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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夔州竹枝歌舞与竹枝词渊源初探

2015-08-27 07:30阅读:

夔州竹枝歌舞与竹枝词渊源初探

竹枝词是从夔州三峡地区民间竹枝歌舞演变而来的一种新诗体,一千多年来广泛、持久地流传不衰。据专家估计,从唐代到清代,竹枝词作品至少有十万首以上。这个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具有重要意义。而由竹枝歌舞演变成文坛竹枝词的全过程,深深地植根于奉节县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是竹枝词发生、发展、成熟的三座里程碑。下面,试对竹枝词的这一演变过程和这三座里程碑的历史作用进行一番粗浅的探讨。
刘禹锡在奉节发现民间竹枝歌舞并仿作《竹枝词》
将夔州三峡地区的竹枝歌改造成一种新诗体的旗手,是中唐时期优秀诗人刘禹锡。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贞元七年(791年)进士,官监察御史。曾参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后又任连州、夔州、和州刺史,官至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晚年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白居易称他为“诗豪”。他在唐长庆二年(822年)至长庆四年(824年)任夔州刺史期间,十分喜爱夔州一带盛行的竹枝歌舞,并从竹枝歌中吸取养料,模仿竹枝歌,按照其曲调创制新词,作《竹枝词九首并引》和《竹枝词二首》。“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s
uī) ,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jié)如吴声。虽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之。附于末。后之聆巴(yú),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引》中交待了他看到竹枝歌舞的时间、地点,介绍了它的表演形式和音调低平掩映、情意含蓄婉转的特点,叙述了他效法屈原创作《九歌》的精神来创作竹枝九篇的动机,以求达到开创一种新诗风的目的。竹枝歌舞流传久远,起源于何时无从查考,但在长期流行的过程中“绝少人注意及之”(马稚青《竹枝词研究》),是刘禹锡在夔州发现了她,他的《竹枝词九首引》最早记载了夔州竹枝歌舞的有关情况。
刘禹锡说他见到“里中儿联歌竹枝”的地点是“建平”。新《巫山县志·史志述略》载:“唐长庆二年(822年)正月,诗人刘禹锡自夔州来县,见县人联歌《竹枝》,遂作《竹枝词》九首。”这种说法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中的“建平”古郡当作了今巫山县。因此,说刘禹锡从夔州(奉节)到巫山县才见到“里中儿联歌竹枝”。这种推断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刘禹锡所说的“建平”,不是指今巫山县,而是指夔州,他是用原夔州都督府辖境内的古建平郡指代夔州。“余来建平”,就是“我来夔州”之意。其理由如下:
其一,专家和权威机构早有正确的解释。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171页《竹枝词》的“解题”,对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中的“建平”是这样解释的:“建平,古郡名,三国时吴置,故治在今四川省巫山县,这里指夔州。”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下)123页《竹枝词》的注释,对“建平”的解释是“泛指夔州”。
其二,唐人作诗,爱用古地名指代现代地名。刘禹锡在《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诗中用旧郡名云安指代夔州,因为夔州曾为云安郡。《旧唐书·地理志》载:夔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云安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夔州”。这里的云安不是指云安县,而是指夔州。“始至云安”就是始至夔州。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引》中用古郡名建平指代夔州,因为夔州与建平在地域上是一个从属关系。
清道光《夔州府志》载:“唐武德二年改为夔州,仍治瞿塘关,七年增置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黔中郡、巫郡均为古郡名。吴孙休永安三年(260年),分宜都郡置建平郡,辖巫县、秭归、兴山、沙渠、建始,治巫县。据《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九·舆地考五》载:(晋时)“建平八县(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巫即巫县,后改名为巫山;北井后改名为巫溪;泰昌后改名为大昌,后并入巫山;信陵后改名为巴东;沙渠后改名为恩施:实为今之七县。但据《湖北市县概况》有关县的建置沿革记载:巴东、兴山、建始、秭归、恩施、利川、咸丰、来凤属古建平郡,加上今重庆的巫山、巫溪,共计十县。其中建始、利川、咸丰、来凤属古黔中郡,巫山、巫溪、秭归、兴山、巴东、恩施属古巫郡。建平郡所辖十县分属古黔中郡和巫郡,古建平郡的故地尽在或大部在原夔州都督府的辖境之内。刘禹锡用古郡名建平指代夔州,是合情合理的。
上述分析,印证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唐诗选》两部书对建平的注释是客观的、有依据的。
其三,夔州的治所奉节盛行竹枝歌舞。刘禹锡到夔州任刺史必须首先到夔州的治所奉节县。他一到奉节县就可以看到各种表演形式的竹枝歌舞,不可能是要到巫山县后才能看到的。
奉节县盛行竹枝歌舞,在白居易的《竹枝词四首》中有生动的描绘。在刘禹锡任夔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就到过奉节。唐元和十三年(818年)冬,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他在忠州任职期间,曾到奉节县游白帝城、香山寺、瞿塘峡等名胜,作《初入峡有感》《夜上瞿塘》《滟堆》《竹枝词四首》等诗作。他的《竹枝词四首》中,有三首反映了奉节野唱竹枝歌的情景。
其一
瞿唐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
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
其三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煞江楼病使君。
其四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诗中清楚地点明野唱竹枝歌的地点就是奉节县城——白帝城和瞿塘峡。从“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前声断咽后声迟”等诗句描写的情况看,形式有独唱、齐唱、联唱等。白居易到奉节县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一到奉节县,就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多次听见以不同形式歌唱的竹枝歌。
白居易到奉节县作短暂的逗留,很快就发现了奉节县民间演唱的竹枝歌舞,并且受到感染,作《竹枝词四首》。刘禹锡到夔州上任,在夔州治所奉节县不可能没有看到民间演唱竹枝歌舞。竹枝歌舞在奉节县随时随地可见,刘禹锡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春,刘禹锡就任夔州刺史。《竹枝词九首引》所记见到“里中儿联歌竹枝”的时间是“岁正月”,即长庆二年春的正月。刘禹锡到达夔州任所的具体时间 是正月二日。他在长庆二年正月五日给唐穆宗的《夔州谢上表》中说:“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讫。”他到夔州上任时正逢春节。在新年大节里,夔州更有竹枝歌舞盛会,他一到夔州就能看到。所以,他在长庆二年正月看到“里中儿联歌竹枝”的地点,只能是奉节县,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上述三点,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共同证明了一个问题,即刘禹锡于长庆二年春正月在夔州治所奉节县看到了“里中儿联歌竹枝”,于是仿效屈原作《九歌》,依照当地竹枝歌的曲调仿作竹枝九篇,教善于演唱竹枝歌的歌手传扬。“惟有九歌辞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别夔州官吏》)刘禹锡在离开夔州时,希望夔州民间在迎神赛会时,能用他写的新词来代替旧辞演唱,把他所开创的新诗体和新诗风广泛地传扬开去。
杜甫《夔州歌十绝句》首开竹枝先河
在奉节县这块民歌的沃土上,杜甫、白居易、刘禹锡三位大诗人相继来到这里,接力似的完成了竹枝词从民间走上文坛的演变。杜甫则是这个演变的先驱。
近人马稚青在他的《竹枝词研究》中指出:“《竹枝词》原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杜甫于大历元年(766年)春至大历三年(768年)春寓居夔州。从杜甫的夔州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夔州的“夷歌番舞”是时时处处都能闻见的。“闾阎儿女换,歌舞岁时新。”(《谒先主庙》)“一人先舞剑,百戏后歌樵。”(《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其二)在宴会上表演的娱乐节目也少不了山歌。“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阁夜》)即使在战乱之中,夜间也还有渔人、樵夫野唱夷歌。“蛮歌犯星起,空觉在天边。”(《夜二首》其一)晨星未落,蛮歌又起。“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其一)无论是祭祀、宴享,无论是山间、水上,无论是清晨、夜晚,都能听到包括竹枝歌在内的各种民歌。“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新赁草屋五首》其二)“巴渝,指夔州(今奉节县)和渝州(今重庆)一带。此指夔州。”(韩成武、张志民《杜甫诗全释》)《实用诗词格律词典》释:《竹枝》,又叫巴渝辞。杜甫称巴渝辞为巴渝曲,是作诗合乎平仄的需要。“万里巴渝曲”第五字应为仄声,“辞”是平声字,故用仄声字“曲”替代。因此,巴渝曲成了巴渝辞的别称,也是《竹枝》的又一个称谓。“三年实饱闻”句写他从永泰元年(765年)秋到云安县逗留半年后移居夔州,至大历三年(767年)已经三年。一个“饱”字,充分反映他在这三年之间,听得最多的是巴渝曲,受影响最深的也是巴渝曲,即夔州竹枝歌。但这时他已经意识到竹枝歌需要改造,故云“竹枝歌未好”,并作了一些改造的尝试,为白居易、刘禹锡进一步改造竹枝歌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杜甫本来就注重向民歌学习。他在夔州生活近两年,耳濡目染的是夔州竹枝歌舞,更是他向民歌学习的最好时机。受竹枝歌的影响,他创作了竹枝词的开山之作《夔州歌十绝句》,主要写夔州的山川形胜、历史人物、风土人情。语言通俗流畅。从格律上看,十首之中只有其四和其十合律,其他八首均不合律。如“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西东一万家,江北江南春冬花”,“东屯稻畦一万顷,北有涧水通青苗”等,不合律处较多,不赘述。杜甫为了用民歌手法剪裁通俗语言和具有乡土风味的名物入诗,突破了格律的束缚。杜甫在《遣闷戏路十九曹长》诗中称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但他在《夔州歌十绝句》中不拘格律,是为了使它们具有竹枝歌的风味而有意为之的。
明代董文焕《声调诗谱图说》云:“至竹枝词,......其格非古非律,半杂歌谣。平仄之法,在拗、古、律之间,不得全用古体。若天籁所至,则又不尽拘泥也。”可见,格律较自由是竹枝词的一大特征,成为与七言绝句的重要区别之一,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竹枝词。清代翁方纲说:“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他认为,杜甫的“夔州歌”是竹枝词的开山之作,只是没有以“竹枝”为题而已。但杜甫在《夔州歌十绝句》的题目中,既用“歌”,又用“绝句”:“歌”指民歌,泛咏风土,不讲究格律;绝句的格律严格,两者并用于题目之中,表明作者自己写的是民歌和绝句的结合体——竹枝体。
刘禹锡、白居易接力发展竹枝词影响广泛、深远
杜甫在夔州作竹枝体诗歌《夔州歌十绝句》,踵武其后的是白居易、刘禹锡。
五十年后,白居易来到夔州,作《竹枝词四首》,较系统地反映了奉节唱竹枝歌的风俗习惯,在格律上仍然较宽。第二首的第二句“夜静山空歇又闻”和第三句“蛮儿巴女齐声唱”失粘,因而尾联完全不合平仄。不但如此,而且在杜甫竹枝体诗歌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就地取材,直接以夔州竹枝歌为题,在夔州第一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竹枝词”这个品牌。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是在夔州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在民间流传的竹枝歌舞,直接从竹枝歌中吸取养料进行创作的。在白居易之前,杜甫之后,顾况也写过一首《竹枝词》,但这首《竹枝词》“是直接学习江南民歌的作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不是在夔州直接学习竹枝歌的作品。
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及《竹枝词二首》,在白居易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不但以竹枝名篇,而且采用民歌题材和手法用组诗的形式进行创作,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夔州风情画卷:有客居的相思,有对世态人心的感慨,有青年男女的恋情,有夔州的风俗习惯,有山区农民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比兴、双关、重迭回环等手法的运用,更具民歌风味;《竹枝词九首》没有一首是合乎平仄的。他的《竹枝词》已从绝句的模式中脱胎而出,题材更加广阔,风格更具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一种与绝句迥然不同的新诗体,诗风为之一变。正如他在《竹枝词九首引》中说的那样:“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歌也。巴即竹枝词
刘禹锡为了学习竹枝歌和推广竹枝词,还学会了唱竹枝歌。白居易在《忆梦得》诗自注中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刘禹锡不但积极为竹枝歌舞写作新词,而且还让善于演唱竹枝歌的民间歌手演唱、传扬。他还到民间去,把自己创作的新词“教里中儿歌之”,积极地加以推广。
在夔州,从杜甫开始,经过白居易的接力,到刘禹锡发扬光大,前后经历了五十多年,文坛竹枝词这个新诗体臻于成熟,谱写了一曲绚丽的“竹枝三部曲”。竹枝词既可以配乐歌唱,也可以不歌而诵,为后世竹枝词脱离歌唱而独成一体铺平了道路。这三位大诗人在奉节县完成了从竹枝歌舞到文坛竹枝词的演变,打造出一个文坛竹枝词的高地。由于他们的开拓、创新和提倡,文坛竹枝词这种既有鲜明的民歌风格,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受诗人和读者喜爱的新诗体,以高屋建瓴之势,很快传播开来,在唐诗中别开生面,对后世影响也很深远。马稚青指出:“《竹枝》原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迨刘、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澳yù》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几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别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刘禹锡功不可没;奉节县的夔州竹枝歌舞,为他们完成从民间竹枝歌到文坛竹枝词这一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良好的氛围,同样功不可没。
刘禹锡之后,唐代的李涉、皇甫松、孙光宪,宋代的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汪元量、陆游,元代的杨维桢、虞集、倪瓒、马祖常、袁桷,明代的李东阳、杨慎、高启、徐渭、王夫之、袁宏道,清代的王士祯、朱彝尊、高士奇、查慎行、孔尚任、袁启旭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还有众多的诗人不胜枚举,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有的还编辑出版了竹枝词专辑,为竹枝词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地域上从通都大邑到部分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华人所在的域外诸国也有作品出现,如郁达夫有《日本竹枝词》、郭则有《江户竹枝词》、潘飞声有《柏林竹枝词》,还有《伦敦竹枝词》、《海外竹枝词》等等。”(段天顺《漫话竹枝词》)当代写竹枝词的诗人更多,分散发表于各地诗词刊物的竹枝词无法统计;除了一些以地方名称命名的竹枝词专集收入部分当代诗人写的竹枝词外,仅《中华当代竹枝词》一书就收入当代优秀竹枝词作品2000多首。
巴渝辞和巴渝舞仅一字不同不容混肴
唐代诗人皇甫松在他的《竹枝词》标题中注明其“一为巴渝辞”。竹枝词又名巴渝辞,与巴渝舞仅一字不同。巴渝辞源于竹枝歌舞,所以有人认为巴渝舞是竹枝歌舞的源头,把它们混为一谈。其实,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间表演艺术形式:
其一,竹枝歌舞和巴渝舞的表现形制不同。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引》是解读竹枝歌舞的一把钥匙,它告诉人们:竹枝歌舞是歌(词)、舞、乐三者合一的表演形式,歌者扬袂睢舞,边唱边跳,以短笛和盆鼓伴奏;音调低平掩映细腻,情意含蓄委婉曲折,像春秋时期卫国民歌一样多表现男女爱情。其演唱形式是多样的。白居易、刘禹锡的竹枝词中反映出来的演唱形式有独唱、联唱、齐唱等。皇甫松、孙光宪的竹枝词有和声,每句第四字之后有“竹枝”二字,句末有“女儿”二字,这正是一人领唱、众人随和的演唱形式所需要的,是竹枝歌舞演唱形式多样性在文人竹枝词中的反映。联唱竹枝歌具有赛歌的性质,唱者为主,乐器伴奏,分工明确。唐代诗人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诗云:
天晴露白钟漏迟,泪痕满面看竹枝。
曲终寒竹风袅袅,西方落叶东方晓。
夔州三峡地区盛产竹。竹与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人们有崇竹的习俗。舞者手持青翠的竹枝起舞,既增添了舞姿的优美,又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巴渝舞 汉代西南少数民族舞蹈。”(1999年版《辞海》)“巴渝舞 舞名。”(《辞源》)修订本)两部辞书都将巴渝舞定性为舞蹈。汉高祖时,巴渝舞有“鼓员三十六人”(《汉书·礼乐志》),至汉章帝时改巴渝舞名(bǐng)舞。“舞亦作‘鼙舞’。汉魏晋舞蹈。用于宴享。舞者执而舞。”(1999年版《辞海》)是古代军中所击的小鼓。由上述可知,巴渝舞的舞者手持鼓而舞,边击边舞。想见汉高祖时三十六名鼓员,每人执一面鼓,边击边舞,鼓声激昂,舞姿刚劲,表现出雄壮威猛的气概,以颂扬汉高祖的赫赫武功。在这种情况下,歌唱显然不是主要的。即使有歌唱,也是威武、雄壮的歌,哪里还会有半点“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的味道!
其二,舞蹈的性质和产生的地域不同。
“古代用于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的舞蹈称雅舞。分文舞和武舞两大类。文舞的舞者左手执(状如排箫或笛的乐器),右手秉翟(用野鸡尾装饰的舞具)。武舞的舞者手执朱干(盾)、玉戚(斧)等兵器。历代都有增删修订,以歌颂本朝的文治武功。”(1999年版《辞海》)竹枝和巴渝舞被收入乐府以后,成为宫廷中两种不同的雅舞。
根据演唱形制来看,竹枝应属于文舞一类的。夔州竹枝歌舞最初是祀神的。刘禹锡《别夔州官吏》诗中“惟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明明白白地说他的《竹枝词》是替代竹枝歌旧词来祀神的。竹枝歌舞的一个最富特征的舞蹈动作就是“扬袂睢舞”。“扬”是飞举之意,“扬袂”即是向上挥动衣袖。“睢”是仰目而视之意。“扬袂睢舞”是仰目而视并向上挥动衣袖而舞。因为被祭祀的神灵高高在上,所以以此表示对神的虔诚和崇敬,加上优美的舞姿和道具,达到使神愉悦、替人降福消灾的目的。后来逐渐演变,由娱神而至于娱人,成为赛歌、欢庆的活动。歌唱的内容也由单一的称颂神灵发展到反映劳动生产和男女恋情等。
根据表演形制来看,巴渝舞应属于武舞一个类型。“巴有cóng)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人定三秦。”(应劭《风俗通》)“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生劲勇,数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舞也。’ ”(《华阳国志·巴志》)刘邦喜人舞姿英武,命乐工学习,编入宫廷乐府。因人居住在渝水边,故名其舞为巴渝舞。此后,巴渝舞在历朝宫廷中流传演变,至隋文帝时被废止。巴渝舞是人尚武精神的体现,是汉高祖攻取关中战争的产物。“人英勇善战,东汉经常征调他们从军,北上汉中,两败羌人;东下武陵,镇压叛蛮;南入益州,助平南夷,屡立战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以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巴渝舞》同人的尚武和征战频繁的生活密切相关。
两相比较,竹枝歌舞和巴渝舞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不容混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段渝在《巴国的历史和文化》一文(《文史知识》200812期)中说:“从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下令将巴渝舞移入宫廷,至隋代而止,巴渝舞成为了历代皇朝朝廷的宗庙祭祀大曲。巴渝舞在民间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在西南地区长久保存下来,形成了诸多流派。江南地区的‘盾牌舞’,湘西地区土家人的‘摆手舞’,四川盆地东部巴人后裔的‘踏蹄舞’,都是巴渝舞的变体。”显而易见,夔州竹枝歌舞不在巴渝舞的变体之列。段渝的研究,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阆中渝水民间流传的巴渝舞,不是夔州三峡地区竹枝歌舞的源头。刘禹锡在奉节县写的《竹枝词二首》其二中说得好:“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诗句的意思是当地人会唱夔州三峡地区本乡的竹枝歌。
竹枝歌舞的竹枝歌就是夔州三峡地区的民歌。文坛竹枝词是改造竹枝歌舞的竹枝歌而形成的一种新诗体。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是文坛竹枝词在夔州发生、发展、成熟全过程的三座里程碑。奉节县有此三座里程碑,堪称竹枝词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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