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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心存志向，脚下有路。孔子跟学生们谈志向，既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也了解学生们想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轮到曾皙（名点，字子晳）回答的时候，孔子问道：“点，尔何如？”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回答道：“莫（通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道：“吾与点也。”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各种人才，子路、冉有、公西华想当官，以施展才能、实现安邦治国的抱负。这样的选择，未尝不可，而曾皙的说法正合孔子的心意。说明孔子不那么想居庙堂之高，而更乐意处江湖之远，听从心灵的指引与感知。由此，我们从孔子和曾皙那里得到了思悟：与其在宫廷衙门里当孤家寡人，跟人勾心斗角，不如携妻带子、呼朋唤友，到绿水青山那广阔的怀抱里迎风沐雨，尽情感受生命中宽松、惬意的时刻。特别是在自然界最美好的季节，应该更加珍惜那样的每一分每一秒。此外，我们也看到孔子和弟子们发表见解的方式很接地气，他们并非站在讲坛上振衣挥袖、高谈阔论，而是在日常的、随意的交流对话中，把这么庄严的事给轻松完成了；我们还发现他们所言之志，虽出自学生之口，但很成熟，很切实：“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般惬意经验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三月底四月初的北方（山东）天气温暖，惠风和畅；是春服供奉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松一口气了；是熟悉的大人小孩又度过一个寒冬，又能相聚在一起了。这些，都是令人心情舒畅，甚至觉得幸运的原因，于是，一声招呼之下，大家都向开阔处奔去，散心、歌唱、飞扬，多么自然而然、合情合理。
孔子认同的曾皙的理念，能把人引向一条自由、自在的尘世之路。然而，尘世之路怎么可能总是顺风顺水、喜乐甜蜜的？那更多的是劫数重重、受苦受难——子路、冉有他们所说那条路也不能幸免。
从公元650年到755年，也就是从唐高宗李治执政开始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近一百年，是史学家认为的盛唐。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王维、崔颢、高适、杜甫、岑参等诸多诗人，都曾生活在那个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边疆稳固的时代。后世提起他们，就像遥望天上的闪耀群星一样，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然而，安史之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黄巢起义等因素合力助推，把唐朝从空前强盛推向衰落，时局纷乱，民不聊生。对此，《新唐书》这般记载：“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韦应物用“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登高望洛城作》）来抒写的盛世景象，不复重来。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春，杜甫身处沦陷区长安，为国都破败、骨肉分离所苦，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763年2月17日，唐军总算平定了安史之乱。那一年，杜甫被召补京兆功曹参军，却未赴任；次年春，杜甫寄居阆州，作《忆昔二首》表达了对现实的忧虑和感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每个时代都有不测之风云，每个人都有旦夕之祸福。时代的和平与动乱，个人的欢喜与忧愁，都留在杜甫用一生去抒写的诗篇里。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和龚自珍等后辈文人，也或多或少记录了时代与个人的命运。从前人留下的浩瀚的典籍里，我们反反复复看到这一层意思：人生在世，每一天都是安乐与危难并存，安乐时，要倍加警惕危难的来临，而危难总是让人措手不及，让人感到无力和渺小。
去年春节，我第一次在外地过年，离家五千里，搭飞机走三小时五十分钟，掠过广袤大陆上的万水千山，才能回到碧海中的那座小岛上。那些天，往日的高速路不堵车了，人头攒动的商业街静下来了，歌舞潮涌的广场也空了。不见飘雪的城市上空，云层抑郁。暖气没坏，还像前几日那样开着，我却感到说不清道不明的双肩发冷，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便想缩回被窝里。背井离乡，一个人过年的孤寂，实在是难以消受。因此，今年春节前，我提前买机票回家跟父母弟妹们相聚，决定在年后去江南拍摄桃花流水，去西南看好久不见的朋友。然而，现在已是初夏，海棠樱花随风落尽，新冠疫情还在全球蔓延，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想想，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啊，天灾毕竟不是家常便饭，谁相信这家伙会骤然爆发？而在疫情爆发之初，在真正了解两个人面对面说话或擦肩而过就有可能被传染以致丧命的事实之前，武汉人、首尔人、东京人、伊斯坦布尔人、孟买人、马德里人、纽约人、巴黎人、伦敦人、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人……谁相信病毒惨烈至此？谁明明知道病毒将迅速肆虐全人类却故意隐瞒真相？我私下这样想：断断不会有那样的罪恶之人，有的只是因恐慌、疑惑、错乱而丧失控制疫情良机的无心之过。因此，对于那些大喊追责、令人谢罪的言语，那些咬牙切齿骂人，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的行为，我都把他们看做是因冲动而烧坏脑子的迷糊表现。我明白，真正有良知、有正气的人，总是会给人予善心和暖意，而不会随时都显露他那副凶神恶煞的嘴脸；也是因为看到国内疫情控制得很好，而国外仍是慌乱一片，我清楚，不管是黄人、白人、黑人，生存的危机必将越来越尖锐，活下去的出路越来越逼仄。于是，我暂时放下了去年许下的愿望，严严实实地戴上口罩，搭乘1月28日的飞机回到我工作的城市。那一天，我不吃飞机上提供的餐饮，抑制着有生以来从未体验的惊慌，跟绝大多数乘客一样，把近四个小时的空中旅程一秒接一秒地憋到了尽头。洗完澡，脸颊上的布面压痕未退，松紧绳勒进耳根的痛痒仍在。
如今，整整三个月过去了，我跟同事们仍在等待正常上班的消息。不过，最初的惊慌感觉已经消除，出门戴口罩、回来洗手换衣服，不知不觉成了习惯。而不太甘愿的是，我收起了远足、会友的小心思，如同把年轻时未寄出的情书装进厚厚的纸盒里——怎么能心甘情愿呢？来年一路寻去的地方，绝非今年模样；他日见着的人儿，注定多了一层烟尘……
此生怎么会经历这般怪异凶险的一个春天？真是绞尽脑汁都想不到啊！
而春天，仍是寒冬过后的春天，是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的春天，诗仙和诗史的春天，叛徒和义士的春天，也是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春天；春天并不会因为人间瘟疫肆虐、祸患连连、山河破碎而推迟到来的时间。因此，我要不时提醒自己：春天就是来敲击门窗让人们出去沐浴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就是叫人穿过硝烟跨过战壕坐在废墟上痛哭的，就是叫人为逝者献上一抔新土拭擦墓碑或十字架的，也是来叫人想想为什么会遭遇那一场风雪，并站起来眺望，看看踏上哪条路，才能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2020.04.28-05.02
孔子认同的曾皙的理念，能把人引向一条自由、自在的尘世之路。然而，尘世之路怎么可能总是顺风顺水、喜乐甜蜜的？那更多的是劫数重重、受苦受难——子路、冉有他们所说那条路也不能幸免。
从公元650年到755年，也就是从唐高宗李治执政开始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近一百年，是史学家认为的盛唐。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王维、崔颢、高适、杜甫、岑参等诸多诗人，都曾生活在那个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边疆稳固的时代。后世提起他们，就像遥望天上的闪耀群星一样，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然而，安史之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黄巢起义等因素合力助推，把唐朝从空前强盛推向衰落，时局纷乱，民不聊生。对此，《新唐书》这般记载：“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韦应物用“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登高望洛城作》）来抒写的盛世景象，不复重来。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春，杜甫身处沦陷区长安，为国都破败、骨肉分离所苦，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763年2月17日，唐军总算平定了安史之乱。那一年，杜甫被召补京兆功曹参军，却未赴任；次年春，杜甫寄居阆州，作《忆昔二首》表达了对现实的忧虑和感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每个时代都有不测之风云，每个人都有旦夕之祸福。时代的和平与动乱，个人的欢喜与忧愁，都留在杜甫用一生去抒写的诗篇里。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和龚自珍等后辈文人，也或多或少记录了时代与个人的命运。从前人留下的浩瀚的典籍里，我们反反复复看到这一层意思：人生在世，每一天都是安乐与危难并存，安乐时，要倍加警惕危难的来临，而危难总是让人措手不及，让人感到无力和渺小。
去年春节，我第一次在外地过年，离家五千里，搭飞机走三小时五十分钟，掠过广袤大陆上的万水千山，才能回到碧海中的那座小岛上。那些天，往日的高速路不堵车了，人头攒动的商业街静下来了，歌舞潮涌的广场也空了。不见飘雪的城市上空，云层抑郁。暖气没坏，还像前几日那样开着，我却感到说不清道不明的双肩发冷，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便想缩回被窝里。背井离乡，一个人过年的孤寂，实在是难以消受。因此，今年春节前，我提前买机票回家跟父母弟妹们相聚，决定在年后去江南拍摄桃花流水，去西南看好久不见的朋友。然而，现在已是初夏，海棠樱花随风落尽，新冠疫情还在全球蔓延，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想想，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啊，天灾毕竟不是家常便饭，谁相信这家伙会骤然爆发？而在疫情爆发之初，在真正了解两个人面对面说话或擦肩而过就有可能被传染以致丧命的事实之前，武汉人、首尔人、东京人、伊斯坦布尔人、孟买人、马德里人、纽约人、巴黎人、伦敦人、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人……谁相信病毒惨烈至此？谁明明知道病毒将迅速肆虐全人类却故意隐瞒真相？我私下这样想：断断不会有那样的罪恶之人，有的只是因恐慌、疑惑、错乱而丧失控制疫情良机的无心之过。因此，对于那些大喊追责、令人谢罪的言语，那些咬牙切齿骂人，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的行为，我都把他们看做是因冲动而烧坏脑子的迷糊表现。我明白，真正有良知、有正气的人，总是会给人予善心和暖意，而不会随时都显露他那副凶神恶煞的嘴脸；也是因为看到国内疫情控制得很好，而国外仍是慌乱一片，我清楚，不管是黄人、白人、黑人，生存的危机必将越来越尖锐，活下去的出路越来越逼仄。于是，我暂时放下了去年许下的愿望，严严实实地戴上口罩，搭乘1月28日的飞机回到我工作的城市。那一天，我不吃飞机上提供的餐饮，抑制着有生以来从未体验的惊慌，跟绝大多数乘客一样，把近四个小时的空中旅程一秒接一秒地憋到了尽头。洗完澡，脸颊上的布面压痕未退，松紧绳勒进耳根的痛痒仍在。
如今，整整三个月过去了，我跟同事们仍在等待正常上班的消息。不过，最初的惊慌感觉已经消除，出门戴口罩、回来洗手换衣服，不知不觉成了习惯。而不太甘愿的是，我收起了远足、会友的小心思，如同把年轻时未寄出的情书装进厚厚的纸盒里——怎么能心甘情愿呢？来年一路寻去的地方，绝非今年模样；他日见着的人儿，注定多了一层烟尘……
此生怎么会经历这般怪异凶险的一个春天？真是绞尽脑汁都想不到啊！
而春天，仍是寒冬过后的春天，是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的春天，诗仙和诗史的春天，叛徒和义士的春天，也是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春天；春天并不会因为人间瘟疫肆虐、祸患连连、山河破碎而推迟到来的时间。因此，我要不时提醒自己：春天就是来敲击门窗让人们出去沐浴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就是叫人穿过硝烟跨过战壕坐在废墟上痛哭的，就是叫人为逝者献上一抔新土拭擦墓碑或十字架的，也是来叫人想想为什么会遭遇那一场风雪，并站起来眺望，看看踏上哪条路，才能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2020.04.28-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