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王老歪
何 弘到青海、北京开会，连续在外边转了十来天。返程的路上，接到朋友的电话，希望我为金波的长篇小说《我叫王老歪》写个序。我不认识金波，又没看到作品，不敢贸然答应，让他把作品发到我信箱里，看后再说。
回来看了作品，了解了作者的创作经历，觉得于情于理于文我都应该写这个序，这不仅是对读者、对作者负责，也是对自己、对文学负责。
新浪博客
到青海、北京开会，连续在外边转了十来天。返程的路上，接到朋友的电话，希望我为金波的长篇小说《我叫王老歪》写个序。我不认识金波，又没看到作品，不敢贸然答应，让他把作品发到我信箱里，看后再说。
回来看了作品，了解了作者的创作经历，觉得于情于理于文我都应该写这个序，这不仅是对读者、对作者负责，也是对自己、对文学负责。
因为这本书确实值得向大家推荐。
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独特景观。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农民工问题，就谈不上真正了解中国。近年来，底层文学，特别是打工文学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关注。前年参加全国青创会时，河南团和广东团正好分在一个组讨论，通过郑小琼对打工文学之被关注有了深入的认识。我想，打工文学之受到重视，并不仅仅缘于某些精英人士的道德发现，而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确实不容忽视。文学作品如果长时间对这样一个群体缺乏真实的反映，这样的文学就应该受到质疑。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大多数是对于民工、对于底层的外在描写，真实与否暂且不论，最要命的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底层生活、底层苦难、底层人物的所谓同情、怜悯，这种故做的道德感反映的其实是作者居高临下的身份优越感。而郑小琼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描写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状态，表达亲历者的内心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真实。我想，这也许正是作为打工者写作的郑小琼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
除了没有获得那么多政治上的荣誉，金波的情况与郑小琼颇多相似处。他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农民工。1996年以前，这位农村青年一直在建筑工地等处打工，靠出卖自己的体力生活、挣钱。与一般打工者不同的是，在艰难的打工生活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和信仰，坚持读书并“趴在腿上写文章”。1996年，《北京晚报》举办“我在北京打工”征文，金波凭《“捡”出来的日子》一举夺魁。从此，金波的名字开始为打工者传颂，并叫响打工文学界。此后，金波逐渐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作上，开始从事与写作相关的脑力劳动，但他的身份始终是农民，“农民工”似乎成为他永久的印记。
丰富的农民工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成为金波写作的宝贵资源，使他能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真实而又难以置信的农民工生活画面，让我们体会到这群生活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艰辛和不易，并感受到他们真实的所思所想，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更重要的是，作品同时表现了农民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和不公正的待遇面前依然保持的乐观、开朗精神。即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难民在看到墙边开放的小花时，一样会有内心的喜悦。而这，正是那些居高临下想象民工苦难生活并以此表现自己怜悯情怀的作家无法想象、难以理解的地方，也正是只有金波这样有切身经历的作家才能呈现给我们的有关农民工最真实的精神世界。
当然，如果仅止于此，我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将依然停留在概念和社会学意义上。《我叫王老歪》作为文学作品成功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为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这部长篇小说共分18章，每章各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故事，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富有传奇色彩和趣味性。对长篇小说来讲，这样的结构避免了阅读的沉闷，为作品带来了较强的可读性。其次，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使用本色的农民语言，质朴中透着幽默，读来有一股特别的清新之感。最重要的是，《我叫王老歪》塑造了一系列性格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余百眼儿、余百牙、莲芝、老百岁、小百顺儿等。而最成功的形象自然是王老歪了。青年农民王老歪带着梦想进城打工，本以为出力挣钱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没想到大小老板不仅随意克扣、拖欠民工的工钱，还千方百计地增强民工的劳动强度……这一切，王老歪完全可以因为老板妹妹对自己的爱慕和老板对自己的信任而免受其害。但是，王老歪此时表现出了传统农民很少具备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机智，巧妙与包工头周旋，最终维护了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尽管这种小兵张嘎式的以弱胜强会在不同程度上遮蔽现实的苦难和问题的严重，但这样的方式能在想象中满足受压迫者潜在的愿望，因而总能令弱者感到开心，受到欢迎。传统农民身上其实并不缺乏聪明、机智，但这往往因狭隘而表现为一种狡黠。王老歪不同，他的机智是服务于正义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工形象。
《我叫王老歪》，这是一个农民工兄弟自述的故事。从此，想到农民工，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可爱的兄弟，他叫王老歪。
（2009年8月11日）
（何弘，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荣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五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当代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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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独特景观。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农民工问题，就谈不上真正了解中国。近年来，底层文学，特别是打工文学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关注。前年参加全国青创会时，河南团和广东团正好分在一个组讨论，通过郑小琼对打工文学之被关注有了深入的认识。我想，打工文学之受到重视，并不仅仅缘于某些精英人士的道德发现，而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确实不容忽视。文学作品如果长时间对这样一个群体缺乏真实的反映，这样的文学就应该受到质疑。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大多数是对于民工、对于底层的外在描写，真实与否暂且不论，最要命的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底层生活、底层苦难、底层人物的所谓同情、怜悯，这种故做的道德感反映的其实是作者居高临下的身份优越感。而郑小琼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描写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状态，表达亲历者的内心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真实。我想，这也许正是作为打工者写作的郑小琼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
除了没有获得那么多政治上的荣誉，金波的情况与郑小琼颇多相似处。他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农民工。1996年以前，这位农村青年一直在建筑工地等处打工，靠出卖自己的体力生活、挣钱。与一般打工者不同的是，在艰难的打工生活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和信仰，坚持读书并“趴在腿上写文章”。1996年，《北京晚报》举办“我在北京打工”征文，金波凭《“捡”出来的日子》一举夺魁。从此，金波的名字开始为打工者传颂，并叫响打工文学界。此后，金波逐渐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作上，开始从事与写作相关的脑力劳动，但他的身份始终是农民，“农民工”似乎成为他永久的印记。
丰富的农民工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成为金波写作的宝贵资源，使他能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真实而又难以置信的农民工生活画面，让我们体会到这群生活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艰辛和不易，并感受到他们真实的所思所想，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更重要的是，作品同时表现了农民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和不公正的待遇面前依然保持的乐观、开朗精神。即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难民在看到墙边开放的小花时，一样会有内心的喜悦。而这，正是那些居高临下想象民工苦难生活并以此表现自己怜悯情怀的作家无法想象、难以理解的地方，也正是只有金波这样有切身经历的作家才能呈现给我们的有关农民工最真实的精神世界。
当然，如果仅止于此，我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将依然停留在概念和社会学意义上。《我叫王老歪》作为文学作品成功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为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这部长篇小说共分18章，每章各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心故事，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富有传奇色彩和趣味性。对长篇小说来讲，这样的结构避免了阅读的沉闷，为作品带来了较强的可读性。其次，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使用本色的农民语言，质朴中透着幽默，读来有一股特别的清新之感。最重要的是，《我叫王老歪》塑造了一系列性格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余百眼儿、余百牙、莲芝、老百岁、小百顺儿等。而最成功的形象自然是王老歪了。青年农民王老歪带着梦想进城打工，本以为出力挣钱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没想到大小老板不仅随意克扣、拖欠民工的工钱，还千方百计地增强民工的劳动强度……这一切，王老歪完全可以因为老板妹妹对自己的爱慕和老板对自己的信任而免受其害。但是，王老歪此时表现出了传统农民很少具备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机智，巧妙与包工头周旋，最终维护了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尽管这种小兵张嘎式的以弱胜强会在不同程度上遮蔽现实的苦难和问题的严重，但这样的方式能在想象中满足受压迫者潜在的愿望，因而总能令弱者感到开心，受到欢迎。传统农民身上其实并不缺乏聪明、机智，但这往往因狭隘而表现为一种狡黠。王老歪不同，他的机智是服务于正义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工形象。
《我叫王老歪》，这是一个农民工兄弟自述的故事。从此，想到农民工，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可爱的兄弟，他叫王老歪。
（2009年8月11日）
（何弘，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荣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五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当代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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