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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在中国

2006-09-20 20:0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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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６５１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５７７～６５６）首次派遣使节来华，与大唐帝国通好，从此使节来往不断，建立了外交关系。《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大食氏始遣使朝献，自言有国三十四年，历三主（穆罕默德、艾布'伯克尔、欧麦尔）矣。”中外史学家大都以永徽二年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始。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立法的首要依据，无疑也随同伊斯兰教一道传入中国，至今已１３５０余年。
　　《古兰经》传入中国后，最初仅在“番商胡贾”中流传，后来始在回族等少数民族中传布。“番坊”外人士只知穆斯林“持斋诵经、字皆番书。”所见都是手抄本，还没有印刷本问世。元代吴鉴《清净寺记》中提到手抄本已有“篆、楷、草”三种书写体，不少手抄本被作为历史文物珍藏下来。教外人士则将伊斯兰教与佛教混为一谈。明代《西洋朝贡典录》
称：“天方国以黄金为佛像”。《岭外代答》则称：“麻嘉（麦加）是‘佛’麻霞勿［穆圣］去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克尔白天房］，以五色玉结瓦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朝觐），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黑丝幔帐）盖其方丈。”方孝孺《南海百泳》称：“（广州）番塔（光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寺）……夷人（穆斯林）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 。”《武备志》、《咸 （邦克）宾录》亦称：“中国有佛经三十藏。”
　　明时，胡登洲（１５２２～１５９７）在陕西关中地区开创寺院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教传人，以讲经为主，师傅口传，经生心记。必修课程为“十三本经”。当时，《古兰经》没有印本，经生边抄边学。不少经生身负行装，携带竹笔纸张，千里跋涉，访求名师，以求深造。因而经生首先必须学会“制纸”（将纸张裱厚刮平）和写经。
　　《古兰经》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清真寺院的经师、阿訇传授，但历代经师“学通四教” （伊斯兰、儒、释、道）者极少。《西域闻见录》中说：“阿訇仅能粗讲大义，其深微亦莫晓。”教学方式则是“抱持原本，师傅口传，徒弟心受。”希拉伦丁《经堂语研究》一文中揭示经堂教学“既无汉译辞书可以参考，而教师率多不谙汉文，遇有译经问句吐辞不甚了解者，尝至无法确证。”因此讲经遣词用句，往往不合汉语规范，既欠雅驯，也流于芜杂无章法。根源在于“吾教经堂讲经，采用白话语词，本极普通，本极易解。只因依据阿拉伯文，据经直解，虽虚（词）助（词）之微，一字不遗。并且是师弟授受，相承弗替，语辞、口气，都不超越各地庞大方言之外，为时既久，遂形成一种经堂用语了。”一般学者注经、记事只能借助于“小儿锦”（阿拉伯文汉语拼音）。
　　《清真指南'进经疏》的两则记事足以证实：“康熙十八年已未（１６７９），皇上狩于城蠡（河北），登清真阁，见架置天经，徘徊不忍去，诏寺人能讲者来，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１６８２）秋，西域国臣以天经进，上谕礼部待臣即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皇上登景山以待。时日将哺，次日欲幸五台，及诏至，乃教领之能诵而不能讲者，待臣复旨。上曰‘今朕亦忙促，令彼暂回，以率伊众。俟朕游五台回，宣能讲者，勿虚朕望，’及旋，而诏不果。”由于教领“能诵而不能讲”，以致失去向康熙皇帝宣扬伊斯兰教义的大好机遇。作者马注遗憾地表示：“吾等（穆斯林）生居东土（中国），不习东土之文（汉文），天经安所传宣？”

　　明代泉州陈埭丁氏族谱《祖教说》：“（回回）诵清（真）经，仿所传夷音（阿拉伯语发音），人既不解其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今日回族穆斯林之家诵念《古兰经》，与４００年前泉州丁氏家族颇有惊人相似之处。
　　中国穆斯林“净心诵经”、“诵经持斋”，高度尊重《古兰经》，最初称《古兰经》为《经》，逐渐改称《真经》、《天经》、《清真经》、《宝命真经》、《可兰经》，敬称“天经”，最后定称《古兰经》。中国穆斯林赞扬“天经乃天降之文，非圣人所作。其义包括前古亿万之经，详阐幽明化育之理，天道，人道，修齐、治平之法，煌煌炳炳，具载典章，至矣尽矣。而各国历代典章治乱之理，亦莫不浑然寓乎其中焉。其理之精，义之奥，文之妙，卓然出乎天下而无以伦比也。夫天经为天下万世之准绳，虽片纸单词，皆有大法大戒存乎其间”［马文源《宝命真经》序］；《古兰经》“自始至终，长篇短句，尽皆人所未能之辞。虽天下人神，会而作之，亦不能比其妙也” （马复初《信源六箴》）；“趸雅（尘世）有四部真经，一曰乾坤万物，二曰古今兴废，三曰身体性命，四曰古勒阿尼……造化之机，阴阳之变，性命之微，死生之秘，祸福之柄，主仆之分，邪正之辨，仙神之奥，天地之大，万物之繁，古今之辽，色妙之境，天国地禁，赏善罚恶之理，若非敕降真经，虽有明智生知，不能参其万一，所以《古勒阿尼》是一部经” （马注《清真指南》）。

　　《古兰经》由麦加章和麦地那章两部分组成，共计３０卷，１１４章，６２３６节，名称释义共５５种，通用的有启示、读、诵读、真理、智慧、光、指南等。中国穆斯林传统说法是：“按天经，一千命令，一千禁止，一千譬喻，一千警吓，一千典故，五百合义不义，五百赞主求祈，六百六十六段革除受禁。”（马注《清真指南》）共计６６６６段，流传至今。
　　“元时，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明代以后，穆斯林人口倍增，进一步华化，汉语文取代原来的“母语”（阿拉伯文、波斯文）。当时，除了致力于伊斯兰教义的学者与研究者外，一般穆斯林群众都不可能通读全部《古兰经》，结合实际情况，“前贤拣出天经中福力至大者成一卷，所谓‘真经心，雅西音’之类，凡敬诵之，祈于亡灵生死日辰，求乎救拔；身家疾厄灾伤，求夫清吉”（李封《孩听解释序》）。”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色的《赫听》（《古兰经》文选）读本风行南北，内容包括首章《法提哈》、《巴格勒》前五节、《雅西》、《穆勒库》及之后的１８个短章。其中有长章，中章，短章，诵读《赫听》，犹如诵读全部《古兰经》。“凡百事举动，事前求默襄助，事后求报知感，自古以来家家敬诵此经，藉以求准愿心” （李封《孩听解译序》）。《赫听》也是穆斯林通用的伊斯兰启蒙读物。
　　随着经学教育的普及，极稀少的《古兰经》手抄本，远远满足不了广大穆斯林的需求，欲购置一部３０卷本，索价白银数百两，某些山村穷寺购置不起，每逢重大宗教节庆，举办诵经仪式，就必须派专人奔赴外地，向“藏经之家”商借，约期归还，往返奔波百数十里，疲于奔命。住寺经生，人多经少，不可能人手一册，多人轮流共用，浮光掠影，稍纵即忘，不可能经常复习巩固。手写一部，经一、二年辛苦，最初的学习积极性消磨殆尽。
　　中国穆斯林板刻印刷《古兰经》，始自一代回族英烈杜文秀（１８２７—１８７２）建立大理反清政权之后，为了普及伊斯兰文化，宣传《古兰经》，毅然打破“维皇真言，不可轻亵”的传统观念，以“总统兵马大元帅”名义下令板刻印刷，在血雨腥风年月，伴随硝烟战火，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历尽艰辛，终于“至圣迁都一千二百七十九年（１８６２ ”完年）成“大元帅杜新镌”字样的《宝命真经》３０卷，开中国木刻版印刷《古兰经》先河，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上史无前例的大事。

　　同治十年（１８７２），清军攻陷大理，《宝命真经》刻印场所被纵火焚为焦土，片板无存，民间有收藏者均被收缴。局势平静后，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一些富裕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界经师共同倡导，第二次板刻《古兰经》，由著名经师马联元（１８４１～１９０３）总领、筹划、文字把关，根据奥斯曼版本校正，亲自主持板刻《古兰经》；阿拉伯文书写由著名经师田家培哈吉负责，从四川招来的２０多位刻工负责具体操作，刻工们开工前须做大小净，每刻好一行即用布覆盖一行，不许触摸。历时二年，伊斯兰历１３１３年（１８９５年）刻工告竣，书法流畅，笔划刚劲有力，宛如一气呵成，具有中国阿拉伯文书法特色，耗资白银８５００两。初板印刷５００部，每本收回成本白银２两６钱，很快销售一空。《古兰经》３０卷中，除第二至五卷由四川成都穆斯林捐刻外，其余２６卷均系云南穆斯林捐刻，每卷扉页上均印有捐刻者姓名。发行后深受广大穆斯林赞誉，至今全部刻板一直藏于昆明南城清真寺内，堪称海内孤版，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为了“发掘整理和继承我国伊斯兰文化遗产，促进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从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８年先后６次应用高科技手段影印发行木刻板《宝命真经》３０卷本，计６０００部，充分反映了新时期国内穆斯林学习《古兰经》的热潮。

　　１９５８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次在上海铅印《古兰经》，其版本、印距今３００多年前的《古兰经》手抄本刷、纸张、装帧都臻上乘，十分精美，享誉海内外，有力地表明新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和尊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为满足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求，１９８１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翻印了珍藏２００多年的《古兰经》文选（赫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还印刷了阿文版《古兰经》及《简明古兰经注》等大量经书。著名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马坚教授（１９０６—１９７８）翻译的《古兰经》汉译本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至于民间翻印的《古兰经》及文选，以及《古兰经》研究译著更是大量涌现。

　　汉译《古兰经》最初只是“抽译”，明清经学大师王岱舆（约１５８４ —１６７０）、马注（１６４０ —１７１１）、刘智（约１６５５ —１７４５）在著书立说中“抽译”片断章节引入其文，言简意赅，如刘智译“忠诚章”（第１１２章）：“是主一也，主究竟也，无产无所产，无一与之配”，历来深受赞赏。清末马复初（１７９４ —１８７４）曾译《宝命经直解》２０卷，仅有５卷流传于今，马联元则有阿、汉对照的《孩听解释》问世。

　　当代，汉语通译本《古兰经》的是李铁铮的《可兰经》，１９２７年北平版，穆斯林视为“教外人士”所译，不甚重视。
　　从此穆斯林通译《古兰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年反对汉译者所持理由是：“《古兰经》之庄严，为《古兰经》所固有……第为保持《古兰经》固有之庄严，不使因汉译而受鄙视……《古兰经》原是真主之敕文，非人类的言词，是超人的经典，所以大阿林主张不可译论，并不是浮浅人说的思想新旧问题，自然是有他卓越的见解” （谢松涛《我对翻译〈古兰经〉之见》，载《回教文化》第１ 卷第 ２期）。

　　主张译经者认为：“《古兰经》就其真理一方面讲，是可以用一种文字来表达或翻译的，就其音节文风的优丽高雅，无论如何是翻译不出来的……为便于不通原文之人研究，那只有翻译一途了” （赵振武《论译印〈古兰经〉上王静斋大阿訇书》，载《中国回教月刊》第１卷第２期）。然而主张译经者提出严格要求：“古兰一经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为万古不灭之大经大典……无论采用何种文体，要当保持原有之庄严，与堂皇之气概，亦历万岁千秋而不刊。俾全国穆民奉之遵之，与原经相埒。试观佛教之楞严，法华等经，自玄奘译后，千余年来文人骚士率多研究之者，从无一人或敢增损一字，是其明证” （赵振武《论译印〈古兰经〉上王静斋大阿訇书》） 。

　　２０世纪，海内外涌现十余种汉译古兰经》，译文各有千秋，文体有文言、白话、经堂语、韵语等，呈百花齐放之势。

　　近年来，全国各地经常举办《古兰经》诵读比赛，兴起一股学习《古兰经》的热潮，旨在促使《古兰经》诵读规范化，与国际接轨。因而涌现大量《古兰经》诵读者，字正腔圆，符合诵读规则，正将学习与诵读《古兰经》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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