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庾信《哀江南赋》的叙事与用典抒怀浅析
2006-11-16 14:12阅读：
《哀江南赋》是庾信后期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序言也成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不仅与赋浑然一体，而且说明了该赋的宗旨和基本内容。理清《序》的叙事和用典书怀脉络，无疑有利于全面的理解《哀江南赋》和庾信同时期其它作品，如《拟咏怀》，更能对庾信后期的创作实绩和思想感情状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哀江南赋》和《序》的写作，与庾信当时的经历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关于写作年代，陈寅恪推定为公元578年，庾信65岁时作，而鲁同群在《庾信入北仕历及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中定为公元557年。（《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P133）。加腾国安学者也指出“清代吴兆宜据本传为《哀江南赋》作于子山暮年，近人又进而指实为周武帝宣政六年（公元578年），时庾信六十六岁。”不过他认为“《哀江南赋》为入北不久，即四十四岁（公元
557
年）所作。”（《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萧涤非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P147）。虽然学术上存在大体上的两种时间差异，但是不影响对《序》中的叙事与用典抒书怀两种表达方式的分析。
首段共15句，其中开头至“穷于甲戌”，和“信年始二毛”一句，皆为叙述语段（“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归为议论语段，与用典抒怀相区别）。这两部分说的就是侯景之乱中庾信家人被害，“台城陷落，信奔江陵”，而庾信又在公元554年被萧绎派遣出使西魏，后江陵陷落，萧绎被杀，子山留任北方，“遥临国亡矣”（《庾子山集注》，上册，中华书局，P95）。（《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陈玉成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413-415）。所以作者在第一段中的一系列用典中，围绕这些事件有感而发。罗宪哭于都庭典、叔孙婼囚于客馆典、傅燮死守汉阳典等13个典故。分别按照自己的凄惨遭遇而编排一一抒发之：梁朝倾覆的悲叹、自己羁留西魏的感慨、中兴梁朝而不能的无助、苟且屈仕于西魏的耻辱，以及自己行役途中的困顿。第一段大体上是“叙事句+用典抒怀句+叙事句+用典抒怀句+总括”的模式。
第一段中有一个句子让人费解：“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似乎与上下文不衔接。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庾信从小受父亲庾肩吾的教育，儒学对其影响较大，但经世致用、道德修养的积极方面未对子山起多大作用。（《南北朝文学史》）。我个人认为这为他的仕西魏找到了根源。而《哀江南赋》中是有“述家风”“陈世德”等内容的，如“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哀江南赋》）。况且在梁朝忠臣相继归降西魏后，子山是有过兴复梁朝的壮志的，但结果却是“去国背恩，食一朝之粟”，现在他已至暮年，流离一生，既无颜对宗族，以无颜对子孙。所以以此句来表达自己悲叹身世、感怀梁朝等复杂的情感。
第二段与第一段抒发的感情相似，只是六句中，有十次用典，除首句，每句两典，从而使自己的复杂情感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而且又增加了几个方面：对世事的感叹、被西魏所欺的愤懑、不能挽救梁朝的遗恨，其情感进一步深入。
第三段的抒怀与前两段差异较大。把主要方面转入了梁朝灭亡的必然性上，如贪官横行、朝衰兵弱，还有为自己无法南归而找的客观原因——“舟楫路穷，风飚道阻”。
在抒发情感的综合分析上，《南北朝文学史》归结为乡关之思，而乡关之思又包括了亡国之痛和羁旅之愁，二者结合于内心的矛盾痛苦之中。庾信的本传中也提到“信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庾子山集注》）。我觉得仅有亡国之痛和羁旅之仇是远远不能概括所分析列举的情感的。
而
陈良运先生概括为“既有‘自悲身世’‘感念王室’的哀伤，也有“遂餐周粟”的自惭自悔；既有‘燕歌远行’的凄恻，也有‘楚老相逢’的苍凉”。（《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P104）。这四点相对来说比较全面，但陈先生概括的仅仅是从庾信对梁、对自己的一种情感态度，那么他对西魏的情感是否有所流露呢？答案是一定的。
江陵攻陷，庾信子女全都被害，而自己困顿逃亡，被西魏所欺，不可能不对西魏咬牙切齿。但是他“仕于西魏，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南朝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摘清倪璠《庾子山年谱》）。这种怨恨之情平淡了，或者说要隐匿起来，但还是可以从几个词中揣测出来，如“囚”“丧乱”“流离”。
关于《哀江南赋（并序）》是否是为作者的“失节”而掩饰（清初，全祖望），虽然无法全部肯定，但作者对自己失节是有一些遮掩的。这可以体现在他对梁王朝的批判、对自己无路可走的境遇的描述等方面。我认为作者既有“衷心之流露”，又有“行事之文饰”（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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