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的起源及迁徙途径
2022-04-24 15:21阅读：
引子
2017年夏天，笔者关注沙漠时，到巴丹吉林沙漠的雅布赖山中部，见到曼德拉山一万年前古人类岩画遗迹。在曼德拉山山上往下看，看到了我们中原与南方人常见的圈椅状地貌，是一片风水宝地，非常惊讶。逆向思维和对人性认知告诉我，在这茫茫沙漠中，不可能有中原人万年前从黄河流域跑到这里来群居生活，有可能那些中原华夏人是从这里出发到中原各地。次年带着这个疑问，慢慢地关注华夏文明的起源、最初的中国人、东亚人起源等问题。对我们东亚人的起源有了新的发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供业内人士证伪。
目前，对人类（东亚人）的起源主要由李峰、高新两位学者总结的两种学说[1]：一种是根据遗传学得到的“非洲起源”说，非洲有最早人类化石和最原始的基因，以及古人类的多样性，借助各地进化后的基因分布推测亚洲南北两个通道扩散到北亚和南亚，其迁徙原因不详。但是古
DNA
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了现代人和古老类型人类，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历史，而后两者存在于欧洲和亚洲。
还有一种是以我国的考古学家吴新智为代表的“多地区进化”说，通过化石的分布连续性和共同特征，针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演化和现代人起源，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论述
，认为东亚地区古人类自直立人以来的演化便是连续的，不存在演化链条的中断，其间未发生过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由于古人类完整化石缺乏，其原始基因存疑。
“多地区进化”说心理上过不去的坎，就是考古发现古人类基因序列它的原始性和古猿多样性都在非洲（东非肯尼亚一带），因此大家倾向接受人类（东亚人）起源于非洲学说。
笔者借助前人和各学者关于人类起源研究成果，主要从地质、地理环境、人性、社会文明等角度综合判断分析，提出符合地史和历史的东亚人起源和迁徙途径观点。由于许多古人类考古资料大多挖掘（破坏）完毕后仍成因不明，仅作部分参考。
一、探索方法和原则
为了方便探索和推测东亚人的起源，
笔者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和方法：
1、笔者打破原有考古至上理念，根据社会、人性发展的一般规律，粗略勾勒出古今人类生存和进化发展特征及相互关系，将社会文明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进行排序，并按加速度极限时间进行归纳总结，见《古今人类生存与进化特征表》（另文）。
在此提出自己观点：第三纪以来从猿到人，人类从生物链的中高端迈向生物链顶端，主要是无意及有意间的取火、食盐，在与猛兽的矛盾冲突的生存危机竞争中，最后从攀爬平移进化为直立奔跑，站在了食物链顶端，同时也扩大了大脑容量。
无意间的食盐，古人不仅发现可以增加食物存储时间，扩大了活动、狩猎半径，而且增进古人类身体机能，让古人类群体具备了短距离迁徙条件；而古人类群体长距离迁徙必须依赖于畜牧和种植业发展。
2、李泰来化石理论[2]:李泰来老师根据生物在生物链中循环运动规律和化石形成过程，得出生物在生物链发生断链时才有可能形成化石，生物繁盛扩张期形成化石的概率微乎其微，化石形成地往往是生物的迁移地。相应的笔者根据古人类活动特点推导出：古人类活动遗迹必须是活动场所社会关系发生断链才有可能保存下来，有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地方往往是古人类的迁徙地，或者是最后生存地（另文）。因此根据考古资料推测古人类生存活动信息时，遗址成因重要性远大于遗迹遗物本身。
3、人类是在生物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高等动物，因此具有生物和动物性的一些基本共性特征，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的本性，差异进化主要受到地理地质环境因素差异变化影响；趋利避害、穷则思变是动物的本性，在适宜生存的气候地理环境里不存在迁徙条件，而在一定地理地质环境下，气候是影响进化、迁徙的主要因素；向往自由（冲破压力，挣脱逆境）、追求安逸是人类的本性。人类除了气候、地理环境变化，自然生存、社会精神上的压力也可以成为迁徙条件。
4、和实生物[3]：《国语·郑语》，为西周末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白话译文：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富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用尽了之后就完了。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相配合，而生成万物。杂交（基因交流）让生物发展出现生命力强盛，环境适宜性广的特征。社会文明发展规律中也显示，不同文明的交流、冲突、融合才能促进文明的发展进步；闭关锁国，唯我独尊则导致社会退步，国家衰落。
5、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逆境是动物的障碍，却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助推器。
6、改变塑造地貌的河沟理论：山区由于地形陡,
水流湍急,河流下切作用强, 因此河床比较平直, 成“
V ”形河谷 ;而在冲积平原,
地形平坦接近水准面, 水流缓慢, 河谷宽阔,
河水侧切作用比较强, 河流摆动,
因此易形成“S”形河曲,
所以河曲是冲积平原河流的特点[17]。而在力学性质相似地层，遇断裂带易冲刷形成河沟（地质上有俗语：逢沟必断），遇软弱地层易形成沟谷盆地。
二、东亚地质地理概况与古人类分布
根据中国岩石圈板块构造图，东亚（中国）地理板块主要由经纬向深断裂控制，见图1（局部断裂复原延长）。纬向深大断裂主要有：雅鲁藏布江深断裂、班公湖-怒江深断裂、金沙江-红河深断裂、东昆仑-南秦岭深断裂、柴达木北缘-北淮阳深断裂、中天山北缘-西拉木伦深断裂；经向深断裂有：丽水-海丰深断裂、郯城-庐江深断裂、龙门山深断裂、磴口-宝鸡深断裂，以及后期形成的阿尔金山走滑断裂，其东侧演化为阴山-铁岭逆冲断裂。相应东部早期稳定分布佳木斯地块、中朝地块、扬子地块、以及东南亚印支地块。西部分布哈萨克-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地块、柴达木地块、南北昆仑地块、羌塘地块、拉萨地块等狭长地块，以及后期推挤印度板块。经向断裂近南北向，只有龙门山断裂倾向北东东，纬向深断裂呈近东西向，但是班公湖-怒江深断裂、金沙江-红河深断裂西部严重北移，后者属于中生代断裂，东部位于北纬约20°，西部位于北纬约35°，北移15°，约1500KM，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便是印度板块在新生代后不停北上推挤遇稳定扬子地块受阻造就。
图1中国岩石圈板块构造图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GPS观测结果给出了在欧亚参考框架下周边板块的运动状态:印度板块的运动方向约NE20°,速度是50mm/a;哈萨克一西伯利亚板块的运动方向约SE130°,速度是3~5mm/a;菲律宾、太平洋板块的运动方向是NW290°-310°,速度是86-70mm/a。[4]
国内外学术界无数学者在研究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的碰撞和青藏高原隆起,从多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却得出了不同结果，例如古地磁研究提出了约65Ma
～20Ma等不同观点，沉积学和地层古生物学研究提出的碰撞时间主要集中在约65
Ma和约50
Ma，构造地质和高压变质研究提出的碰撞时间在65Ma～55Ma之间，少数学者从岩浆岩岩石学角度提出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直到约30Ma还没有发生。[5]
说明印度板块一直在运动，只是留下运动痕迹的时间、地点、性质不同而已。
印度板块推挤前，扬子地块，羌塘地块，南北昆仑地块在北纬15°-35°之间，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区，海拔小于1000米，生物多样性和种类繁多，具备各种生物演化地理条件，当然也包括灵长类动物。（付巧妹等）考古发现和DNA研究结果，丹尼索瓦人基因主要留存于东南亚人的基因中，对亚洲大陆现代人基因贡献约为0.2%，对大洋洲人群基因贡献4-6%，并且有高原耐寒特性；在北方阿尔泰丹尼索瓦洞丹尼索瓦人（3万年前指骨化石）与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发现的丹尼索瓦人（16万年前下颌骨）有密切的遗传关系。三者信息指向一个共同结论：丹尼索瓦人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与青藏高原隆升后迁徙时空关系密切。首先是高原生存环境恶劣变化，大部分含丹尼索瓦基因人沿着三江流域无奈迁移至东南亚各地；其次极少量骨骼碎片漂流至下游河流的溶洞（白石崖洞）中，生物链移动使其化石保留至今；还有少量丹尼索瓦人向北迁徙至西伯利亚留下蛛丝马迹。
三、印度板块漂移对东亚人的影响
印度板块基底由上元古界地层组成，西部沿海出露大片基性玄武岩，与东非地层相似，东非东部也出露大片基性玄武岩以及上元古界基底。印度洋洋中脊呈“T”字型，从波斯湾开始，自中部向南北、东西依次出露Q、N2、NI、E3、E2地层，说明印度板块来自东非东部，与东非脱离开裂时间为E2（始新世），时间约53Ma。“T”字型尾翼扩张，应与前缘碰上稳定扬子地块受阻有关。见图2。
图2
印度洋洋脊扩张时代图[6]
与印度洋中脊地层相呼应，在印度新德里西南博格伦地区，见图3，有块孤立低山（海拔约200米），由侏罗系、白垩系和下第三系地层（KE准确年代不详）组成，而附近海拔没有超过300米以上中高山剥蚀体来源，且印度板块在第三纪以后一直处于快速漂移状态，不具备沉积成岩环境，推断此处地层在与非洲板块脱离前便已经沉积成岩。推算印度板块完全脱离非洲板块时间为40Ma-50Ma。这个时间也是印度板块前缘推挤东特提斯海、拉萨地块的时间。但不排除包含印度板块的非洲板块整体北移挤压欧亚板块留下的大于50Ma运动痕迹。
图3 亚洲地质图印度部分
与如今东非大裂谷相似，印度板块分离也是从（印非）地裂谷开始。经历地震断裂、火山喷发，熔岩外溢，大地沉陷、内湖产生、海水內灌、海沟产生，最后洋脊扩张、印度洋生成过程。而东非大裂谷至今没有开裂分离是因为印度洋中脊一直在向两侧扩张挤压结果。见图4。
图4
50Ma前世界海陆位置及古人类分布示意图
非洲位于赤道两侧，自古就是生物繁盛地，东非也是第三纪以来古人类的最早化石发现地，其灵长类（古人类）的种类齐全性毋庸置疑。40Ma-50Ma前，印度板块与非洲板块尚属一整体，其生物多样性应该与非洲（东非）无异。笔者把早期可进化为智人的古人类物种，称类猿人，把留在东非的类猿人称东非人；留在印度板块上的类猿人称印非人。印非人与东非人具有相同的生物基因，共同经历了大地分裂、火山惊吓、尝试取火、沧海桑田的环境变迁影响，推断其在人类进化历程和特征上相似。以后东非大裂谷频繁火山喷发，偶尔掩埋了东非人，使生物链发生断链，而有幸保留了古人类化石，成为我们判断人类起源的证据。而印非人在印度板块上，自脱离非洲板块后，向东北漂移，从南纬15°经赤道到北纬25°，地质地貌上处于剥蚀夷平状态，生存环境条件优越，生物链一直在完整循环中，形成化石概率渺茫。加上印度考古工作落后，但在印度阿提帕马（Attirampakkam）发现了最早约1.51Ma的旧石器遗址[7]。
50Ma以来，印非地裂谷逐步扩大为印度洋洋脊。印度板块前缘首先东北向推挤东特提斯海，进而与拉萨板块碰撞融合，遇上扬子地块阻挡而北上与羌塘地块融合，据（丁林等）[8]《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时间研究进展》收集成果，拉萨板块东部碰撞时间32Ma-40Ma，40Ma位于林芝东构造结。而印度西北部及拉达克地区碰撞时间为6Ma-12Ma，巴基斯坦最迟，小于5
Ma，说明印非人可以首先在拉萨东部登陆亚洲。由于研究资料缺乏，姑且将金沙江-红河深断裂西部北偏1500KM
,按印度板块目前北移速率50mm/a测算，约需30Ma印度板块及拉萨地块合并后与羌塘地块碰撞合并，至西部班公湖-怒江洋完全消失后，陆地完全合并。（由于如今印度板块推挤速率50mm/a为减速度，实际碰撞时间应该大于30Ma。）
30Ma以来，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融为一体，印非人与丹尼索瓦等原始亚洲人居住区域海拔约700-1000米，印度板块更低，位于赤道至北纬30°之间，尽管拉萨地块东部是良好迁徙通道，但是两地生存环境优越，生物链完整，导致交流范围很小，融合进程缓慢，主要是由狩猎范围扩大以及与动物矛盾引起交流融合，与高等动物矛盾冲突中从攀爬平移进化为直立行走，类猿人演化为古人，丹尼索瓦人基因的分布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基因在亚洲广泛分布，但是“澳大利亚原住民，近大洋洲人，波利尼西亚人，东印度尼西亚人以及
Mamanwa 人（菲律宾的一个尼格利陀族群）都具有丹尼索瓦人的遗传物质，
但在东亚，西印度尼西亚，Jehai（马来西亚的一个尼格利陀族群）和
Onge（阿曼达群岛上 的一个尼格利陀族群）并没有。”
[9]
这种缺乏丹尼索瓦人基因的古人应该就是印非人的后代。笔者把印非人与原始亚洲人（已发现有丹尼索瓦人）交流冲突融合后统称为青藏人，是东亚人祖先，大概率出现于羌塘地块东段，时间推测最早6Ma-7Ma。根据吴新智等人的观点
[10]东亚各地考古发现其共同面部特征：
1）额骨与上颌骨、鼻骨之间的骨缝成一条大致水平的弧线；
2）颧骨额蝶突的前外侧面比较朝向前方；
3）鼻根扁平；
4）眼眶略成长方形且其下外侧边缘圆钝；
5）鼻梁侧面接近垂直（至少是鼻梁的上部）；
6）梨状孔与眼眶之间的骨面平或稍凹；
7）上颌骨颧突与颧骨上颌突下缘合成曲线；
8）铲形门齿（中国更新世所有的
23 个上门齿化石均为铲形），其特征在于顶面平，边缘嵴发达
。
四、青藏高原抬升对东亚人影响
随着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推挤，拉萨地块、羌塘地块、南北昆仑地块、柴达木地块逐渐北移压缩成狭长型地块，地势抬高，成为巨大水平阻力，印度板块前缘趋向俯冲，将原东特提斯海海壳抬升为喜马拉雅山脉，开启了垂直速度大于水平速度的第四期喜马拉雅运动。
关于青藏高原快速抬升的时间和幅度，无数学者根据自己在各地研究方法和成果得出了不同结论，笔者主要采纳李吉均、马宗晋、潘保田、高红山、葛肖虹、徐道一、李廷栋[11、12、13、14、15]
等研究成果进行概略统一观点：
在30Ma-3.6Ma，海拔小于2000米；7Ma-3.6Ma主夷平面形成；3.6Ma-0.15Ma，海拔2000-3500米，青藏高原从东部开始隆升，滇西高原抬升1700-2100米；0.15Ma至今，高原海拔3500-5000米，随后整体夷平。
其中3.6Ma至0.15Ma，将拉萨地块、羌塘地块抬升为约海拔2000-3500米高原，地理上已经到达现今纬度，山脉雏形已经形成，至此青藏高原形成整体发生一体运动，除了地质板块上位移运动，还有地貌上抬升和剥蚀夷平运动，地理上的水流切割搬运运动，东部河流形成规模，高原西、北侧抬升略慢。“现今海拔5000
m的昆仑山口和北羌塘盆地大面积出露的下更新统羌塘群,是一套湖相地层,其中发现了距今(2.08+0.04)Ma的三趾马化石、古人类遗迹、阔叶植物(灌木、乔木)孢粉和介形虫、淡水双壳类等,其生物-生态组合特征代表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推断当时的海拔高度仅在700~1000
m ”
[4]。
青藏高原的这次快速隆升不仅使高原本身的环境骤变,出现第四纪以来最大的冰川,带来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寒草原，而且引起了全球气候的变化，由于青藏高原阻隔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在强劲的西风带和中亚季候风的影响下,高原以北广袤地域开始从草原化向荒漠化转变[4]。
7Ma-3.6Ma主夷平面形成后，古人类生存环境从丘陵山间密林过渡到山前沟谷盆地，地势开阔，加上用火影响，部分动植物灭绝，导致生物链竞争开始加剧，青藏人跟随生物链下移迁徙，与高等动物的矛盾冲突，从攀爬平移进化为直立行走后开始趋向语言交流，站在了食物链顶端。3.6Ma-0.15Ma以来由于气候变化，青藏高原上生物链循环下移，动物数量减少，青藏人从狩猎动物存储中学会畜牧，高原岩盐丰富，食盐存储食物功能发现，不仅使自身肌体活动能力增加，也具备了族群缓慢迁徙的条件。河流与地势缓降区是其自然迁徙方向，大型河流是扩散迁徙的意外方向，比地势缓降区迁徙距离远，而急陡河流处个体（伴随动物）可直接被动扩散迁徙至河流中下游，九死一生，其自然挑战多。高原以西地势比降小，族群迁徙至低海拔方向，以狩猎、畜牧生存为主；高原以东地势比降大，河流方向以个体扩散迁徙、渔猎生存为主。
根据残留地质痕迹和地理发展趋势，遵照“逢沟必断”地质常规现象，笔者推测（断）总结3.6Ma以来的中国主要古河流分布及流向，预示古人类可能扩散迁徙途径。见图5。
图5 中国主要山脉及古河流分布图
1、古黄河：经过今黄河上游、兰州盆地、宁夏盆地、大同盆地、桑干河、赤城盆地、西辽河流域。后期（晚更新世末）流入白河、永定河流域。基于以下资料推断：
李吉均等研究[16]，黄河上游1.2-0.15Ma切开积石峡流入临夏-兰州盆地；河流中游经过贺兰山边磴口-宝鸡纵向深断裂、阴山-铁岭逆冲断裂带；
“从上新世到第四纪晚更新世 , 由大同
、蔚县、阳原和涿鹿
、延庆盆地组成的“泥河湾盆地”一直和华北冲积平原保持着近于同一水准面
,古黄河北支故道很可能自西向东从大青山南古河套盆地经上述盆地群沿白河向东注入渤海,
它们现在的千米海拔是晚更新世末快速隆升造成的
,这次快速隆升也同时造成了燕山山脉的整体隆升,
以致成为现今分隔辽河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时间为2万年前”
。 [17]
“
先秦到现今黄河壶口的逆源侵蚀的平均速率为 1.
51m/a。韩城断裂在晚更新世早、中期发生过多次强烈活动，累计断距为20.
1m，断裂活动在黄河禹门口附近形成高约20 m
的陡坎( 裂点)
，现今的黄河壶口可能是该裂点经过 4
-5万年的逆源侵蚀到达目前的位置。”
[18]
谷中谷的壶口瀑布从禹门口开始发育，由于侵蚀地层类似，河床基底岩石硬度持续增加，壶口后退的速率应为减速度，因此壶口瀑布形成时间应该远小于4-5万年，笔者推测2-3万年左右，此时间与燕山山脉抬升时间（2万年前）相当，辽河和黄河水系分道扬镳，此后古黄河开始完全冲刷南下与渭河流域合并。
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遗迹埋藏于河湖相迅间沉积地层中[19]，反映了泥河湾堆积地层常处于堰塞湖和河流交替状态下沉积。
田园洞位于周口店遗址区西南6公里处，洞口海拔174.5米[20]。洞穴开口朝北北西方向。与山顶洞相似也是未胶结的含粘性土角砾堆积，是典型的上游河流发生洪水后掩埋沉积，洞口与下方瓦井河高差约80米，也是此处含古生物化石沉积后大地抬升高度。
古黄河流域及两侧地势缓降区是大量青藏人、古猿等动物向下迁徙的自然通道，相应的我们也在河流改移、湖泊消亡的生物链移动区发现了各时期古人类活动遗物和化石遗迹。古黄河流域自上而下已经发现遗址有青海拉乙亥、甘肃白石崖丹尼索瓦人、宁夏水洞沟、内蒙古河套人、河北泥河湾、北京周口店、辽宁金牛山等遗址。
2、古渭河：经过洮河上游、关中盆地（三门湖）、三门峡、华北平原。
由于在岷县与漳县之间皆有东西向断裂贯穿秦岭北侧，推测1.2Ma黄河运动前，洮河上游眠县与陇西之间存在河流通道，古河流沿着秦岭北麓行进，随着三门湖逐渐消亡，15万年前三门峡完全贯通后[21]，向东在华北平原进行持续冲积扇沉积。
古渭河流域地势由西向东逐渐降低，是动物和古人类缓慢迁徙通道，生存环境优越，生物链完整循环，三门湖断续消亡保留少量古人类化石和活动遗迹，目前发现有陕西蓝田人、大荔人、山西西侯度等遗址。
3、古汉水：经过黄河上游、白龙江（西汉水）、汉江后并入长江。
位于东西向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经过东西向断裂深切河谷，主断裂为玛沁-汉中-襄樊-广济（武穴）深断裂，高原逐步抬升前是良好流水冲刷通道。汉朝初年，武都大地震，发生汉江上游西汉水改道，流入嘉陵江。古汉江流域地势由西向东逐渐降低，也是动物和古人类缓慢迁徙通道，生物链完整循环，目前中下游已经发现古人类遗迹有陕西汉中龙岗寺遗址、河南淅川黄龙洞、湖北郧县人等遗址。
4、古长江：是高原上东部河流主要流向，上游主要有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以及后期并入的雅砻江、金沙江；中部穿过四川盆地，古老的长江形成于新近纪，在乌江汇口涪陵附近南流，沿乌江、沅江、洞庭湖汇入长江中游河段[22]，长江贯通三峡的时间距今约40
万年[23]，下游经芜湖向东至太湖入海[2]。
由于四川盆地与高原落差大，导致河流比降大，流速快，古人类河流迁徙远（返回困难），个体无奈被动迁徙早。古长江流域已经发现古人类遗址有重庆龙骨坡、井水湾遗址，湖南临澧条头岗、安徽人字洞等遗址。长江中下游流域北侧主要为两湖平原、华北冲积平原分布，处于河流沉积区，动植物资源少，生存环境不佳，南侧为山岭重丘区为主，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古人类主要迁徙的方向。
5、古雅砻江：上游经过雅砻江，中游经过元谋盆地，元谋-峨山断裂带（推测），下游流向南盘江，西江、珠江入海。资料缺乏，仅从断裂方向和滇西高原抬升约2000米复原推测，期间滇池、抚仙湖高原湖泊生成，应该与古雅砻江改移有关。禄劝乌东德峡谷
-金坪子河段是在距今约
0.8Ma前后被袭夺沟通的，约1Ma-0.8Ma，雅砻江北上并入长江[24]。该流域方向古人类遗址有云南元谋人遗址、石灰坝古猿遗址，广西百色盆地等遗址，以及下游大量溶洞堆积遗址。
6、古金沙江：经过金沙江上游、大理洱海、元江、红河，从北部湾入海。
为金沙江-红河古生代断裂带流水冲刷通道处，1Ma前川西高原和滇西高原抬升，导致下游堰塞湖和山体滑坡增多，在石鼓镇北向汇入长江[24]，流域通道生存环境优越，生物链完整，发现遗址不多，有云南剑川象鼻洞遗址、鹤庆天华洞遗址。
7、古澜沧江：与拉竹龙-西金鸟兰湖-澜沧江深断裂带上冲刷形成河道，向南沿湄公河流入南海，流域狭窄，古人类个体迁徙远，九死一生，也是东南亚岛国主要迁徙通道，生物链完整循环，加上考古落后，发现遗址少。
8、古怒江：位于班公湖怒江板块深断裂带上，由那曲、怒江、萨尔温江组成，流域狭窄，生存环境优越，生物链完整循环，目前国内发现遗址少，是东南亚及其岛国古人类迁徙主要通道。
9、古车尔臣河：阿尔金山与昆仑山之间峡谷地带，是早期柴达木湖西部径流通道，也是后期高原动物迁徙重要通道。
10、古印度河，青藏高原西部河流主要流向，地势向西逐渐降低，也是青藏人向西族群缓慢迁徙方向，昆仑山垭口和北羌塘盆地发现了距今(2.08+0.04)Ma的三趾马化石、古人类遗迹[4]，羌塘高原夷平面下部低洼处应该可以找到更早古人类活动遗迹。
11、雅鲁藏布江:该流域属于板块新生断裂带经过处，自从印非人走上拉萨板块后，一直是古人类及今人的繁衍生息场所，生物链从未断裂，社会关系一直延续，因此古人类化石和活动遗迹保留概率极小。
3.6Ma-0.15Ma青藏人以个体向东沿山前河流、临近湖盆迁徙为主，距离远近皆有分布，数量有限，以河湖相变化中生物链移动形成的洞穴、古河道堆积遗迹概率居多；向西印度河方向以族群缓慢迁徙为主，由于高原持续数次剥蚀夷平，古人类地表活动遗迹罕见。
随着青藏高原不断抬升，15万-1万年左右，青藏高原海拔从2000-3500米抬升至3500-5000米，四周山脉河流成型，许多山脉已经成为古人类无法逾越的屏障，南部喜马拉雅山，东部横断山脉、玉龙雪山、大雪山、邛崃山、岷山；北部祁连山，阿尔金山，西部（喀喇）昆仑山，高原从草原化向高寒荒漠化转变，生存环境恶劣，主要沿山脉间低洼峡谷地带，动物和青藏人无奈向四周低海拔处扩散迁徙。由于高原盐矿丰富，大部分部族（部落族群）食盐后具备了短距离迁徙条件，高原植被大部分灭绝,动物减少，青藏人从狩猎富余中学会了畜牧，在不断的生存竞争危机中，族群间产生了矛盾，进化了语言交流能力，远距离交流进化出了符号交流能力。推测迁徙中族群遇上社会、自然环境变化导致狩猎危机，畜牧无法持续，将逼迫种植业诞生。高寒生存环境下，后期迁徙青藏人一般具有抗寒基因。
青藏人部族群体离开高原扩散迁徙主要有四个通道：见图6。
图6
15-1万年以来青藏人部族主要迁徙通道
1、东秦陇部族通道：位于岷山和祁连山之间，古汉水、古渭河、古黄河源头区，地势逐渐降低，气候适宜，青藏人以族群为单位可以与动物一起依水流和地势，向下游缓慢迁徙，个体被动沿大河扩散迁徙仍将继续，自然迁徙方向有共和盆地、汉中盆地、关中盆地，鄂尔多斯高原，宁夏盆地，在广袤黄土高原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地势平坦，视眼开阔，他们崇拜太阳。出现的社会矛盾主要为先期被动迁徙个体为主的群落与后期族群迁徙的生存竞争矛盾，以及先期迁徙族群与后期迁徙族群的生存竞争矛盾。
这种生存矛盾竞争和人类向往自由、追求安逸的本性，导致人类生存活动空间不断扩大、迁徙距离加长和生存方式的改变，以及古文明出现。
大地湾遗址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能始于距今6万年前后，2014年（张冬菊等）[25]新发掘面积为
42平方米，剖面深度9.2米，共27层地层，其中7-18层马兰黄土中间夹旧石器及炭屑，预示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关系断链，在这块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上经历了数次人为的迁徙或灾难性灭绝。
青海湖晏台东遗址发现火塘，在砾石层和灰烬土中发现少量炭屑，经C14测年时间大约为1万年前[26]，此为火塘使用时间下限，此后人们向其他适宜人类生存地迁徙。这恐怕是东部青藏人最后迁徙的族群。
2、南沧浪部族通道：位于大雪山、大凉山与横断山脉之间，属于高山峡谷密林地带，动植物资源丰盈，由于纬度低，气候环境优越，青藏人族群迁徙缓慢，生活安逸，社会矛盾少，进化缓慢，仍以沿河被动迁徙后重新建立族群为多，可远至东南亚及大洋洲，（大洋洲人群仍有基因耐寒性），临近现代，东南亚仍有不少原始部落生活在偏僻海岛上。最近印尼发现4.4万年前手印岩画，为亚洲发现最早岩画。生物链和社会关系链皆完整循环，古人类活动遗迹少。我国沿昆明元谋盆地及红水河、西江、珠江流域迁徙较多，南部沿海动植物资源少，随后向北扩散迁徙多。古人类活动遗迹常保留于生物链移动的溶岩洞穴堆积中，如广东马坝人遗址、清塘人遗址等。
3、西喀喇部族通道：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是高原最后抬升地，从羌塘高原，那曲至此数千公里，气候环境逐渐恶劣化，社会矛盾发生早，青藏人族群迁徙经历了漫长艰辛的路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是青藏人进化最快的族群，估计也是人类社会古文明最先萌芽的族群。
高原中部色林错尼阿底湖边发现大量石制品，时间为3万至4万年前，有研究者（张冬菊等）[27]考察发现是一个石制品加工区，其年代应为青藏人此地族群最后迁徙时间，而活动时间上限不明。
图7
西藏日土县塔康巴迁徙岩刻迁徙图（摹刻）[28]
阿里地区日土县塔康巴迁徙岩画，以家族为单位族群和平迁徙，预示生存地恶劣和无奈。与放牧而归路人遥相招呼，见怪不怪，想必是寻常发生事件。成画年代不详。见图7。
印度河流出高原峡口处，出现了大量岩画也预示着青藏人离开故土的思念和遐想印记，走下高原的西喀喇部族来到了广袤的印度河中下游平原，与东部原住民印非人的融合冲突的生存矛盾，促进了青藏人进化发展和无奈向西迁徙。畜牧业发展也为向西远距离扩散迁徙，与两河流域的其他古人类交流冲突融合成为可能。
7000年前生活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苏美尔人在科学、艺术、历法水平已经超乎寻常，在泥板上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楔形文字，与古印度文明创作的泥板上符号制作方法相同。文字记载苏美尔人自称是来自东方的黑头（发）人。至少预示着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他们一起生存的还有来自西方的黑头（发）人（非洲人），也有别处的不同色（浅色）头发的人类（欧洲人）；他们与东方祖地（印度河领域或青藏高原）有着联系交往的通道，或者通道已经断开不久，但是祖上世代口口相传。隐含着青藏人、非洲人和欧洲人共同相处的社会和平环境。和实生物，三种不同基因的交流，代表着当时人类融合了最强基因生命载体，而青藏人是主体。
4、
北昆吾部族通道：位于阿尔金山与昆仑山之间古车尔臣河上游峡谷地带。也是柴达木盆地下游通道，流域面积大。而通道狭窄，高原抬升后，也是上游动物向西北迁徙的必经通道，青藏人族群（含早期丹尼索瓦人）尽管路途遥远，但是依托动物可以一路跟随的生存环境优越，尤其是车尔臣河流出昆仑山口一带，沿河就有无数奇形怪状动物下山即刻可以抓获。10多万年来很长时间生活是很安逸的，直到高原上动物骤减，而后来青藏人迁徙加入，使族群间的矛盾冲突升级。柴达木盆地北侧小柴旦发现3万年前旧石器，冷湖发现3.7万年前旧石器[28]，也是该处青藏人族群向下迁徙的时间，与昆仑山口族群必定发生生存竞争矛盾冲突，促使北昆吾部族族群向古车尔臣河下游迁徙。此通道东部有库木塔格沙漠，西、北部有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大沙漠的产生与青藏人生存方式有很大关系，同时此处风沙破坏影响，恶劣环境可以促进古人类进化，还有河滩里漂亮精美昆仑玉，应该是华夏文明的阴阳观念、龙的图腾（龙卷风）、玉石文化等原始文化观念发源地。如《山海经》中描述的奇形怪状的动物观念，应该出自昆仑山口数万年如一日抓获动物时的常年印记。北昆吾部族应该属于最初的中国人重要一支，沿途恶劣生存环境也是向东迁徙美洲、向北迁徙至西伯利亚的主要动因。阿尔金山、昆仑山北缘坡脚，风沙掩埋下，应该有更多古人类活动遗迹遗存。
青藏人东秦陇和南沧浪部族迁徙较迟，距离近，混居时间长，他们生存特征和进化历程相似，在后期岩画遗迹上，在北方岩画、青藏岩画、西南岩画与东部岩画四大区域类型中，青藏岩画制作手法和内容上具有南北兼备的双重性格[29]。追踪现代藏族人群的来源的遗传学（现代人群中分别反映母系和父系遗传谱系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分析）显示：现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以藏族为主的人群主要属于藏缅语系人群.，
藏缅语系人群与亚洲蒙古人种有着较早的共同祖先[27]。
五、总结与建议
笔者从地质、地理、人性、社会文明、考古等发展角度粗略推测总结了东亚人的起源过程：50Ma左右离开非洲的印非人在印度板块上向北漂移，40Ma登上拉萨地块，约30Ma登上亚洲（羌塘地块），在30Ma-3.6Ma间与亚洲的类猿人（丹尼索瓦人等）大部分融合为青藏人，成为东亚人的祖先，在3.6Ma至0.15Ma，印度板块不断向北推挤中，青藏高原从海拔700-1000米抬升至2000-3500米，纬度北移，高海拔处生存环境开始恶化，部分青藏人在东部以个体形式为主向古河流远距离扩散至中下游，西部以部落族群形式为主逐步向低海拔区近距离方式扩散迁徙。在扩散迁徙中完成类猿人向古人演化。在15-1万年间，青藏高原抬升至海拔3500-5000米，气候环境恶劣变化，最终成为无人区，青藏人主要沿高山之间、河流峡谷地带，以部落族群形式向东南西北四个通道迁徙，最后扩散至整个亚洲及美洲。
由于资料缺乏、以及大部分古人类考古资料中遗址成因不明，导致古人类迁徙原因、途径无法准确判断，只做大致趋势推测，期待业内人士以后工作中补充校正。古人类遗址大多属于自然沉积形成，其成因重要性远大于遗迹遗物本身，发掘即破坏。建议考古挖掘中尽量采用剖面探井、探槽方式进行。
后记
探索人类（东亚人）起源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各学科专业人士共同努力，笔者无意间涉足此领域，由于拥有时代的新思维（如李泰来化石理论等），看许多学者（考古等专业）人士在探索古人类起源道路上如瞎子摸象，尤其是许多学者将在东亚发现的手斧石器、分子基因与西方相似性便强行附和非洲起源说，以及抱着从非洲扩散迁徙理念不放，漠视古人类迁徙的必要条件，显得十分荒唐，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笔者提出东亚人乃非洲人随印度板块漂移迁徙亚洲假说，尽管在各刊物发表受阻，但是它不仅可以解释已经发现古人类活动遗迹分布规律，也可以指导未来发掘古人类活动遗迹。相信在探索人类起源和华夏文明起源中将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参考文献
[1]李 锋 ，高 星《东亚现代人来源的考古学思考：证据与解释》，《人 类 学 学
报》
第 37 卷，第 2 期2018 年
5 月
[2]李泰来《物理更新地质换代》，中国大地出版社，北京，2007，132-139页。
[3]徐道一 《青藏高原的剧烈隆起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影响》《古地理学报》第
6 卷 第 2 期 2004
年
[4]葛肖虹等《青藏高原隆升对中国构造-地貌形成气候
、环境变迁与古人类迁徙的影响》 《中 国 地 质》第41 卷第3
期
[5]
朱弟成《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发生在60～55Ma》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6。
[6] Jacques
Segoufin，Marc.Munschy，Philippe
Bouysse et Veronique.Mendel,et al. Map of the Indian Ocean (1: 20
000 000),sheet 1:'Physiography', sheet 2: 'Structural map'[M]. CGMW
Edition,Paris, 2004.
[7] 李 浩《阿舍利技术 与史前人类演化 》
《中国古人类学研究”专题》2019.5
[8] 丁林等《印度与欧亚大陆初始碰撞时限、封闭方式和过程 》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7 年 第 47 卷 第
3 期: 293 ~ 309页
[9] Milford H Wolpoff 1 , Rachel
Caspari《东亚现代人的起源》
[10] 吴新智《人类起源研究回顾与中国古人类学展望》 《地球科学进展》第
16卷
第 5 期2001 年 10
月
[11] 李吉均，方小敏《青藏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研究》
《科学通报》第43卷第15 期
[12] 李吉均《青藏高原隆升与晚新生代环境变化》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9 卷第2 期
[13]李廷栋 《青藏高原地质科学研究的新进展 》 《地质通报》第21
卷 第 7期
[14]潘保田，高红山等《青藏高原层状地貌与高原隆升》
《第四纪研究》第24卷第1 期
[15]李吉均等《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 》
《中国科学》1979 第6期
[16] 李吉均 等 《新生代黄河上游地貌演化与青藏高原隆起 》 《 第 四 纪 研 究》第
21 卷 第 5 期
[17] 葛肖虹，王敏沛《西去泥河湾 ———解读古人类与燕山隆升的历史》
《Comprehensive Survey Chinese J ournal o f
Nature》Vo l.32 No .5
[18] 闫小兵等《黄河壶口逆源速率及其与韩城断裂的关系》 《地 震 地 质》第
38 卷 第 4 期2016
年
[19] 卫 奇，吴秀杰《许家窑 - 侯家窑遗址地层穷究》
《人类学学报》第 31 卷，第 2 期 2012
年
[20] 同号文《周口店田园洞与山顶洞遗址的比较研究》《化 石
》2011 年 第 4 期
[21] 蒋复初等《关于黄河贯通三门峡的时代》
《地质力学学报》第11卷第4期
2005年12月
[22]张信宝，胡凯衡等《古老的长江，年轻的三峡》 《山 地 学 报》
[23] 肖建新等《长江贯通三峡之探讨》 《资源环境与工程》第 28
卷 第 1 期
[24] 杨达源等《金沙江石鼓 -宜宾河段的贯通
与深切地貌过程的研究》 《第四纪研究》第 28卷 第 4期
2008年 7月
[25]张东菊，仪明杰，王辉，高星
陈发虎《甘肃大地湾遗址发掘再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15 .9第 008
版
[26]仪明洁，高
星，张晓凌等《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史前遗址2009 年调查试掘报告 》 《
人类学学报》2011.5第二期
[27] 张东菊，成婷，夏欢，申旭科等,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研究新进展》
《中国科学》2020.第六期
[28] 高 星等《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晚更新世人类遗存与生存模式》 《第 四 纪 研 究》第
28卷 第 6期 2008年
11月
[29] 张亚莎 《青藏岩画系统中的甘肃祁连山岩画—兼论中国岩画的四大区域类型》 《中国藏学
》2016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