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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戬炜先生商榷
王福权
摘要
王羲之是书法界永恒的话题，但他对于后世人来说却是陌生而神秘的，关于王羲之的史料非常少，还有很多伪托的文章和墨迹。人们关于书圣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所知甚少，所知的可靠的信息就更少了。对王羲之信息的研究是书法界不可推卸的责任，哪怕是很小的一个词语，我们都有必要去争论，去研究出一个可靠的事实。
近日见到《书法》杂志第七期上有一篇文章《王羲之与晋陵》，作者张戬炜先生在结论和附论中提出王羲之应出生于三O七年或者更后，而卒于三七四年以后的说法。研究王羲之的人都知道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的争论原共有六说，而303—361年说是最受支持的，近年来学界一般也认同此说。张先生的观点若能够成立，就会颠覆众学者在此基础上关于王羲之的研究成果。生卒年一错，意味着很多按照生卒年而提出的论点都不成立了，比如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断代，考察王羲之书风的分期以及变迁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张先生的观点究竟可信与否呢，就其文来说：正文与后文附论并无关联，附论所述内容是说王羲之曾任吴兴太守，而其文所举的王羲之三七四年在世的“依据”只有一个《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就严密性来说是孤证，就可信性来说是伪托，所以其关于王羲之在三七四年任吴兴太守的观点笔者不能同意。王羲之的生卒年应该是三O三—三六一年。
关键词： 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
在张先生的文章中，论述了王羲之家族的南渡与晋陵的关系，但是他的结论中提到了王羲之生于三O七年或以后，卒于三七四年以后的说法引起了我的注意。其观点大致如下： 以吴均的《入东记》、颜真卿的《颜鲁公集石柱山川升山》、裴清的《吴兴太守历官记》、顾况的《湖州刺史厅壁记》、赵孟頫的《湖州路总管府题名记》、陶弘景《论书启》来证明王羲之做过吴兴太守，然后又引《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欲证明王羲之在东晋宁康二年（三七四）还在世。最后结论说：“公元三七四年，王羲之时任吴兴太守”。根据笔者的考察，该“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是伪托给王羲之的，因而张文的王羲之在三七四年还在世并且还任吴兴太守的说法不能成立。
一、其文的逻辑有三处错误。Ⅰ、文章正文讲述的是王羲之与晋陵的关系，结论说王氏一族三O七年以前移居江南是移居到了晋陵，笔者对此暂无异议，但是结论中又说王羲之的出生是在三O七年或者更晚，这一点完全没有依据，其文丝毫看不出王氏移居晋陵与王羲之的出生有何关系，而实际上王羲之的出生本身和南渡也不存在必然联系。
Ⅱ、其文在附论中列举了很多历史记载说王羲之做过吴兴太守，后又举了《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欲证明王羲之三七四年还在世，然后就说王羲之三七四年做过吴兴太守。关于王羲之做过吴兴太守一事笔者暂无异议，但是做过吴兴太守不一定是三七四年做过的，笔者也研究王羲之，曾广泛搜集论文而成册，以备不时之需，手头上恰好有《临沂师专学报》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中王瘦梅先生的文章，王文很短，被张先生几乎全部引用，而王文中除了列举的那些王羲之做过吴兴太守的证据外完全没有任何关于王羲之任职时间的材料，并且在其文章的末尾编者按中明确表示“承王瘦梅同志来信稿肯定了王羲之确认吴兴太守，这就解决了王羲之历史上的一个悬案。不过来稿中说王羲之任吴兴太守在东晋孝武帝宁康、太元年间（约三七三---三七九）。正确与否尚待深入考证。”编者都对王羲之任职时间进行了怀疑，文章中又没有任何证据，可见王文提供的任职时间是不可靠的，没有依据的。Ⅲ、与历史记载矛盾。退一步来说即便三七四年王羲之还在世，也不可能在做吴兴太守。这与王羲之永和十一年（三五五）的《誓墓文》所说“止足之分，定于今日……自今之后，敢逾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的永不复仕之心大相抵触，况且用来证明王羲之三七四年还在世的《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本身就是后人伪托给王羲之的。王羲之《十七帖》中有《逸民帖》云“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可见当时已经弃官回家。这已经是永和十一年以后的事情了。我们是相信史实载的王羲之自己的文章呢，还是相信后人伪托的文章呢，这一点自不待言。
二、其文举的孤证《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是后人伪托给王羲之的。原因有二，Ⅰ、族谱或序或文传王羲之所作都为伪托。在《清华大学学报》二零零六年年第一期第二十一卷中，刊载了张廷银先生的《族谱中所见王羲之轶文辨伪》，张先生是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研究文献性问题有最方便的条件，研究很透彻，其文以《蒋氏族谱》为研究对象对伪托王羲之的行为进行了层层辨伪和剖析，并且明确表示“我们在使用族谱资料时，特别是对待其中有关历史任命的资料时，一定要格外谨慎，不可盲从”。“在家谱中署名某名人的文章实在是太常见了”，“除了王羲之和范仲淹的外，还有朱熹、文天祥、吕祖谦、真德秀等人撰写的序和传。如果只看署名，就断然肯定是他们所做，然后用来去推证某些史实，必定误入歧途。”其文指出了伪托王羲之的文化意义，表达了对历史名人的敬仰和爱戴。但从道德的本质上讲就不应该这样做了。还指出了族谱家界名人的意图，族谱中借用名人名义炮制序跋传状等文章，本来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一般说来被假借者要么是本地名人，要么与该族或族中某事有关系”。“有时为了达到宣扬其家族的目的，不惜编造‘名人情节’：或称族内某人与某名人有过交往，或者请某名人出来写序、传，在家谱中比比皆是。”而《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正是以王羲之是其“通家同寅弟”来伪托的。
在王汝涛先生的《琅琊王氏考信录》一书四十五、四十六页中明确提出“不能据私谱而改国史”。文中引用了《宋史刘烨传》中“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随后又指出“旧谱以失，宋朝，新的家族又需要修谱，于是由官修盛行变成了私修的时代”王羲之被宋人洪迈说成是“晋宋间第一流人”，所以伪托给王羲之是很显然的选择。王汝涛先生还提出了相信国史不相信族谱的原因“史书的正史，自《史记》至《新唐书》等是十七部，都有学者为之做注，后代复有专著作这方面的研究，即使有错误，大部分已被指了出来。而私家所修之谱，却很少有专家学者为之订正，故有些内容，其错误虽显而易见，仍旧被后来的修谱者辗转传抄，以讹传讹。”在王文中还明确指出了《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这篇文字是伪托王羲之的。理由有二：张彦远《法书要录》、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晋文》、等著作中都没有这篇文字，张和严都是有名的学者，不大可能会出闪失；王羲之的生卒年大陆学者已经公认是三O三---三六一年，根据这个推断宁康二年（三七四）年王羲之是不可能在世的。史实如此不需争论。
Ⅱ、族谱本身的问题证明王羲之不可能给其写了序。①宁康二年（三七四）邓羌在带兵征战，是不可能在是年修族谱的。《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的落款有两种，但都是说是王羲之所作，今举一种“晋宁康二年，岁次甲戌秋九月重阳前三日，右将军会稽内史兼理量度机务事，通家同寅弟琅琊王羲之顿首拜撰”。别的不说，只看这一句就已经可以断定这篇序是后人人伪托的了，同寅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纪相同的弟弟，一个是同在一朝为官的弟弟，与王羲之年龄是否相同已不可考，但是与王羲之在同朝为官的就是邓羌。在此序文中也提到“余与遐公嗣君钲国将军羌同力王事。”而《晋书·孝武帝纪》记载“宁康二年(三七四)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聚众二万，起兵反秦，又派人向东晋请求援兵。前秦王苻坚派镇东将军邓羌率甲士五万讨伐。”《资治通鉴》卷一百三记载“夏，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击秦，有众二万，遣使来请兵。秦王坚遣镇军将军邓羌帅甲士五万讨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虔帅众三万攻垫江，姚苌兵败，退屯五城。瑶、石虔屯巴东。张育自号蜀王，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等五万馀人进围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龙。秋，七月，张育与张重等争权，举兵相攻，秦杨安、邓羌袭育，败之，育与杨光退屯绵竹。八月，邓羌败晋兵于涪西。九月，杨安败张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斩首二万三千级。邓羌击张育、杨光于绵竹，皆斩之。益州复入于秦
④版本不同记载不同，说明是讹造的。笔者见到了两个版本的《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其中一本为民国二十四年手抄本，另一种是《百家姓书库·邓》中的本子。此本与流行的很多《邓氏族谱》中的本子内容相差不大，不知是谁抄的谁，本文不予讨论。笔者对比了两个本子中的语言，竟然有六十几处不同。其中错别字、句读错误比比皆是。还有时间上的冲突。其中手抄本记录是永平二年邓氏四十七世祖加封云台首将，而《百家姓书库》本作永平三年。至此可以判断是伪托的无疑，况且印证了上文王汝涛先生说族谱没有学者进行校正，以讹传讹因而不可信的言论。⑤《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中记载说“其家编修谱牒，将军与其族人，具册请为之序”，这与历史是矛盾的，历史上在东晋族谱是官修的，不是私修的。
三、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观点延续下去，历史记载就都乱了，学界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的“六说”都将不成立，而历史的众多史实的一致性说明三O三年---三六一年说是正确的，反证了这种观点的错误。其中一说是现在学界公认的三O三—三六一年说。对王羲之生卒年错误的说法有如下五种：传羊欣《笔阵图》说（三二一---三七九年），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说（三O五—三六四年）、姜亮夫说（三O三---三七九年）鲁一同说（三O七---三六五年）。传王羲之《笔阵图》说（三O四---三六二）。还有如果按照张先生的结论延续下去，三七四年还在世的话，这六说之中只有传羊欣说与姜亮夫说有可能正确了，然而历史记载足以证明这两说是错误的。《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十三岁拜访周顗而名声煊赫，而周顗322年就死了，若按照羲之三二一年出生的说法，王羲之拜访他的时候才两岁。安能拜访别人还声名大著？很显然是不成立的。而姜亮夫说本身就是错的，与历史记载王羲之五十九岁卒明显矛盾。《世说新语》谓“献之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张怀瓘《书断》及黄伯思《东观余论》记载说“子敬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记载虽有偏差但是有一个点没有变，就是献之的出生年，可见他们对献之的出生年是双双认可的。由此我们知道献之出生在三四四年，而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载“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陶弘景的《论书启》张先生也曾引用，代表此可信，按此推算王献之十七八的时候是三六O、三六一年。这正说明了王羲之卒于三六一年。也就是说除了《瀑布山展墓记》和《真诰》我们还有其他证据。众多历史事实的毋庸置疑性证明了王羲之生于三O七年以后，三七四年任吴兴太守的观点不成立。此外张先生的文章并未给出反驳《瀑布山展墓记》和陶弘景《真诰》的有效证据，也没有找到他们的漏洞，仅仅有一个伪托的《邓氏族谱》就断定王羲之三七四年任吴兴太守的这种说法很显然是错误的。王羲之可能做过吴兴太守，时间已不可考，但是王羲之的生卒年是三O三---三六一年。
参考文献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
日藏本刘义庆《世说新语》人民文学出版社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临沂师专学报》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清华大学学报》二OO六年第一期
王汝涛《琅琊王氏考信录》群言出版社
王玉池《二王书艺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
《金牛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五六、一五七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金牛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百家姓书库·邓》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王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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