生呕吐之疾，多有死者”。若无这般祸害，即使有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周瑜的“火烧三江”，也不至于单骑败走华容道。就像清末文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讲读书一样，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识别能力。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有学养的父母肚子里装满随州方言俚语、儿歌、掌故，只要向孩子传授时不断出新，保证你的孩子将来学问深深。学习母语就像喂养母乳一样重要！譬如为什么把妈妈的妈妈叫“家（ɡá）家”,你能解释清楚就是学问。况且“家家”一词很亲切，“姥姥”把人都喊老了，妈妈的妈妈不爱听；“外婆”是普通话的通用名词，可一个“外”字却把本来的一家人拒之门外，怪不得现在很多家庭把“外婆”叫奶奶了。让孩子学会讲土话吧，那里面有遗传基因，是自己将来生活的基础。假若你用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带点鹦鹉学舌的怪腔调教孩子，那就是十足的“四川驴子学马叫，憋腔憋调”，迟早会憋出毛病来的。其实普通话很好学，到底是汉语，将来孩子长大了，只需训练三两个月，就能马虎登场了。选学一门外语倒是真话，那毕竟是另外一个语种。
老土们固守着土话，就固守着这一地区的人文精神。我们读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德意志的入侵者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从语言上消灭法兰西民族；日本人侵华时，在东北设立日语学校，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印度早在做殖民地时期就开始用英语做官方语言了，至今不改。我们不好评价人家的选择，但佛教产生于印度，现在却只能在中国找到正宗的佛经了。我们的香港也做过英国的殖民地，但始终坚持讲汉语，跻身好莱坞的香港功夫大片凸显的都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就是民族个性！我们的香港同胞了不起！
二
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通语”中心的权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在一次十大新闻评选揭晓会上致辞说：“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这话让人听了很提神。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如同流水，也是高处往低处流，根本平等不了！印度就是一个例子。日本自觉地引进了汉语，但读音还是日本土腔，这是改进民族语言的一种自觉行为，我们认为这种交流吸收才是正确的。
方言向“通语”中心挤，是要凭气力的，也是要凭智慧的，更要凭魅力。这已有先例。辽宁铁岭土话，不就是出了个赵本山，再带出潘长江、范伟、高秀敏一拨人，连续上了几年春晚，又演出了几个很搞笑的铁岭土话小品，现在到处被粉丝摩仿，不就一下子“忽悠”开了？“忽悠”一词不仅挤进了语言中心，而且还成了全中国人的流行语呢！有人出书，书名就叫《忽悠十年》，怪吸引人的眼球的，说不定还赚了一大把呢。
有人说，随着精英话语的边缘化和体制话语的“非神圣化”，大众文化陷于一种新的无可逃遁的商业性语境。这话不假。譬如《刘老根》、《马大帅》的出场，赚了我们平民百姓的多少钱？可以肯定地说，赵本山还会这样“忽悠”下去，因为我们接受他了，包括接受他的土语和低俗。我们也有一个邬波啊，还有一个摩仿秀刘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包装一下我们的艺术家，也出去忽悠忽悠？假若哪天遇到了贵人，逮住了机会，也让随州土话在春晚亮亮相。这会让随州人多么开心！可现在……唉，瓷糙！
但我们一定要有自信！
有一个重要的法则是：尊崇习惯，就是尊崇民族自信。英格兰是个小民族，当了近百年的殖民主义者，养成了独特的世界贵族脾气。英语成了世界语，真正的世界语却无人问津。公斤、公里是世界通用度量标准，它不予理睬，坚持使用英里、英镑。你不识数、不会换算，那是你的问题。聪明的英格兰民族高兴了可以替你算算，不高兴了就“忽悠”你。而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大民族，一些所谓盘“洋码字”的精英们，却不顾自己的生活习惯，拼命往洋人的习惯上靠。是不是受别人奴役久了而形成的自卑心，这说不准。但具有崇洋媚外之嫌是肯定的。你吃中国粮食养肥了三尺二的腰，却换算成106.66公分（这还省了后面的无限循环小数呢）向外国人炫耀，你不觉得可笑吗？你一顿能吃半斤肉，却向供给你吃喝的朋友说，吃了250克，朋友听了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更可笑的是，现在“公斤”一词也很少用了，只用“千克”了，你以为自己拥有250千克白铁，就像拥有250千克黄金一样贵重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二百五吗？我们的这种争论也许是白费力，站在一边很有民族自尊心的日本朋友会评论说：“借用你们中国的一句话：‘你们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般轻般重！’”这还是用的中国的计量标准啊！当半吊子也要当中国的半吊子，再怎么受气也只是受自家人的气。人有时就得要有这股夹生劲！比当“面脑壳”任人捏，肯定硬实得多。我赞成研究历法的专家学者们的治学态度，一副挂历上，阳历、阴历都有。“霜降种麦，不要问得”，中国人的科学习惯，是阳历不可替代的。
三
研究方言，该从哪里着手？
中国第一本《方言》，是汉朝大文学家、大学者扬雄所写。此后历代文人研究方言者甚多，形成了以晋代郭璞为代表的注续派，以清代戴震为代表的校证派，续补派的人则更多，如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程先甲的《广续方言》和《广续方言拾遗》、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补》和《方言别录》等，这类著作都是大腕级的专家所撰，角度高，视域宽，引经据典多，大都就古文献资料探求古方言词语，用当时的“通语”给方言语词的音、义作注，而不太注重方言词语的历史性和思想性，即某一方言所反映的某一地方的人文精神。我认为，在一个小范围内研究一个小区域的方言，不逮住这个核心，方言研究就显得浅白而无多大实际意义。我试图从这方面入手，从最具典型意义的常用随州方言的表层开挖，慢慢向根部刨，能刨多深就刨多深。
这当然要借用大家的力量。“礼之失，反求诸野”，这是孔子的搞法。在史实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想到去乡野和民间考察。还有一种方法，是庞朴先生的“猜谜法”。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谜面，深奥的谜底就靠我们的智慧去揭示。一部《老子》，历代都有无数学人作注，形成了多个老庄学派。然而哪种学派更接近老子原意？谁也说不准，所以这种争论还得继续争下去；一部《红楼梦》，产生了一门“红学”，一批靠研究红学吃饭的专家们，没有自己的新视角、新观念、新猜想，他的书就只配码在墙脚里，看人家吃肉呷鱼去。然而猜想不是妄想，谜面和谜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竿子都够不着的算不得合理的猜想。西方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深嵌在生活方式的框架中的。”“筷子”只存在汉语中，这是汉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吃西餐的洋人用叉子，头脑里根本创造不出这个词语来。不一头扎在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中，研究方言就是一句空话。
文字永远是无法穷尽口语的。“忽悠”被搬上春晚后，才得以约定俗成。但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基本能表达原意。一个很讲卫生、很会打扮的人，我们称他为“宁馨”人；有人不同意，说应写作“灵醒”。“灵醒”，从字面上分析，应是机灵聪明的意思，离原意较远；“宁馨”，则是“宁静并飘逸着馨香”，有这种韵味的人，肯定是很鲜亮的帅哥或靓姐，有这种景致的地方，也肯定是风光宜人的好地方。
“台”，这个字大家一看，就会脱口喊出，是宝岛台湾的“台”。错！台湾的台，确切地写法是“臺”，意思是高出地平面的土石堆，现在被简化为“台”了。我从扬雄的《方言》上得知，“台犹颐也，音怡”[1]。“台”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甘之若饴”的“饴”字，实物有高粱饴。《方言》上还指明：“陈楚……之间曰鞠（与饴同音）”，《说文》：‘竹头…，酒母也’。我们随州把有发头的、膨胀系数高的食物叫做有“饴食”，譬如大米，陈米就比新米有“饴食”。还有，酒曲能发酵、窖子能发馍都属这类现象。此前我在《天下随时》一书中，却把这两字写成“衣食”，理解为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对衣食的渴求。这种解释平淡而牵强，离原意较远。“饴食”才真正显示了炎帝文化的实质精神。神农氏最早在随地创造农耕文明，也最早发明酿造技术，制饧（糖）造酒工艺绝对处于九洲领先地位。曾侯乙墓出土的举世无双的冰酒保鲜、烫酒保温的尊盘，类似冰霜式的储酒鉴缶、联襟对壶等酒器，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炎帝酿造文化的合理延伸。如今我们的“编钟乐”酒，为什么赢不到广大市场？说穿了是地域食用文化元素不够！一味摩仿茅台、五粮液的香型，永远都只能步人后尘。随州人的口感不是辣，而是略带一点甜味的“饴”，“饴食”是随州人最本质、最天然的食用文化元素。上世纪80年代，大堰坡一个乡镇企业生产的永丰小曲，曾在随州畅销一时，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山区农民生产的橡子粉、葛粉、打糖……都是地道的随州食用元素产品。而更深层次的观念文化，我们也介绍得很肤浅。“编钟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音乐，当然也能产生美酒佳人的联想，而更久远的炎帝酿造文化的“饴食”理念，则更富有“祖传秘诀”的经典效应。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与文化人联手，不遗余力地去共同开掘祖先的智慧宝库，来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方言也最能逮住地域文化之根。在首届编钟节学术研讨会上，有人问，随州到底属楚文化，还是属中原文化？此问忘记了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这个大前提，楚文化、中原文化那都是后来之事。整个中华文明之根在这里，并由此发散开来。我们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在述说着一个具体事实。如今的希腊地域虽小，但不能否定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历史地位。梵蒂冈不足一平方公里，却能产生基督教教皇，并由他指挥着全世界的基督徒。
古老的随州，语言也古老得令我们自己都解释不清了。既然那些常挂在我们嘴边并发挥着很好交流作用的方言词语存在，我们就不能随便忽悠下去，必须以一种向子孙负责的态度来研究、保护、发展并致力向语言“中心”挤去。这就是本人撰写本书的初衷！
以上摘自：石中元等著《文苑撷趣——打捞我的笔墨生涯》再版书下集第七章第一节
2013年石中元（右一）与蒋天径在广水市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