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蕴新论 |
作者：许锡强 [字体：大 中 小] 两难处境里的悲叹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蕴新论 引言：在京口这个典故世界里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刚一写成，岳珂就曾给予“新作微觉用事多耳”的评价。所谓“用事”就是运用典故，而“作为艺术符号的典故用在诗歌里，能使诗歌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而且使诗歌显得精致、富赡而含蓄。”[1] 但奇怪的是，历来对《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蕴的分析，却都殊途同归—— “通过怀古，以言时事，体现作者坚决主张抗金，同时又反对冒进误国的正确思想，流露出老当益壮的战斗豪情。”[2] “通过怀古，体现了作者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的正确思想。”[3] 这样的解释，显然缩小了词的内涵。因为辛弃疾知镇江府，却在词中称镇江为京口，已然把眼前风光作了典故化处理—— 镇江即古之京口，是三国孙吴一度建都之地，孙权曾和刘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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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相聚。北固山高约53米，长约100米，下临长江，石壁陡峭，有“京口第一山”之称。山上有甘露寺，顶峰有多景楼，与之相距不远的是北固亭，各种建筑都因孙刘会晤而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北固亭，也作北顾亭，东晋蔡谟始建，谢安复营葺之，梁武帝改名为北顾亭。南宋干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重修，并在《重建北固亭记》云：“兹地控楚负吴，襟山带湖，登高北望，使人有焚龙庭、空漠北之志。神州陆沉殆五十年，岂无忠义之士奋然自拔，为朝廷快宿愤，报不共戴天之仇，而乃甘心恃江为固乎？则予是亭之复，不特为登览也。”又重修多景楼，有《多景楼记》：“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
在北伐战事呼之欲出之时，作者身世浩茫，处境微妙，登临北固亭，府瞰镇江城，自然“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4]，慨然有恢复之意，除了想起孙权和刘裕这两个历史上的有为之君，还会想到些什幺呢？
——想到南宋名将张浚曾在此不战而退金军。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伪齐刘豫联合金军攻宋，南宋名将张浚知枢密院使，“即日赴江上视师。时兀术（zhú）拥兵十万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浚长驱临江，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浚既部分诸将，身留镇江节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诣兀术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术色变，夕遁。”伪齐军亦弃辎重而逃。[5]
——想到挚友陈亮（字同甫）曾到此考察形势。“同父之志，平盖万夫，横渠少日，慷慨是须，拟将十万，登封狼胥。”[6]淳熙十五年（1188年）春，曾特地前往长江沿岸的建康、京口一带考察山川形势和民心所向，写下著名词篇《念奴娇·登多景楼》，回京都后第四次上书宋孝宗：“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虎之藏穴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中国为一哉！”重申自己北伐的主张。同年冬天，又赴江西上饶访问辛弃疾，同游鹅湖，极论世事，畅叙弥旬始别，别后相和为词，佳作纷呈。
——想到京口是他本人南归后第一个安家之地。那时，他虽然失去了他从北方带来的一万人马，但却与邢台范邦彦之女结婚，往来尚多南归的北方人。逐渐地，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尽管尽职尽忠，政绩卓著，但却始终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既希望“金印明年如斗大”（《满江红·“笳鼓归来”》），有朝一日，转赴抗金前线；又早有“更乞鉴湖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思想准备。淳熙八年(1181年)，落职到上饶带湖新居闲居十年，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移居铅山瓢泉新居闲居八年。虽然“平生塞北江南”（《清平乐·“绕床饥鼠”》），“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但却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从京口到上饶，又从上饶到铅山，家越来越远离北伐前线，人越来越老，现在虽然身任镇江知府，但最终我却将魂归何处呢？
……
一切的一切，齐上辛弃疾心头，凝结出《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千古绝唱，外加一篇《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上篇：以孙权和刘裕为视角对开禧北伐的前瞻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辛弃疾下笔就将孙权称为“英雄”，其真实意蕴究竟为何？不妨参读辛弃疾同日同地所作《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孙权继承父兄之业而为江东之主，年仅十九岁，时曹操已四十六岁，刘备三十九岁。此前两年，即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曾在许都谓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7]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两个英雄最后竟会先后被孙权这个晚辈所败。但竟直是宿命，孙权虽然贵为鼎足三分之一的吴国国主，但其一生的业绩却怎幺算来也只是如孙策临终所言，是个守成的君主，不是创业的君主（“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其能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他举贤任能而由周瑜败曹操于赤壁，由吕蒙败关羽于荆州，由陆逊败刘备于夷陵，但他本人几次亲自领兵上阵，却是败多胜少，还差点被张辽在逍遥津追杀，难见赫赫战功。因此，“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若豚犬耳！”[8]曹操这样说，这固然是对他的一种赞许（意思是：孙权是个守成的好君主，我生下的儿子应该如他那样，能够把我打下的天下坚守住，管理好），但那口气却分明包含着把他视为后辈小子的轻蔑成份。就历史总体而言，在和曹操的关系上，孙权不是主动进攻曹操（“北伐”），而是对曹操南征的被动应战（“北拒”），不是孙权决定消灭曹操，而是曹操想消灭孙权。孙权固然是“英雄”，但还只是“北拒英雄”，而非作者所向往的“北伐英雄”，明矣。
如同王昌龄《出塞曲》“秦时明月汉时关”应当解释为“明月还是秦汉时的明月，关塞还是秦汉时的明月”一样，“千古江山”的意思就是“江山还是千年以前的江山”。辛弃疾所效忠的南宋王朝，和孙权的东吴政权相隔刚好千年左右，并且一样的偏安江南；但可惜，这里却再也找不到像孙权这样的英雄了。对南宋王朝持如此低调的评价，和辛弃疾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中的慨叹如出一辙：“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当年的歌舞楼台经过长期风吹雨打早已荡然无存，英雄的业绩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无影无踪。这显然不见得妥当。因为前三句表达的主体并不在“古”，所以紧承而来的三句也应着眼于“今”。逻辑地分析起来，就是说：如今这片国土，和千年前的孙吴大致相同，却找不到孙权这样的英雄，原因何在呢？因为人们在舞榭歌台中生活，即使原本是英雄，其英雄气慨也必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舞榭歌台，名词作动词，过着舞榭歌台的生活；“风流”，指英雄或英雄气慨。
应该说，这在辛弃疾及其挚友陈亮的心目中，是一个判断英雄的重要标准。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抆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亲情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贺新郎·怀辛幼安》）
这些词都用了同一个典故。《三国志·陈登传》记载：“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许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曰：‘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刘备自称），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
那幺，真正想要成为北伐英雄，又将如何呢？请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确实的，宋武帝刘裕是一个比孙权更为了得的人物。孙权只是继承父兄之业而有江东之地，刘裕贫寒出身，却先后平定孙恩、桓玄、卢循之乱，又率军北伐，曾先后攻灭山东的南燕和陕西的后秦，废晋建宋。对他的英勇善战，连其政敌刘毅都深为佩服：“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固以此服公。”[9]称帝之后，他削弱强藩，集权中央，整顿户籍，厉行土断之法，废除苛繁法令，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他本人却“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平时穿着十分随便，连齿木屐，普通裙帽，住处用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以致他的孙子孝武帝刘骏后来看他用过的那些东西，竟然讥笑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10]
既然词的结尾已经写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辛弃疾其实也就写到了赵奢将兵，因为它们全都记载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原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显然，上述孙权和刘裕其实已经构成视角，对元嘉北伐进行反思：“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孙权，守成之君也；刘裕，创业之君也。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人都能重用人才，孙策称赞孙权“推贤任能”，刘毅称赞刘裕能“连百万之众”。“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11]这是孙权的名言。放手任用周瑜、鲁肃、吕蒙及陆逊等重要将领，自不必论矣。他对张昭和顾雍这两个重要文臣的感受是“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顾公在坐，使人不乐”，但却能予以重用，更属不凡。[12]。刘裕手下也拥有一大批人才，武将檀道济，文臣刘穆之，是其俊彦，史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瞻举。”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督军北伐后秦，收复洛阳、长安，本想经略关中，不料传来刘穆之病死的消息，怕朝廷有变，乃留其子刘义真率王修、王镇恶、沈田子等文武共守长安，自己统军南归。称帝后，“每叹念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殓瘁”！’又曰：‘穆之死，人轻易我。’”[13]
严格说来，宋文帝刘义隆也可谓守成之主。他在位二十九年，“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史称“元嘉之治”。但他不甘只是守成，遣师北伐，却遭挫败。因为他是随宫廷政变而被推上皇位的，权臣功高震主之阴影一直使他不敢放手使用将帅，虽然自己“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却要“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以致“诏从远来，事势已异”[14]，何况“将非韩、白”，结果自然是“覆师丧旅，延寇蹙境”！[15]元嘉十三年（436年），宋文帝病重，彭城王刘义康执政，怕宋文帝一死而檀道济不听命于己，矫诏召其入朝，与子八人并戮于建康。道济临刑怒吼：“乃复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闻之，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被宋文帝任命去攻打滑台的朔宁将军王玄谟却是怎样一个人呢？史载：“王玄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而玄谟贪愎好杀。初围滑台，城中多茅屋，众请以火箭烧之。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城中即撤屋穴处。时河、洛之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玄谟不即其长帅而以配私昵；家什布匹，责大梨八百；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众请发车为营，玄谟不从。”结果，魏人南抵瓜步，欲饮马长江。“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若檀道济在，岂使胡至此？’”[16]
辛弃疾借古意在讽今。当时，韩侂胄掌握军政大权，贵为平原郡王、太师、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之上，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高谈伐金，却继续过着奢靡荒淫的生活，其着意经营的私人苑林南园，“凿山为园，下瞰宗庙”，“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17]。而聚集在韩侂胄周围的则全是无赖小人，无耻之徒，如韩侂胄的亲信、宰相陈自强“性极贪鄙，四方来书若无贿赂，则不折阅；人有仕进干请，必议价而后予；又纵子弟亲戚收授贿赂”，另一亲信苏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所以当时就有人称南宋朝廷“满朝都是贼”[18]。韩侂胄被杀之后，朝廷没收韩侂胄及其党羽的土地，每年从这些田地上收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另外尚有现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
宋文帝仓皇北顾而反思到了决策过程中“北伐之计，同议者少”的问题。“上欲伐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并劝之；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等纷纷劝谏，上皆不从。[19]历史惊人的相似。知韩侂胄锐意用兵，南宋监察御史娄机极口沮之，谓：“恢复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骄逸，遽驱于锋镝之下，人才难得，财用未裕，万一兵祸连结，久而不解，奈何？”邱崈历来主张恢复，也因宿将凋零，时不可战，手书力论：“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中国当示大体，宜申儆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词矣。”武学生华岳更是上书，谏朝廷未宜用兵启边衅，且乞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编管建宁。[20]很显然，无论是宋文帝还是宋宁宗，去孙权远矣。史载：“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不宜听也。’权从之。”[21]
而韩侂胄北伐的策略，说穿了无非是乘人之危，侥幸以逞：当时，金国“与宋接壤的地区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它地区更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报来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为不少的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韩侂胄本人也曾两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22]但早有北宋名臣指出：“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23]“民之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24]与金和解，天下承平日久，侈靡之风日重，江南山水秀丽妩媚，更是销了剑锋，雌了男儿，以不曾受天灾之苦的宋军入于灾区，和已经习于灾境的金军作战，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所以，辛弃疾知镇江府后提出：“中国之兵不战而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指北宋灭亡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戮之，不为衰止。唯当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士丁断不可用。目今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正为是也。盖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扬、舒、蕲、濡须之人，则手便犁锄，胆惊钲鼓，与吴人一耳，岂可例以为边丁哉？”[25]果然，宋军以优势兵力和金国开战，却惨遭失败。“数万士兵的溃散也部分地归因气候。多日来连续的大雨，冲跨了不得不在野外露营的士兵们的帐篷。给养无法及时到达，将士们为饥饿所困。军马所需的干草也变湿腐败。”但同样的情况对金军却并未构成多大的损害。[26]因为乘人之危，你所谓的“他人之危”，对你来说也是“危”，而且很可能是更大的“危”！
归纳起来，辛弃疾的意思未尝不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南宋王朝像孙权这样的“北拒英雄”也找不到，更别说是刘裕这样的“北伐英雄”了。古代英雄为国杀敌，如此不顾自身也，如今高谈北伐之人，如此耽于“舞榭歌台”，却无“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之体验，兵凶战危，能无“不称”乎？“原王勿遣！”史载：“开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宁宗谕大臣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27]辛弃疾可谓得先见矣。
下篇：以张浚和廉颇为视角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关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历来都说“作者借此事咏叹当时南宋近事，指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北伐，在符离兵败的事”，许多人还给张浚加上了“徒具虚名”之类的定语[28]。
如上所述，宋文帝覆师丧旅，延寇蹙境，“将非韩、白”是一大原因。但张浚却决非等闲之辈。他坚决主张抗金，观其推贤进能，任用良将，打击劲敌，招降世盗，欲以恢复中原，完成统一中兴大业，是一时之人杰，封魏国公。所以辛弃疾南归之初即向他献抗金之策，而其朋友刘过则有《吊魏公》诗：“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殒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把他比作韩信和诸葛亮，并对他屡遭排挤，未能展其雄才大略而惋惜。他因忤秦桧而被宋高宗贬官在外几二十年，“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孝宗即位，召张浚入见，动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为什幺隆兴北伐，他却惨遭失败，死前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29]？因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个体作用无论怎样杰出，总离不开有相应的群体归属也。二十年贬窜南荒之地，他所倚重的岳飞、韩世忠、吴玠等部属均已零落殆尽，所以虽然重掌枢密，却无力指挥李显忠等新进的将领，此张浚已非彼张浚矣。同时，宋孝宗虽然对张浚许诺“今朝廷所恃唯公”，但他本人却受到太上皇宋高宗和宰相汤思退这两个主和派权势人物的掣肘。如此，宋军上下离违，军令不行，焉得不败？也正因为此，不约而同地，
在北伐战事呼之欲出之时，作者身世浩茫，处境微妙，登临北固亭，府瞰镇江城，自然“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4]，慨然有恢复之意，除了想起孙权和刘裕这两个历史上的有为之君，还会想到些什幺呢？
——想到南宋名将张浚曾在此不战而退金军。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伪齐刘豫联合金军攻宋，南宋名将张浚知枢密院使，“即日赴江上视师。时兀术（zhú）拥兵十万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浚长驱临江，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浚既部分诸将，身留镇江节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诣兀术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术色变，夕遁。”伪齐军亦弃辎重而逃。[5]
——想到挚友陈亮（字同甫）曾到此考察形势。“同父之志，平盖万夫，横渠少日，慷慨是须，拟将十万，登封狼胥。”[6]淳熙十五年（1188年）春，曾特地前往长江沿岸的建康、京口一带考察山川形势和民心所向，写下著名词篇《念奴娇·登多景楼》，回京都后第四次上书宋孝宗：“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虎之藏穴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中国为一哉！”重申自己北伐的主张。同年冬天，又赴江西上饶访问辛弃疾，同游鹅湖，极论世事，畅叙弥旬始别，别后相和为词，佳作纷呈。
——想到京口是他本人南归后第一个安家之地。那时，他虽然失去了他从北方带来的一万人马，但却与邢台范邦彦之女结婚，往来尚多南归的北方人。逐渐地，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尽管尽职尽忠，政绩卓著，但却始终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既希望“金印明年如斗大”（《满江红·“笳鼓归来”》），有朝一日，转赴抗金前线；又早有“更乞鉴湖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思想准备。淳熙八年(1181年)，落职到上饶带湖新居闲居十年，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移居铅山瓢泉新居闲居八年。虽然“平生塞北江南”（《清平乐·“绕床饥鼠”》），“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但却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从京口到上饶，又从上饶到铅山，家越来越远离北伐前线，人越来越老，现在虽然身任镇江知府，但最终我却将魂归何处呢？
……
一切的一切，齐上辛弃疾心头，凝结出《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千古绝唱，外加一篇《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上篇：以孙权和刘裕为视角对开禧北伐的前瞻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辛弃疾下笔就将孙权称为“英雄”，其真实意蕴究竟为何？不妨参读辛弃疾同日同地所作《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孙权继承父兄之业而为江东之主，年仅十九岁，时曹操已四十六岁，刘备三十九岁。此前两年，即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曾在许都谓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7]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两个英雄最后竟会先后被孙权这个晚辈所败。但竟直是宿命，孙权虽然贵为鼎足三分之一的吴国国主，但其一生的业绩却怎幺算来也只是如孙策临终所言，是个守成的君主，不是创业的君主（“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其能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他举贤任能而由周瑜败曹操于赤壁，由吕蒙败关羽于荆州，由陆逊败刘备于夷陵，但他本人几次亲自领兵上阵，却是败多胜少，还差点被张辽在逍遥津追杀，难见赫赫战功。因此，“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若豚犬耳！”[8]曹操这样说，这固然是对他的一种赞许（意思是：孙权是个守成的好君主，我生下的儿子应该如他那样，能够把我打下的天下坚守住，管理好），但那口气却分明包含着把他视为后辈小子的轻蔑成份。就历史总体而言，在和曹操的关系上，孙权不是主动进攻曹操（“北伐”），而是对曹操南征的被动应战（“北拒”），不是孙权决定消灭曹操，而是曹操想消灭孙权。孙权固然是“英雄”，但还只是“北拒英雄”，而非作者所向往的“北伐英雄”，明矣。
如同王昌龄《出塞曲》“秦时明月汉时关”应当解释为“明月还是秦汉时的明月，关塞还是秦汉时的明月”一样，“千古江山”的意思就是“江山还是千年以前的江山”。辛弃疾所效忠的南宋王朝，和孙权的东吴政权相隔刚好千年左右，并且一样的偏安江南；但可惜，这里却再也找不到像孙权这样的英雄了。对南宋王朝持如此低调的评价，和辛弃疾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中的慨叹如出一辙：“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当年的歌舞楼台经过长期风吹雨打早已荡然无存，英雄的业绩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无影无踪。这显然不见得妥当。因为前三句表达的主体并不在“古”，所以紧承而来的三句也应着眼于“今”。逻辑地分析起来，就是说：如今这片国土，和千年前的孙吴大致相同，却找不到孙权这样的英雄，原因何在呢？因为人们在舞榭歌台中生活，即使原本是英雄，其英雄气慨也必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舞榭歌台，名词作动词，过着舞榭歌台的生活；“风流”，指英雄或英雄气慨。
应该说，这在辛弃疾及其挚友陈亮的心目中，是一个判断英雄的重要标准。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抆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亲情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贺新郎·怀辛幼安》）
这些词都用了同一个典故。《三国志·陈登传》记载：“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许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曰：‘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刘备自称），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
那幺，真正想要成为北伐英雄，又将如何呢？请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确实的，宋武帝刘裕是一个比孙权更为了得的人物。孙权只是继承父兄之业而有江东之地，刘裕贫寒出身，却先后平定孙恩、桓玄、卢循之乱，又率军北伐，曾先后攻灭山东的南燕和陕西的后秦，废晋建宋。对他的英勇善战，连其政敌刘毅都深为佩服：“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固以此服公。”[9]称帝之后，他削弱强藩，集权中央，整顿户籍，厉行土断之法，废除苛繁法令，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他本人却“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平时穿着十分随便，连齿木屐，普通裙帽，住处用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以致他的孙子孝武帝刘骏后来看他用过的那些东西，竟然讥笑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10]
既然词的结尾已经写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辛弃疾其实也就写到了赵奢将兵，因为它们全都记载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原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显然，上述孙权和刘裕其实已经构成视角，对元嘉北伐进行反思：“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孙权，守成之君也；刘裕，创业之君也。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人都能重用人才，孙策称赞孙权“推贤任能”，刘毅称赞刘裕能“连百万之众”。“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11]这是孙权的名言。放手任用周瑜、鲁肃、吕蒙及陆逊等重要将领，自不必论矣。他对张昭和顾雍这两个重要文臣的感受是“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顾公在坐，使人不乐”，但却能予以重用，更属不凡。[12]。刘裕手下也拥有一大批人才，武将檀道济，文臣刘穆之，是其俊彦，史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瞻举。”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督军北伐后秦，收复洛阳、长安，本想经略关中，不料传来刘穆之病死的消息，怕朝廷有变，乃留其子刘义真率王修、王镇恶、沈田子等文武共守长安，自己统军南归。称帝后，“每叹念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殓瘁”！’又曰：‘穆之死，人轻易我。’”[13]
严格说来，宋文帝刘义隆也可谓守成之主。他在位二十九年，“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史称“元嘉之治”。但他不甘只是守成，遣师北伐，却遭挫败。因为他是随宫廷政变而被推上皇位的，权臣功高震主之阴影一直使他不敢放手使用将帅，虽然自己“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却要“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以致“诏从远来，事势已异”[14]，何况“将非韩、白”，结果自然是“覆师丧旅，延寇蹙境”！[15]元嘉十三年（436年），宋文帝病重，彭城王刘义康执政，怕宋文帝一死而檀道济不听命于己，矫诏召其入朝，与子八人并戮于建康。道济临刑怒吼：“乃复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闻之，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被宋文帝任命去攻打滑台的朔宁将军王玄谟却是怎样一个人呢？史载：“王玄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而玄谟贪愎好杀。初围滑台，城中多茅屋，众请以火箭烧之。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城中即撤屋穴处。时河、洛之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玄谟不即其长帅而以配私昵；家什布匹，责大梨八百；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众请发车为营，玄谟不从。”结果，魏人南抵瓜步，欲饮马长江。“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若檀道济在，岂使胡至此？’”[16]
辛弃疾借古意在讽今。当时，韩侂胄掌握军政大权，贵为平原郡王、太师、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之上，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高谈伐金，却继续过着奢靡荒淫的生活，其着意经营的私人苑林南园，“凿山为园，下瞰宗庙”，“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17]。而聚集在韩侂胄周围的则全是无赖小人，无耻之徒，如韩侂胄的亲信、宰相陈自强“性极贪鄙，四方来书若无贿赂，则不折阅；人有仕进干请，必议价而后予；又纵子弟亲戚收授贿赂”，另一亲信苏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所以当时就有人称南宋朝廷“满朝都是贼”[18]。韩侂胄被杀之后，朝廷没收韩侂胄及其党羽的土地，每年从这些田地上收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另外尚有现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
宋文帝仓皇北顾而反思到了决策过程中“北伐之计，同议者少”的问题。“上欲伐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并劝之；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等纷纷劝谏，上皆不从。[19]历史惊人的相似。知韩侂胄锐意用兵，南宋监察御史娄机极口沮之，谓：“恢复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骄逸，遽驱于锋镝之下，人才难得，财用未裕，万一兵祸连结，久而不解，奈何？”邱崈历来主张恢复，也因宿将凋零，时不可战，手书力论：“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中国当示大体，宜申儆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词矣。”武学生华岳更是上书，谏朝廷未宜用兵启边衅，且乞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编管建宁。[20]很显然，无论是宋文帝还是宋宁宗，去孙权远矣。史载：“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不宜听也。’权从之。”[21]
而韩侂胄北伐的策略，说穿了无非是乘人之危，侥幸以逞：当时，金国“与宋接壤的地区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它地区更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报来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为不少的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韩侂胄本人也曾两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22]但早有北宋名臣指出：“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23]“民之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24]与金和解，天下承平日久，侈靡之风日重，江南山水秀丽妩媚，更是销了剑锋，雌了男儿，以不曾受天灾之苦的宋军入于灾区，和已经习于灾境的金军作战，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所以，辛弃疾知镇江府后提出：“中国之兵不战而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指北宋灭亡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戮之，不为衰止。唯当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士丁断不可用。目今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正为是也。盖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扬、舒、蕲、濡须之人，则手便犁锄，胆惊钲鼓，与吴人一耳，岂可例以为边丁哉？”[25]果然，宋军以优势兵力和金国开战，却惨遭失败。“数万士兵的溃散也部分地归因气候。多日来连续的大雨，冲跨了不得不在野外露营的士兵们的帐篷。给养无法及时到达，将士们为饥饿所困。军马所需的干草也变湿腐败。”但同样的情况对金军却并未构成多大的损害。[26]因为乘人之危，你所谓的“他人之危”，对你来说也是“危”，而且很可能是更大的“危”！
归纳起来，辛弃疾的意思未尝不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南宋王朝像孙权这样的“北拒英雄”也找不到，更别说是刘裕这样的“北伐英雄”了。古代英雄为国杀敌，如此不顾自身也，如今高谈北伐之人，如此耽于“舞榭歌台”，却无“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之体验，兵凶战危，能无“不称”乎？“原王勿遣！”史载：“开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宁宗谕大臣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27]辛弃疾可谓得先见矣。
下篇：以张浚和廉颇为视角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关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历来都说“作者借此事咏叹当时南宋近事，指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北伐，在符离兵败的事”，许多人还给张浚加上了“徒具虚名”之类的定语[28]。
如上所述，宋文帝覆师丧旅，延寇蹙境，“将非韩、白”是一大原因。但张浚却决非等闲之辈。他坚决主张抗金，观其推贤进能，任用良将，打击劲敌，招降世盗，欲以恢复中原，完成统一中兴大业，是一时之人杰，封魏国公。所以辛弃疾南归之初即向他献抗金之策，而其朋友刘过则有《吊魏公》诗：“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殒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把他比作韩信和诸葛亮，并对他屡遭排挤，未能展其雄才大略而惋惜。他因忤秦桧而被宋高宗贬官在外几二十年，“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孝宗即位，召张浚入见，动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为什幺隆兴北伐，他却惨遭失败，死前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29]？因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个体作用无论怎样杰出，总离不开有相应的群体归属也。二十年贬窜南荒之地，他所倚重的岳飞、韩世忠、吴玠等部属均已零落殆尽，所以虽然重掌枢密，却无力指挥李显忠等新进的将领，此张浚已非彼张浚矣。同时，宋孝宗虽然对张浚许诺“今朝廷所恃唯公”，但他本人却受到太上皇宋高宗和宰相汤思退这两个主和派权势人物的掣肘。如此，宋军上下离违，军令不行，焉得不败？也正因为此，不约而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