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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及其评价(二)

2006-10-09 23:56阅读:
胡适的许多理论主张,都在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得到了实践。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有这样几段话:“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1]“他可以不动笔,但他不能不动手动脚,去创造那逼出证据的境地与机会。”[2]“只因为纸上的材料不但有限,并且在那个‘古’字底下罩着许多浅陋幼稚愚妄的胡说。”[3]
研究语言、音韵,“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4]“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5]“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单单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使用什么材料。”[6]这些思想,日后都变成了傅斯年和史语所行动的纲领。胡、傅之间的默契,正实现了历史学早期科学观念的提倡和实践。
其次,傅斯年早年有过留学欧洲的经历,曾留学英、德,努力学习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广泛涉猎心理学、语言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在他的史学实践中,不仅使用了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还有心理分析学的方法,有进化论、统计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有解释学的方法。这些都来源于其早年所受的科学方法的训练。
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兰克为首的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要想探明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们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史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这样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因此史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和辨析,辨别真伪,确定其价值。傅斯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张广智认为,“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明确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在中国形成了兰克学派的分支”。[7]


[1] 胡适《胡适作品集11·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版,P150
[2] 同上,P153
[3] 同上,P154
[4] 同上,P155
[5] 同上,P155156
[6] 同上,P156
[7] 张广智《克里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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